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該書圍繞著牛李黨爭、文士、文學三者之間的關系展開論述。在政治與文學互動理論的基礎上，闡述三大部分的內容：1、牛李黨爭的性質、特征以及發(fā)展歷程；2、牛李黨爭對文士的政治命運和生存境遇的影響從而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3、中晚唐政治格局、政治文化的嬗變與中晚唐文學的演變。該書共分為七章，緒論一章交代了該書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出發(fā)點，第一、二章論述了牛李黨爭的特征和演進歷程，第三、四、五章論述了黨爭中產生的一種具有攻擊傾向的文學作品、黨爭對文士的影響、黨爭對中晚唐政治文化和晚唐詩風的影響，余論一章探討了唐末文士的怨恨以及對詩風的影響。作者在廣泛占有原始資料的基礎上，既重新梳理和探討了牛李黨爭的歷史真相，也重新梳理和審視了牛李黨爭與中晚唐文學的關系，提出了許多新見解，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作者簡介

　　方堅銘，男，1972年生，浙江溫州永強人。曾任中學教師。1998年考入浙江大學中文系碩博連讀，2003年畢業(yè)，獲文學博士學位。現(xiàn)為浙江工業(yè)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在《文學遺產》及其他雜志上發(fā)表過數(shù)篇文史論文（如《從馬竹劍三個意象來窺探長吉心態(tài)》、《處在牛李黨爭之中的杜牧：自邊緣層突入緊密層》、《韋昭度之死與吳融的詩歌創(chuàng)作》、《李商隱對甘露之變的態(tài)度及其經(jīng)驗模式的形成》等）。參與和主持省、部級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數(shù)項，參與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晚唐政治與文學”。

本書目錄

緒　論
第一章　關于牛李黨爭的幾個基本問題
　　第一節(jié)　牛李黨爭起因芻議
　　第二節(jié)　黨派分野和黨爭動力機制
　　　　一　黨派分野的依據(jù)
　　　　二　黨派分野動態(tài)結構
　　　　三　黨爭動力機制
第二章　牛李黨爭的演進歷程
　　第一節(jié)　從前期黨爭模式向牛李黨爭模式的演變
　　　　一　前期黨爭中幾個黨爭旋渦的考察
　　　　二　從前期黨爭模式向牛李黨爭模式的演變
　　第二節(jié)　文宗朝：互為膠著、互為進退時期
　　第三節(jié)　從會昌朝至大中朝：一黨獨制的階段以及黨爭的結束
　　　　一　會昌大中朝相權的演變軌跡：從“常令政事出于中書”至“愿相公無權”
　　　　二　會昌朝政績的締造
　　　　三　會昌大中之際黨爭的白熱化以及黨爭的結束和余波
第三章　黨爭的產物：一種具有攻擊傾向的文學作品
　　第一節(jié)　早期黨爭中產生的“攻擊型”傳奇作品
　　　　一　作為愛情悲劇和“攻擊型”傳奇作品的《霍小玉傳》
　　　　二　《李娃傳》主副調互補的敘述策略及其間接攻擊策略
　　第二節(jié)　李黨攻擊牛黨的系列作品探析
　　　　一　緋衣小兒和兩角犢子——對圖讖的利用
　　　　二　政治形勢的變化與匿名、易名的攻擊策略
　　　　三　李黨攻擊牛黨的力作——《周秦行紀》
第四章　牛李黨爭與文士
　　第一節(jié)　李德裕貶死崖州與文士心態(tài)
　　第二節(jié)　從黨派分野動態(tài)結構的角度來考察黨爭和文士的關系
　　第三節(jié)　杜牧與牛李黨爭
　　　　一　杜牧之為牛黨辨
　　　　二　從邊緣層向緊密層的擺動
　　第四節(jié)　李商隱與牛李黨爭
　　　　一　李商隱在黨爭風波之中
　　　　二　大中朝李商隱之行跡與心跡
　　　　三　從經(jīng)驗模式角度看黨局牽連與義山無題詩之關系
第五章　牛李黨爭與中晚唐政治文化及晚唐詩風
　　第一節(jié)　作為中晚唐政治腐敗之表征的牛李黨爭
　　第二節(jié)　牛李黨爭與中晚唐政治格局、政治文化的嬗變
　　　　一　牛李黨爭與中晚唐政治格局的嬗變
　　　　二　牛李黨爭與中晚唐政治文化的變遷
　　第三節(jié)　牛李黨爭與晚唐詩風
　　　　一　按照中晚唐政治文化的嬗變軌跡對晚唐文學發(fā)展作出分期與階段劃分
　　　　二　牛李黨爭參與塑造了晚唐政治文化從而參與塑造了晚唐詩風
余　論　從牛李黨爭到白馬之禍：怨恨積聚的晚唐社會和充滿怨恨的文士
　　第一節(jié)　牛李黨爭時代文士的怨恨
　　　　一　永貞元和之際尚不足以形成“怨恨”心態(tài)
　　　　二　牛李黨爭時期怨恨心態(tài)之特征及其初步形成
　　第二節(jié)　唐末文士的怨恨
　　第三節(jié)　怨恨的晚唐社會與艷情及隱逸的風習
　　　　一　沉迷于艷情世界
　　　　二　唐末隱逸之路

