歷史真實，或者政治正確——文獻(xiàn)記載與文本解讀的兩種取向

俞志慧（紹興文理學(xué)院）

　　內(nèi)容摘要：本文從文獻(xiàn)記載中有關(guān)姜太公的年齡、妲己的傳說、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泰伯與仲雍讓國、西施的傳說等個案出發(fā)，指出許多文獻(xiàn)包括歷史文獻(xiàn)記載之人、事未必就是歷史真實，而往往是基于政治正確的產(chǎn)物；同時，對于既有文本的解讀，除了章句訓(xùn)詁之法而外，還有著基于政治正確原則而產(chǎn)生的溢價式閱讀。在肯定忠實于歷史真實的記載與解讀方法及其成果的同時，不必否定與歷史真實有距離但符合政治正確原則的方法與成果，因為它們作為相關(guān)歷史人物與事件的衍生物，已經(jīng)成為一個新的文化存在，這個新的文化存在的意義和影響有時甚至超出了它的母體，并且獲得了其母體所不能承載的文化意義。它不僅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也是我們值得認(rèn)真總結(jié)與繼承的遺產(chǎn)。我們要做的不是在信古與疑古中作出簡單的選擇，而應(yīng)該是將歷史真實與政治正確做出梳理，讓歷史回歸歷史，把政治還給政治。

　　關(guān)鍵詞：歷史真實；政治正確；文本；敘述；解釋

　　作者簡介：俞志慧，浙江新昌人，1963年生，文學(xué)博士，文獻(xiàn)學(xué)博士后，現(xiàn)任紹興文理學(xué)院中文系教授，主攻周秦漢文學(xué)與文獻(xiàn)，著有《君子儒與詩教——先秦儒家文學(xué)思想考論》、《〈國語〉韋昭注辨正》等，發(fā)表論文八十篇。

引言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有以下一段文字：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誤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1]。

　　韓非用這一則故事來說明“先王之言，有其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2]，郢人之所為極小，而燕國之所為極大，這位燕相可謂是進(jìn)行了一次創(chuàng)造性閱讀。然而，在今人的理解中，“郢書燕說”一詞更側(cè)重在韓非子的“非書意也”一語，即比喻穿鑿附會，曲解原意。貶之為穿鑿附會也罷，譽之為積極閱讀也好，在文獻(xiàn)的解讀上，這種有意無意的“溢價”現(xiàn)象廣泛存在，這給后人理解典籍文獻(xiàn)和相關(guān)的歷史事實帶來了不少的麻煩。不僅如此，文獻(xiàn)記載本身也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存在著對歷史事實或放大、或遮蔽、或顧左右而言他的現(xiàn)象，讀者尤其是學(xué)者們需要煉就一雙火眼金睛，本著“辨章學(xué)術(shù)，考鏡源流”的方法與態(tài)度，知其所以然與所以不然，才不至于讓既有文獻(xiàn)成為我們的“所知障”。本文試以平時閱讀中積累的文獻(xiàn)記載與釋讀為例，討論產(chǎn)生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以及讀者所當(dāng)采取的態(tài)度。

一、姜太公的年齡

　　既然被尊為太公，此公自然該有老大一把年紀(jì)了。因而在一般人心目中，不管在什么場合，這位周武王的軍師都是以一個白胡子老人的形象出現(xiàn)的。其中的信息源，不僅有《封神演義》之類說部文獻(xiàn)，也有如《韓詩外傳》卷八、《宋書·符瑞志》等經(jīng)史材料。但問題是：誰該稱他為太公？是他輔佐過的武王嗎？克商以后他干什么去了，又活了多少年？好在我們今天還能檢索到離這位老人不遠(yuǎn)的若干文獻(xiàn)材料，請看：

　　《古本竹書紀(jì)年·周紀(jì)》：“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3]

　　《今本竹書紀(jì)年》卷下：“（康王）六年，齊太公薨。”[4]

　　這位齊太公就是齊國始封君姜太公，周康王系武王之孫、成王之子。現(xiàn)在的問題是：太公望享年幾何？史無明文，但畢竟人們的壽數(shù)不會有太大的差距，準(zhǔn)此，我們不妨看看各家對武王、成王在位年限的統(tǒng)計數(shù)字：

　　《今本竹書紀(jì)年·卷上：

　　（商紂王）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5]。

　　四十二年，西伯發(fā)受丹書于呂尚[6]。

　　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7]。

　　由此可知，武王從繼位到伐殷前后為時十二年。

　　《今本竹書紀(jì)年》卷下：

　　（周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8]。

　　十七年，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9]。

　　（成王）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10]。

　　由此可知，武王克殷以后君臨天下凡五年，其子成王在位凡三十七年。

　　陳夢家（1911—1966）《西周年代考》：

　　文王，前1077—前1026年在位，前后凡五十年。

　　武王，前1027—前1025年在位，凡三年。

　　成王，前1024—前1005年在位，凡二十年[11]。

　　《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

　　周武王，前1046—前1043年在位，前后凡4年。

　　成王，前1042—前1021年在位，前后凡22年[12]。

　　綜合以上幾種材料，可知從武王元年到康王六年，最大值是48年，最小值是29年，也就是說，這位姜太公在輔佐武王克商后至少還活了29年[13]。如果我們相信克商時他那端坐在華蓋車上的白胡子形象，那么只有一種解釋：這位呂望老先生特別高壽。但是且慢，還有兩條去古更近的材料：

　　《詩·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14]

　　《逸周書·世俘》：“大公望命御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晉孔晁注：“太公受命追御紂黨方來。”[15]

　　詩中所描寫的就是那場決定商亡周興的牧野之戰(zhàn)。在這場戰(zhàn)役中，呂望并沒有在華蓋車上讓手下人伺候，也不是搖著羽毛扇的斯文作派，而是作鷹揚之勢，《逸周書》所載呂望親自追擊紂之余黨方來，并擒獲俘虜之事又可與之互證。試想，一個能在千軍萬馬中沖鋒陷陣、斬將搴旗如雄鷹之飛揚的武士，怎么可能是一個白胡子老頭呢？這里只有一種解釋：這位文王、武王的謀士（師），在成王面前是尚父，到康王時期，憑一把年紀(jì)和國老的資格，大家都得管他叫太公了。再將關(guān)于呂望有關(guān)記載的幾個時間點串聯(lián)起來：

　　呂望早先在殷王朝的體制內(nèi)為官：《孫子兵法·用間》：“周之興也，呂牙在殷。”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關(guān)于太公望最早的子部文獻(xiàn)記載；

　　后因緣際會得遇文王（嚴(yán)格說來叫西伯），轉(zhuǎn)事大邑周：《楚辭·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在克商前十年獻(xiàn)丹書于武王（也叫西伯）；

　　輔佐武王克商時是一個驍勇善戰(zhàn)的武士；

　　克商以后又活了至少二十九年。

　　那么，所謂姜太公釣魚——如果確有其事，而且不能喚作太公——遇文王（西伯）時肯定不是一個叡智的老人，而是一個已經(jīng)學(xué)而有成、并有一定政治歷練且心雄天下的年輕人。

　　那么，這位呂望先生何時又出于什么原因成為一以貫之的太公呢？據(jù)現(xiàn)有文獻(xiàn)看來，其時間不會在世卿世祿制度瓦解之前，其原因則與戰(zhàn)國及其后個人奮斗者們的勵志宣傳相關(guān)。以下幾則材料雖然成編時期有先有后，但都不約而同地指向了上述這個時間點及意義背景：

　　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相與學(xué)訟于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于羑里，獻(xiàn)寶以免文王[16]。（《尚書大傳·西伯戡耆》）

　　按：散宜生三位皆文王重臣。在文王時已能接受散宜生等名流咨詢的高人，到武王克商時是不可能作“鷹揚”之勢的，但正好讓他安上白胡子。

　　太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于棘津，釣于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于齊[17]。（《韓詩外傳》卷八）

　　其中敘述與上引《尚書大傳》所載互相牴牾，如前者為社會名流，后者為草根，但適足以塑造一個大器晚成的典型，這在世卿世祿制度廢止以后，于個人奮斗者有著特別的榜樣意義。

　　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于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于齊，由是觀之，老可老邪？[18]（《列女傳》卷六）

　　按：七十——八十——九十，這種整齊劃一的敘述中顯然遺留著敘述者對歷史事實的改造烙印，但總體而言，倒與戰(zhàn)國以來關(guān)于姜太公的傳說相契合。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于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寧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于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髕腳于宋，而卒相中山；范睢，折脅拉齒于魏，而后為應(yīng)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19]。（《說苑》卷八）

　　太公望，東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聞文王賢，故釣于渭以觀之[20]。（《呂氏春秋·孝行覽·首時》）

　　同一個劉向，在《列女傳》中讓姜太公“七十屠牛于朝歌市”，在《說苑》中“七十而相周”，雖然不合邏輯，但卻有戰(zhàn)國以還新興階層的現(xiàn)實需要：對于那些出身卑微又不甘沉淪的士人，最好是此前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曾經(jīng)非常不堪，《說苑》中甚至不惜唐突前賢，讓管仲去做狗盜，一來可為自己提氣壯膽，二來告訴當(dāng)路者我就是那個呂望或者管仲，只要你敢于不拘一格重用我，不僅我自己可一朝之間龍飛九天，你治下的國家也能因我臻于至治。至于在世卿世祿制度下的管仲、百里奚[21]等輩是否果真如傳說的那么不堪，反而并不重要。從年齡上而言，那些“四十、五十而無聞”者大可不必泄氣，一個現(xiàn)成的例子是，那個后來被人們喚做太公的人不妨讓他一開始就成為太公——你瞧，人家熬到七十歲才咸魚翻身呢！當(dāng)然，少年得志者也沒有理由自命不凡，不是有個叫甘羅的嗎？在后來輯成的《戰(zhàn)國策·秦策五》中，就有他十二歲即成為一個出色的秦國外交官的案例，至于縱橫家們的話有幾分可信度，反而因為這個故事有太大的誘惑力而鮮有質(zhì)疑，連太史公的《史記·甘羅列傳》也全錄自《戰(zhàn)國策》的原始材料[22]，其他等而下之的材料就更可想見了。這就是這些材料與傳說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借用一個現(xiàn)成的詞語，我叫它做政治正確，當(dāng)然，這個“政治”所取概念的外延相當(dāng)寬泛。