本書評論

　　所謂牛李黨爭，是指中晚唐朝臣由于政治文化、政見的對立、權力和利益的爭奪而分成兩大派別進行的斗爭。“牛”指以牛僧孺、李宗閔為代表的牛黨，“李”是指以李德裕為代表的李黨。這場綿亙了三、四十年的朝臣黨爭對唐王朝的負面影響無疑是巨大的。至大中初，宣宗皇帝上臺，務反會昌之政，李德裕貶斥崖州而死，標志著牛李黨爭的結束，但是黨爭的余波卻延續(xù)很久，社會各種矛盾也開始趨于尖銳化，唐王朝也最終走向了覆滅。方堅銘先生的《牛李黨爭與中晚唐文學》一書即是研究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并且研究黨爭對文學的影響。

　　黨爭與文學的關系，是文學史、文化史研究的一大論題，牛李黨爭作為歷代黨爭中的一大事件，尤受到唐代文史研究學者的關注，而在論及李商隱、杜牧等詩人的時候，鮮有不將其人與黨爭之關系先論述一番的。傅璇琮先生深刻地指出：“中晚唐的文學與初、盛唐有一個很大的不同，……不少作家本身就往往是政治斗爭的一員，也有些則是不同程度上受到現(xiàn)實政治的波涉，他們的作品直接反映了這些斗爭，或者帶上了他那一時代所特有的政治斗爭的色彩。這種情況，對于生活在九世紀前半世紀的作家來說，更是如此，而這近五十年唐朝廷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歷史上所謂的牛李黨爭。”(《李德裕年譜·序》)這個大判斷對深入中晚唐文學研究無疑指明了路徑。

　　該書最大的創(chuàng)新之處是什么呢？正如《后記》所云：“已出版的同類著作和研究，或偏重于文學，或偏重于政治，本著作最大的特點和創(chuàng)新之處就是以牛李黨爭這一綿延長久、影響廣泛的政治事件為契入點，真正將文學與政治聯(lián)系起來，以政治文化為中介，廣泛而深入地考察了牛李黨爭的演變歷程和中晚唐文學的演變。至于一些具體的觀點，如政治與文學互動理論、黨派動態(tài)結構理論、黨爭對士人心態(tài)影響、中晚唐詩風的演變等，均系自己探索所得，對同類研究者應不無參考價值。”該書圍繞著牛李黨爭、文士、文學三者之間的關系展開論述。作者在廣泛占有原始材料的基礎上，既重新梳理和探討了牛李黨爭的歷史真相，也重新梳理和審視了牛李黨爭與中晚唐文學的關系，提出了許多新見解。”

　　牛李黨爭的研究曾經(jīng)十分熱門，而且爭論異常激烈，而將黨爭與文學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更是極少。正如緒論里所說：“陳寅恪、岑仲勉二先生奠定了近世牛李黨爭研究之格局，揚波于前，傅璇琮、周建國、王炎平諸先生又從而闡釋之，推浪于后，故有關牛李黨爭之專著、論文層出不窮，頗為可觀。陳寅恪先生撰《唐代政治史論稿》，認為李黨是重門第的‘山東士族’集團，牛黨是重科舉的‘新興階級’集團，在這種黨派分野觀念的基礎上論述了黨爭的性質、起緣、過程。岑仲勉先生針對陳寅恪先生的觀點，提出“李德裕無黨”之說，以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辨析了黨爭的一些基本事實，如‘牛黨’‘李黨’的名稱，元和三年制科案是否是黨爭的起緣等。此后大陸和海外學者圍繞二家說法，各自立論，自出新見，一些對立的觀念爭論得十分激烈，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傅璇琮先生的《李德裕年譜》（齊魯書社，1984年版），全書深入細致地考察了牛李黨爭的經(jīng)過、性質和是非曲直，對中晚唐文學研究甚有助益。然而由于專著性質的限制，對牛李黨爭和當時文學的關系，對文士的詩文作品本身，則尚未來得及展開。”作者敢于挑戰(zhàn)這樣的課題，本身就是勇氣可嘉。