二、妲己這個符號

　　這是一個紅顏禍水的代名詞，它既是一種警示，要告誡天底下所有的大老爺們?nèi)f不可縱欲；同時又是一種托詞，男人們?nèi)绻頂∶眩嵌喟胧怯捎谒磉叺呐硕嗝吹臒o良。可是，這么一個濃重的文化符號偏偏不是基于歷史真實，而是基于政治正確。謂予不信，請看《今本竹書紀(jì)年》卷上的記載：

　　（帝辛）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23]。

　　（帝辛）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24]。

　　帝辛在位究竟有多少年，還可以討論，譬如《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認(rèn)為帝辛在位僅三十年。但是，對于妲己歸殷一事，《國語·晉語一》也有記載，其事當(dāng)系事實；而于其歸殷的時間，似未見有異說，則下距商紂王亡國少則二十一年，多則四十三年，若依《今本竹書紀(jì)年》之說，妲己離世時已是六十歲左右的老人了，還談什么紅顏？即使按照三代斷代工程的報告，至武王克商時，這位前蘇國的公主也已經(jīng)是奔四十的人了，半老徐娘，于商紂王的荒淫應(yīng)該不會有太大的關(guān)系，因為如傳說中這般荒淫的主兒，其時早該另有新寵了。然而，我們再來看看《列女傳·孽嬖傳》“殷紂妲己”條的記載：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于紂。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距諫，辨足以餙（飾）非。矜人臣以能，髙天下以聲，以為人皆出已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于后宮。諛目群女，咸獲所欲。積糟為丘，流酒為池，懸肉為林，使人祼形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為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為妖言，妲己曰：“吾聞圣人之心有七竅。”于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興師伐紂，戰(zhàn)于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廩臺，衣寶玉衣而自殺。于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于小白旗，以為亡紂者是女也[25]。

　　如果做一做上述圍繞妲己年齡的算術(shù)題，我們不得不慨嘆于子貢之所慨嘆：“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又佩服于孟子的洞幽燭微，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盡心下》）同時不免覺得武王之所為已甚——要知道，那懸掛在小白旗上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的舅媽！但是，對于姬周新政權(quán)而言，武王伐紂的正當(dāng)性只能也必須建立在商紂王的無道上，商紂王越無道，姬周集團的造反就越有理。因此，商紂王必須壞，壞得頭頂長瘡，腳下流濃，而荒淫，則是所有“壞”中最容易壞得生動、壞得具體，又能夠激起反對者群情激憤的品種，于是，妲己就別無選擇地成了商紂王荒淫的注腳。所以，這里不是一個關(guān)乎歷史真實的命題，而是一個關(guān)乎政治正確的命題。至于在這個莊嚴(yán)的命題之下存在著個別難以彌縫的紕漏，那不過是技術(shù)問題、枝節(jié)問題，更何況膽敢質(zhì)疑的人早就被剝奪了話語權(quán)。

　　后世那些摘到人家桃子的成功人士，總是會重復(fù)姬周集團曾經(jīng)搬演過的把戲，而且屢試不爽。

三、密須之鼓與闕鞏之甲

　　與上條周文王、周武王的崛起相關(guān)，文獻(xiàn)中有密須之鼓和闕鞏之甲的記載。《左傳·昭公十五年》載：“密須之鼔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西晉杜預(yù)（222—284）集注云：“密須，姞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文王伐之，得其鼔、路以蒐。”[26]密須國為什么會被文王滅國，《詩·大雅·皇矣》言之稍詳，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毛傳云：“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東漢鄭玄（127—200）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27]或云二國，或云三國，毛、鄭有異辭，往事迢遙，考古者為之茫昧，但密之亡蓋緣于對大邑周之“不恭”，敢助阮、共等小國拒周當(dāng)無問題。但就是這樣一個大魚吃小魚的事實，到了周朝的道德家口中，卻呈現(xiàn)出迥然不同的面貌了。《國語·周語中》一篇中，周大夫富辰勸諫周襄王有如下說辭：“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nèi)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太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nèi)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季姬，廬由媯，是皆外利離親者也。”[28]在富辰看來，成也婚姻，敗也婚姻，密國之亡自然也不能例外。但結(jié)合前述文獻(xiàn)所載，那位伯姞顯然是被涂了大花臉的，被染黑的還有鄭姬、陳媯和楚曼，所以三國時吳國的韋昭（204—273）為之作了辨正，云：“伯姞，密須之女也。《傳》曰：‘密須之鼔、闕鞏之甲。’此則文王所滅而獲鼔、甲也。《大雅》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不由嫁女而亡。”[29]密須不由嫁女而由不恭而亡，這是歷史真實。但這個歷史真實既有礙于朝野上下團結(jié)在姬周集團的周圍，又無助于對下一代的道德教育——二者正是文獻(xiàn)記載與解讀的政治正確原則的重要內(nèi)容，富辰的版本無疑適應(yīng)了這樣的原則，盡管聃之鄭姬、息之陳媯、鄧之楚曼皆未見惡德敗行，但是，“婚姻，禍福之階也”、內(nèi)外有別、內(nèi)利親親、外利離親等觀念之正確卻不待言而自明，此外的一些疏漏不過是枝節(jié)問題，慣于并善于把握主旋律者往往棄之若敝屣。

四、泰伯、仲雍之讓國

　　《史記·吳太伯世家》載：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發(fā)，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30]。

　　讀了這一段文字，幾千年之后，仍令我們對太伯、仲雍的高風(fēng)亮節(jié)油然而生敬意。但是且慢感動，因為這份材料出爐的初衷，肯定不是出于對周家老大與老二的表彰，而應(yīng)該是為了證明從季歷到姬昌（文王）、姬發(fā)（武王）、姬誦（成王）、姬釗（康王）這一支政統(tǒng)的合法性，否則，若一味執(zhí)著于這兄弟倆的偉大光榮，豈不會令人們產(chǎn)生這樣的錯覺：太王是否不夠英明正確？讓這兩位道德標(biāo)兵接過太王的班該有多好？請看：季歷賢、姬昌圣，也就是說，至少老大與老二的賢不及季歷，更不用說有“圣”之美譽的姬昌了。這季歷父子倆十分了得，以至于讓太王敢于打破嫡長子繼承的祖宗之法，廢長立幼。另一面，太伯、仲雍剛好都是明白人，主動地放棄，自愿地離開，于是族權(quán)、政權(quán)得以平穩(wěn)順利地過渡：“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圓滿了，這真是古今中外政權(quán)非正常交接的成功典范，后來魯隱公、宋穆公、燕王噲的禪讓不是導(dǎo)致國破身亡，也折騰個雞飛狗跳，比起先周這一家子，實在有云泥之別了。可是，細(xì)讀文本，總覺得不是那個味兒。先說那太伯，一方雄主，對政治應(yīng)該十分在行，宗族和國家創(chuàng)業(yè)垂統(tǒng)畢竟不是小孩子過家家，他會把寶押在一個尚未斬露頭角的年輕人身上嗎？太伯、仲雍能夠長途跋涉，肯定還不至于老邁，季歷是老四（論排行，老姬家應(yīng)該還有一個叫做叔某的老三，只是未見文獻(xiàn)記載），老四的兒子姬昌又能有多大？再說那太伯與仲雍，真是體貼老爺子的苦衷，肯定十分的孝順。可跑那么遠(yuǎn)，是否想過往后還要省親？最底限度還得掃墓！一直到魯成公十五年（前576）十一月，這二支姬姓的后代才與中原主流文化重新互通聲氣[31]，中間隔了四百多年呵。后來有學(xué)者研究指出，太伯集團最先到達(dá)的地方不是現(xiàn)在的江蘇無錫，而是山西平陸，其說有理，但是，那離寶雞也有八百里地呀，真能跑！

　　因此，這則文獻(xiàn)背后的真實歷史應(yīng)該是另外一番光景了，太伯、仲雍不是讓，而是“避”，是“奔”，所謂“避季歷”、“奔荊蠻”。對此，吾師董楚平先生有過一段煞風(fēng)景的話，很遺憾，在我看來，偏偏那段話更接近真相：“‘太伯奔吳’不可盡信，彬彬有禮的言詞背后，應(yīng)該是血淋淋的武裝征服。”[32]

　　但是，揭出真相不利于姬周政權(quán)的鞏固，社會的穩(wěn)定，也有違敦親睦族的倫理精神，即使讓這個真相袒露在那里不加粉飾，也不便教育下一代和“不明真相”的群眾，所有這些，其意義都要比歷史真實更為要緊。于是，我們聰明的先輩們發(fā)明了上引的一段文字。在司馬遷手上，肯定只是過而存之，因為早在孔子那里還有更為豐富而生動的細(xì)節(jié)，以致引得他發(fā)出過如下的浩嘆：“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論語·泰伯》）在他老人家看到的材料中，泰伯讓的是天下，不是族權(quán)，也不是方國；讓了三次，甚至可能是更多次。幸虧文獻(xiàn)不足征，如果孔子夫子看到類似于玄武門之變或者靖難之役一類的材料，那保不定也得煞一次風(fēng)景。