　　在這種納政治與文學于一爐的宏大視野觀照下，該書的創(chuàng)新之處和新穎之見也層出不窮。

　　首先讓我們頗受啟發(fā)的是作者的政治與文學互動的理論。傳統(tǒng)文學研究雖然十分注重政治與文學的關系，但是這種研究的缺陷也是十分明顯的。作者分析了已有觀念的局限性，認為有必要重新審視政治與文學的關系，汲取學界文學文化學、社會學研究的成功經(jīng)驗，盡量避免這些研究的缺陷。那么，政治與文學的關系究竟是怎樣的呢？最重要的是找到二者之間的中介將二者聯(lián)結起來，打破傳統(tǒng)的僅僅考察重大歷史事件對文學的影響這一既定思路，要求在宏觀的社會背景（政治）與具體的文學現(xiàn)象之間用一些具體的環(huán)節(jié)將之聯(lián)結起來。

　　該書將以中晚唐政治文化和文士的政治命運為中介，將政治、文人、文學三者聯(lián)系起來，通過對政治與文學之間一些因素和環(huán)節(jié)的梳理，形成政治與文學互動的理論。政治格局、社會力量的變化，通過文人的政治命運和生存境遇而形成了一定的政治文化和其他價值觀念，并塑造了這個時期文學藝術的精神特質和藝術風格。不僅如此，作者還努力將政治與文學之間互動的理論具體化，使之成為可操作的理論闡釋武器，并貫穿全書。

　　該書考論結合、文史互證，以中晚唐政治、政治文化為切入點，對晚唐文學展開總體的研究，這也向我們傳達了這樣的觀念：古代封建社會，政治關系文學甚巨，對于古代這些儒家知識分子及其作品的深入理解，是不能少了政治這個維度的。

　　其次是對牛李黨爭各種聚訟紛紜的問題的梳理，也給學界提供了一個新的參考。

　　其一，探討牛李黨爭起端的問題。牛李黨爭到底起端于何時，學者筆下也是聚訟不已。一般而言，人們認為元和三年（808年）對策案是牛李黨爭發(fā)端的時間。當時，同年登進士第的年輕士人李宗閔、牛僧孺，本年同登制科。對策之時，宗閔、僧孺對策，指切時政之失，言甚鯁直，無所回避。考策官楊于陵、韋貫之、李益、翰林學士裴垍等，贊賞其言，第其策為中等，又言翰林學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選，但考核之時，不先上言。時李吉甫為宰相，泣訴于憲宗皇帝。憲宗只得罷王涯、裴垍學士，考策官也一律貶謫，僧孺、宗閔久之不調。七年過去，李吉甫死后，他們才入朝為監(jiān)察御史，累遷禮部員外郎。

　　作者結合已有考證成果得出:其實，牛、李對策文所指斥者主要為宦官亂政和兵興以來的弊端。而泣訴于上者為宦官，非李吉甫。然而這次對策案也暴露了牛僧孺、李宗閔與李吉甫、李德裕父子政治觀念的對立，僧孺、宗閔以兵興以來種種弊端為借口，提出“省兵”，作消極的防御策略，而李吉甫、李德裕父子持用兵藩鎮(zhèn)的積極進取策略。這就是元和對策案的真相。?

　　不過這次對策案還只是初步暴露了牛李兩黨政見的對立，人事上的一些糾葛。直至于長慶元年（821年）科場覆試案，才是牛李兩黨正面沖突的第一次重大事件，由此也標劃了牛李兩黨各自獨立的勢力范圍，形成比較鮮明的黨派分野。

　　其二，關于牛李黨爭性質的探討。牛李黨爭是一個聚訟紛紜的歷史話題。陳寅恪先生從種族和文化角度來劃分牛、李黨人的黨派分野，李黨是重門第的“山東士族”集團，牛黨是重科舉的“新興階級”集團。因此，牛李黨爭實質上是這兩大集團之間展開的黨爭。該書作者從新梳釋了陳寅恪的黨派分野理論，反對將其觀念簡單化為“科舉門第之爭”、“士庶之爭”。認為僅僅以出自、出身、政見之不同來闡釋黨派分野是不夠的。該書主要是將黨爭看做是統(tǒng)治階級內部兩種不同的政治亞文化之間的斗爭，在此基礎上研究黨爭的演變、規(guī)律和特征。

　　其三，探討黨派分野和黨爭動力機制的問題。按照黨人歸屬的客觀規(guī)定性和主觀自主性兩方面兼顧的原則，提出黨派分野三大依據(jù),這種黨派分野理論進一步突出了政治文化的自我抉擇、自我認同對黨人歸屬所起的作用。從總體上看，黨派分野具有從中心向邊緣擴散的特征，本文依據(jù)士人卷入黨爭的程度、與黨爭距離的遠近，而劃分了五個層次，形成了黨派分野動態(tài)結構理論，依次考察了處在不同層次的士人與黨爭的關系及其生存形態(tài)。不同的黨爭事件，往往突出的是黨爭動力因素的某個層面，或者幾個層面，或者必須從完整的黨爭動力機制的角度來理解某個事件。從黨爭作為一個動態(tài)過程來看，越到后期，意氣之爭的成份也越嚴重。

　　再次，關于黨爭和文學的關系，作者又有哪些新的見解呢?