五、越女西施的傳說

　　好俊一個美女，是我們鄉(xiāng)邦的驕傲，地方的名片，文化建設(shè)和旅游開發(fā)的資源，這些都可視為歷史人物與事件之成立的政治正確原則。她的歸屬是如此的重要，以致引起諸暨、蕭山兩地大打口水仗。兩地的父母官還曾專門為此垂詢于我，我的回答卻讓兩家都興味索然，因為追究起來，這位傳說中的美女西施與歷史上越國獻(xiàn)給夫差的那位女孩并不能同一。

　　按時間先后，先說說那位越女，目前所見最早的有關(guān)她的記載見于《國語》：

　　《吳語》：越王……命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zhí)箕箒以晐（備）姓于王宮；一介嫡男，奉盤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xiàn)，不解于王府，大王豈（其）辱裁之。”……（夫差）乃許之成[33]。

　　《越語上》：（文種）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于天王，私于下執(zhí)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愿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眾，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夫差與之成而去之[34]。

　　關(guān)于越國進(jìn)獻(xiàn)給夫差的那位女孩，上引《吳語》、《越語》的介紹已十分清楚，那就是句踐的女兒，曰“一介嫡女”，曰“句踐女女于王”。她姓甚名誰？《史記·越王句踐世家》稱越為“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那就有可能姓姒，但不是西，也不是施，且未見有進(jìn)一步的名字、里籍的記載。她美嗎？文獻(xiàn)沒有記載，不便妄加揣測，如果她繼承了乃父“長頸鳥喙”（語出《越王句踐世家》）的骨相，美人頸長，也許能因此得到夫差的青睞，但鳥喙之相似又不能令人與美女聯(lián)系起來。

　　到東漢的《越絕書》中，進(jìn)獻(xiàn)給吳王的女孩已經(jīng)有了姓名，曰西施，曰鄭旦，云“女出于苧蘿山，欲獻(xiàn)于吳，自謂東垂（陲）鄙陋，恐女樸鄙，故近大道居”[35]，又云：“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xiàn)之于吳王，曰：‘昔者，越王句踐竊有天之遺西施、鄭旦，越邦洿下貧窮，不敢當(dāng)，使下臣種再拜獻(xiàn)之大王。’吳王大悅。”[36]這一次是美女了，但又顯然不是句踐之女。而在《吳越春秋》中，二位美女還有了一個固定職業(yè)，云：“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榖，教以容步，習(xí)于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xué)服，而獻(xiàn)于吳，乃使相國范蠡進(jìn)。”[37]雖然兩部書的編纂時間距吳越爭霸已有六百年之遙，且其中的材料又不知其所從來，但因為兩書都出于越地，所以其影響反而在《國語》之上，今人有關(guān)越女西施的傳說大多來源于這兩部書。但問題是這二部書的編纂者似乎并不了解上古國野制度的一些背景，正像商紂王可以娶蘇妲己，晉獻(xiàn)公可以娶驪姬，吳王夫差可以娶一個失敗的敵方首領(lǐng)的女兒，所謂“句踐女女于王”，而不可能娶一個苧蘿山的鬻薪之女，也就是說，這個傳說是基于對某些歷史事實和制度的失察。后來人們本著憐香惜玉的心態(tài)，讓這二位美女從采薪、賣薪這種粗活、重活中解放出來，讓她們?nèi)ヤ郊啠ㄈ缑髁撼紧~《浣紗記》），其情可嘉，但對國野制度的失察卻依然故我。

　　再看那個叫做西施的美女。據(jù)目前所見的文獻(xiàn)，關(guān)于西施的記載最早出現(xiàn)在戰(zhàn)國中期或略早，這從時間上倒與上述那個句踐的女兒后先相接。但問題是，所有這些記載都只是將她視為公認(rèn)的美女，譬如與另一個同樣有名的美女毛嬙并提，而沒有將她與越王句踐和吳王夫差聯(lián)系起來，甚至到漢人的注解中還是如此，請看：

　　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38]。（《墨子·親士》）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孟子·離婁下》）東漢末趙岐注：“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39]

　　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于面，不能以為可好[40]。（《管子·小稱》）

　　子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41]（《慎子·外篇》）

　　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為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42]。（《荀子·正論》）

　　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43]。（《戰(zhàn)國策·齊策》）

　　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44]。（《戰(zhàn)國策·楚策》）

　　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45]。（《韓非子·顯學(xué)》）

　　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楚辭·九章·思美人》）東漢王逸注：“世有好女之異貌也。”[46]

　　嫫母飾姿而夸矜，西子彷徨而無家[47]。（《鹽鐵論·大論》）

　　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墻、西施猶?丑也。（《淮南子·精神訓(xùn)》）東漢末高誘注：“毛墻、西施，皆古之美人。?，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頳，稀世之?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其頁>丑，言極丑也。”[48]

　　筆者所以要不厭其煩地迻錄這么多材料，是想說明從戰(zhàn)國迄西漢，尚未見有文獻(xiàn)將西施與吳越爭霸聯(lián)系起來，也就是說西施自西施，越女自越女，本是二人。即使是東漢后期的北方學(xué)者，如王逸、趙岐、高誘，在給漢前古籍作注時，也只是認(rèn)她為古之好女、美女，看來這“越女西施”的首創(chuàng)之功還得記在趙曄或者《越絕書》的作者頭上了。這二位越籍作家如此這般的創(chuàng)作背后，是熾熱的鄉(xiāng)邦情結(jié)，而這一點，在地方性的文史材料中幾乎多到俯拾即是。誰能說鄉(xiāng)邦情結(jié)不正確？

結(jié)語

　　當(dāng)然，現(xiàn)在再回過去探討諸如上述那些古老的話題，并不是要在揭示歷史真相的同時，否定已經(jīng)深入人心的相關(guān)傳說。事實上，那些不斷踵事增華的傳說是否定不了的，因為它們作為相關(guān)歷史人物與事件的衍生物，已經(jīng)成為一個新的文化存在，這個新的文化存在的意義和影響有時甚至超出了它的母體，并且獲得了其母體所不能承載的文化意義。它不僅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也是我們值得認(rèn)真總結(jié)與繼承的遺產(chǎn)。對于它們，我們要做的不是在信古與疑古間作出簡單的選擇，而應(yīng)該是將歷史真實與政治正確做出梳理，讓歷史回歸歷史，把政治還給政治。

　　所以，本人寫作此文的目的并不是想做翻案文章，而是想通過有關(guān)的案例揭出這樣的一種現(xiàn)象：在文獻(xiàn)流傳過程中，文獻(xiàn)敘述與解釋的歷史真實是一回事，政治正確是另一回事，二者各有其存在的價值。讀者既要有包容的胸襟去接納，又要有分析的態(tài)度去區(qū)別，不能混為一談，也不能出此入彼。不能把在政治正確標(biāo)準(zhǔn)下的粉飾、虛構(gòu)看成是歷史真實或者文本意義，也不能視最初的文本或者歷史真實為唯一有價值的記載，因為它們有各自不同的標(biāo)準(zhǔn)。即使是嚴(yán)格的史部文獻(xiàn)中，有一些材料本來就是基于政治正確原則入選的，讀者如果仍然執(zhí)著于歷史真實的原則，就會使自己陷入無書可讀的境地，譬如《史記·高祖本紀(jì)》中，劉邦大腿上的七十二顆黑子、他頭上的五彩祥云，以及類似的一些荒誕不經(jīng)的記載，推而廣之，歷史上其它一些重要人物早年生活的記載，多少都會有一些從其榮耀的結(jié)果回溯而得的原因，而這些原因每每是被放大了的。因此，要論證劉邦之成為漢高祖的合法性，即使沒有大腿上七十二顆黑子和頭上的五彩祥云，也總是會找到其它祥瑞的。在這里，需要的不是簡單的肯定或者否定，而是冷靜的分析，分析產(chǎn)生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與背景。

　　以上是就文獻(xiàn)敘述而言，再說關(guān)于文本的解讀。傳統(tǒng)章句訓(xùn)詁之學(xué)高懸著這樣兩根標(biāo)桿：疏不破注；經(jīng)所不書，傳不妄發(fā)。但是，在具體的解讀實踐中，是否夠得著這高標(biāo)是一回事，解讀者內(nèi)心是否真有這么一根標(biāo)桿是又一回事。本文開頭提到的燕相國對“舉燭”的解讀或者不過是他的靈機一動，沒有上升為一種方法，但在經(jīng)典文本的解讀史上，我們經(jīng)常會看到“六經(jīng)注我”的現(xiàn)象，這甚至已經(jīng)形成為另一種解釋的傳統(tǒng)，譬如《韓非子》的《解老》與《喻老》，王弼之解《周易》、六朝人用玄說儒、用玄說佛。更早的《易傳》對《易經(jīng)》的解釋，也每每是建立在自己特定的解釋立場上的積極閱讀，而不是嚴(yán)格地遵循《易經(jīng)》的文本與意義體系，譬如《周易·大過》九二爻辭云：“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相應(yīng)的《象》辭則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如果執(zhí)著于章句訓(xùn)詁的原則，《象》辭的解釋顯然是不得要領(lǐng)的，但是，《易經(jīng)》與《易傳》各有自己的價值系統(tǒng)，前者重在生生，所謂“生生之為易”，老夫少妻尚能生育，故曰“無不利”；而《易傳》則重在人道，老夫娶少妻，或有淆亂輩份之嫌，在《易傳》作者看來不足為訓(xùn)，故曰“過以相與”。同卦九五，經(jīng)云：“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無咎無譽。”少夫老妻不會生育，故“無譽”；但兩廂情愿，這是私人事情，犯不著旁人說三道四，故又“無咎”。但從倫理上看，總有些不合常情，故《傳》曰：“亦可丑也。”