　　其一，該書考察了黨爭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系列具有攻擊傾向的文學作品。這種作品是黨爭的特殊產物，往往以攻訐、誹謗、污蔑政敵為著文宗旨。對早期黨爭的幾篇著名傳奇作品，作者也從黨爭的角度予以全新的詮釋。《霍小玉傳》作為愛情悲劇經(jīng)典，其實同時也是一篇具有攻擊傾向的傳奇作品，這是一篇傾向于李黨的蔣防出于攻擊牛黨而作的傳奇作品。《李娃傳》是一篇白行簡出于攻擊滎陽公鄭氏為代表的高門世族而作的傳奇作品。從黨爭的角度切入這幾篇著名傳奇作品，可以加深對作者意圖和作品意蘊的理解。

　　其二，依據(jù)文士卷入黨爭的程度、與權力中心的距離來闡述黨爭與文士的關系，形成黨派分野動態(tài)結構理論。從黨派分野動態(tài)結構角度來考察黨爭與文士的關系，著重于考察黨爭對文士政治命運的影響從而考察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并且區(qū)分具有不同的政治身份、處在不同權力位置的士人的政治命運、政治立場和心態(tài)而考察之。

　　處在黨爭中心的士人之文學，如李德裕、李紳、元稹、牛僧孺等，黨爭的經(jīng)歷和體驗在他們的作品中打下深刻的烙印。強烈的憂危意識無時不刻地縈繞著他們；政治打擊和貶謫成為生命中不可磨滅的傷痕；獨善意識也在不斷地加強。

　　受黨爭波及的士人之文學，如白居易、劉禹錫、杜牧、李商隱、溫庭筠等。考察外圍層中立派文士的特征，以白居易、劉禹錫為代表，探求他們是如何受到黨爭的強力輻射，以及是如何最終形成獨善、避禍意識的。而杜牧、李商隱等被卷入黨爭之中的文士則設專章來專門探討之。

　　其三，重新認識杜牧、李商隱等著名文士與牛李黨爭的關系。

　　李商隱和杜牧都是在邊緣層和中心層之間擺動的文士，兩者均被卷入到黨爭的漩渦之中去，所不同的是，李商隱是“被拋入”，而杜牧是“突入”。李商隱“被拋入”是指李商隱本無預乎黨爭，但是由于他跟牛、李黨人的那種糾纏不清的關系，使他處在黨爭夾縫之中，倍受折磨，杜牧“突入”是指他在大中朝一反其贊譽會昌之政和李德裕政績的面目，轉而攻訐和詆毀李德裕，表現(xiàn)出一種強烈的主觀意愿和自我選擇。

　　該書重新探討了“小李杜”的黨派歸屬。作者認為，自黨派分野三大依據(jù)觀之，杜牧當屬于牛黨。又吸收文史專家傅璇琮、周建國的成果，以較新眼光來詮釋李商隱與牛李黨爭的關系。

　　最后，闡述了牛李黨爭與中晚唐文學演變尤其是詩風演變的關系。作為中晚唐政治腐敗之表征的牛李黨爭，不但影響到中晚唐政治格局、政治文化的演變，而且由此參與塑造了中晚唐詩風。杜牧、李商隱、溫庭筠諸詩人，由于直接受到牛李黨爭的影響，所以他們所作的詩文，直接顯露其政治傾向性與當下心態(tài)，這是牛李黨爭所起的顯性層面的影響。而由晚唐語境之諸表征觀之，如律絕的盛行、苦吟的風尚和律切精嚴的詩風、無題詩的首創(chuàng)、詠史懷古詩風的盛行，皆可見牛李黨爭所起的隱性層面的影響。由這兩個層面推演之，可以對牛李黨爭與中晚唐文學的演變的關系獲得深入的認識。

　　全書結構合理，論證層層深入、剝繭抽絲。資料宏富而編排有序。言不輕發(fā)，論不輕結，反復致辭，多番商榷，一旦認定事實，則一錘定音。語言簡練明快，婉轉有致，時有文白互雜之處，然不覺突兀，讀之既久，覺古人古事純用白話幾不能表其心事。在史事鉤沉和長篇大論之中，亦有一二感慨發(fā)于其中，抒其“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之感，大概是他對歷史的“了解的同情”到了一定程度，下筆不得不然。（常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