　　關(guān)于如此這般的方法論，早在戰(zhàn)國初的子思那里已經(jīng)為之正名，請看：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為子之辭也。”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于人者，雖非其正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49]（《孔叢子·公儀》）

　　只要“事無非”、意不失，后來者所轉(zhuǎn)述的即使不是前賢或文本的“正辭”，也可以視為“無非”，因而可以接受，這就是這種方法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進(jìn)一步，只要大旨無異，也被認(rèn)為是正確的，在《毛詩正義·周頌·昊天有成命》中，孔穎達(dá)（574–648）就曾為這樣的方法提供了合理性的依據(jù)，他說：

　　古人說詩者，因其節(jié)文，比義起象，理頗溢于經(jīng)意，不必全與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為乖異[50]。

　　如果單純從文本敘述和章句訓(xùn)詁的角度看，從子思的“不失其意”，到孔穎達(dá)這里的“理頗溢于經(jīng)意”和“大旨不為乖異”，不免顯得越來越?jīng)]了規(guī)矩；但從讀書明理這個更為根本的立場上，我們又不得不肯定后者系從大處著眼，高處用力，試想，如果每一代人的閱讀都不能或不敢“溢于經(jīng)意”，那么思想和文化的開新又從何談起？

　　更進(jìn)一步，上述“經(jīng)意”也可以從不同層面上討論，小而言之，是一句一章的文本義；大而言之，是先賢往哲的思想體系，是特定社會政治的需要，是天地大道——這些都在本文所說的“政治正確”范圍之內(nèi)。于是章句訓(xùn)詁有必要圍繞這個更大的“經(jīng)意”，一旦二者不能密合，就會出現(xiàn)犧牲文本義去適應(yīng)“大旨”的情況。前述對密須國滅亡原因的解讀以及富辰對伯姞的評價，雖說于史實未必真，但于這樣的大旨卻不為乖異。密須、闕鞏亡國真正的原因，譬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或者類似“負(fù)且乘，致寇至”之類，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被遮蔽了。

　　因此，需要區(qū)別兩種不同的讀書方法。典籍解釋與歷史研究是兩回事，歷史研究重在求事實之真，所以需要不斷挖掘“層累地造成的”古史，努力恢復(fù)其原始地層，直到找到那個唯一的真相。典籍解釋則有所不同，除了求事實的真以外，還需要求一個道理的真，道理的真卻不是唯一的，許多意義可以在不同層面、不同角度同時成立，所謂“道并行而不相悖”是也。

　　用這種分析的態(tài)度與方法看文獻(xiàn)記載與解讀，我們就有可能看到更多的風(fēng)景：橫看成嶺側(cè)成峰，譬如眾所周知的湯盤銘：“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經(jīng)郭沫若考證，原文應(yīng)該是“兄日辛，父日辛，祖日辛”[51]，又譬如黃帝四面[52]、夔一足[53]。一方面，我們可以通過考證，探究相關(guān)歷史與傳說的本來面目；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妨通過后人的創(chuàng)造性解讀，獲得更豐富的信息，而不是在疑古與信古的兩極作非此即彼的選擇，因為文獻(xiàn)的流傳與文化的傳播遠(yuǎn)比信古和疑古更復(fù)雜、更豐富，因而也更有意義。

2009年7月21日初稿
2009年9月2日修訂

注釋：

[1] 清王先慎集解，《韓非子集解》，上海書店據(jù)世界書局本《諸子集成》影印，1986，第五冊，頁208。

[2] 同上書，頁196。

[3] 方詩銘、王修齡撰，《古本竹書紀(jì)年輯證》（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44。

[4] 同上書，頁248。

[5] 同上書，頁239。

[6] 同上注。

[7] 同上注。

[8] 同上書，頁242。

[9] 同上書，頁243。

[10] 同上書，頁247。

[11] 參見陳夢家著，《西周年代考、六國紀(jì)年》第四部附表：表三《西周分期表》、表四《西周諸侯世表》，中華書局，2005。

[12]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編，《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頁88。

[13] 2009年8月16日上午，李學(xué)勤先生在“《春秋》三傳與經(jīng)學(xué)學(xué)術(shù)研討會（北京語言大學(xué)）”開幕式上作口頭報告，提到清華簡中有一份類似編年的材料，載有周初以還的編年史，如此，則該材料對解決相關(guān)年代問題會有很大幫助。

[14] 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dá)正義，《毛詩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頁508下。

[15] 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撰，李學(xué)勤審定，《逸周書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441。

[16] 清皮錫瑞撰，《尚書大傳疏證》，《續(xù)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總第五五冊，經(jīng)部書類，頁734。

[17] 西漢韓嬰著，《韓詩外傳》，《叢書集成新編》本，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第一八冊，頁597。

[18] 西漢劉向編，清郝懿行補注，《列女傳》，《郝氏遺書》，東路廳署刊本，光緒八年（1882），頁229。

[19] 西漢劉向撰，《說苑》，《叢書集成新編》本，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第十一冊，頁628。

[20] 東漢高誘注，《呂氏春秋》，《諸子集成》本，第六冊，頁143—144。

[21] 百里奚之被稱為五羊皮大夫，這多少有點調(diào)侃與鄙視的成分。可是，在那個時代，五張羊皮究竟是廉價商品還是貴重物品，似乎并沒有人深究。《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載，秦人欲突襲鄭國，鄭國愛國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秦）師”，以四張熟牛皮作為送給敵方將領(lǐng)的禮品，沒有人懷疑這位商人的大方，也沒有人懷疑他在為國家消弭戰(zhàn)禍時所運用經(jīng)濟手段的方式與分寸，那么，對于一個蕞爾小國的媵臣而言，五張羊皮的贖金反而可能是一個不菲的價格。

[22] 《史記·甘茂列傳》和《戰(zhàn)國策》高誘注皆謂甘羅系甘茂之孫，但自甘茂在秦武王手下為右丞相（前309）到呂不韋成為莊襄王的文信侯（前249），中間隔著六十年，至太子丹質(zhì)于秦（前238—前235），趙悼襄王尚在世時（前236年，趙悼襄王卒），傳說中的甘羅拜相事即發(fā)生在前238—前236年間，《史記》云：“茂既死后，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若準(zhǔn)此說，則有以下兩種可能，一是甘羅為甘茂第三代孫的可能性極微——當(dāng)然“孫”也可以是泛指的后嗣之意，可惜文獻(xiàn)皆未明言；二是甘羅在文信侯手下當(dāng)差時不止十二歲，觀其對當(dāng)時國際政治的高瞻遠(yuǎn)矚以及外交舞臺上縱橫捭闔的作派，很難相信這是一個十二歲的兒童所能為。

[23] 方詩銘、王修齡撰，《古本竹書紀(jì)年輯證》（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237。

[24] 同上書，頁239。

[25] 西漢劉向編，清郝懿行補注，《列女傳補注》，《郝氏遺書》，頁287—288。

[26] 西晉杜預(yù)集注，唐孔穎達(dá)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本，頁2078。

[27] 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dá)正義，《毛詩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本，頁521上。

[28] 三國吳韋昭注，上海師范大學(xué)古籍整理研究所校點，《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8。

[29] 同上注，頁9。

[30] 西漢司馬遷撰，《史記》，中華書局，頁1445。

[31] 《左傳·成公九年》載：“（晉人）會于蒲……將始會吳，吳人不至”，《成公十一年》又載：“十一月，會吳于鐘離，始通吳也。”杜預(yù)注：“始與中國接。”

[32] 董楚平撰，《吳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頁139。

[33] 三國吳韋昭注，上海師范大學(xué)古籍整理研究所校點，《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594。

[34] 同上書，頁632。

[35] 東漢袁康、吳平輯錄，《越絕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59。

[36] 同上書，頁84。

[37] 周生春撰，《吳越春秋輯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147。謹(jǐn)按：這“相國”的稱謂不免有點關(guān)公戰(zhàn)秦瓊的味道了，好在《吳越春秋》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史書，可置不論。

[38] 孫詒讓間詁，《墨子間詁》，《諸子集成》本，第四冊，頁3。

[39] 東漢趙岐注，北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本，頁2730上。

[40] 西漢劉向校，清戴望校正，《管子》，《諸子集成》本，第五冊，頁180。

[41] 戰(zhàn)國慎到撰，《慎子》，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1985，卷二，頁12。

[42]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1988，頁344—345。

[43] 西漢劉向集錄，《戰(zhàn)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145。

[44] 同上書，頁548。

[45] 清王先慎集解，《韓非子集解》，《諸子集成》本，第五冊，頁355。

[46] 北宋洪興祖撰，白化文、許德楠、李如鸞、方進(jìn)點校，《楚辭補注》，中華書局，1983，頁152。

[47] 西漢桓寬撰，《鹽鐵論》，《諸子集成》本，第八冊，頁61。

[48] 西漢劉安著，東漢高誘注，《淮南子注》，《諸子集成》本，第七冊，頁104。

[49] 托名漢孔鮒撰，《孔叢子》，《叢書集成新編》本，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第一八冊，頁479—480。

[50] 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dá)正義，《毛詩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頁587—588。

[51] 參郭沫若《〈湯盤〉、〈孔鼎〉之揚搉》，收入氏著《金文叢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頁82—88。

[52] 出于《尸子》，見《太平御覽》卷七十九迻錄。

[53] 見《國語·魯語下》及韋昭注、《孔叢子》卷一、《韓非子》卷十二、《呂氏春秋》卷二二，文獻(xiàn)記載和長沙子彈庫帛畫所反映的上古傳說是一回事，而“不語怪力亂神”的孔子在教導(dǎo)后學(xué)時的良苦用心和嚴(yán)謹(jǐn)態(tài)度同樣應(yīng)該得到理解與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