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司馬氏的屠刀下，要想完全擺脫政治也極為困難。竹林七賢中的大部分人都無法徹底成為隱士，而是在不愿卷入政治糾紛又無法遠離政治的矛盾中先后出山為官。

　　對阮籍來說，無論是他所受過的教育，還是他的父輩與魏室的臣屬關系，都使他對魏室抱有同情的態度。但曹氏的所作所為，又令他感到失望。阮籍希望走超脫政治的道路，而又無法真正抽身，直到生命的盡頭，他都是徘徊彷徨的。

　　嘉平元年（249），阮籍四十歲，聲名隆盛，自然成為司馬懿拉攏的對象。他先做了司馬懿的從事中郎，在司馬懿卒后又做了司馬師的從事中郎。嘉平六年（254）。司馬師廢齊王曹芳，改立高貴鄉公曹髦為帝，改年號為正元，阮籍的《詠懷詩》寫到：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俯仰懷哀傷。此詩正暗指司馬氏廢齊，從詩歌中，可以看到他無法明確表現出來的態度。

　　曹髦即位后，阮籍徙官散騎常侍，意味著他由司馬氏的屬官轉為皇帝的臣屬。按照他與司馬氏的關系，他實際上應該成為司馬氏的耳目，但按照官職的要求，以及他的性格為人，他又應該為皇室效忠，而這無異于把自己置于司馬氏的政敵地位。

　　在這種尷尬的境地中，他索性主動請求到東平任職，這是阮籍在仕途上第一次主動提出要求。他到東平任上，不過十余天就回來了，李白《贈閭丘宿松》詩云：“偶來拂衣去，誰測主人情”，指的就是阮籍此事。

　　阮籍從東平返回京師洛陽后，馬上又作了司馬昭的從事中郎，一年后，他自求擔任步兵校尉。步兵校尉是中央政府的屬官，但并不像散騎常侍那樣與皇帝有親近的關系，又無實際兵權，不會引發猜忌。對于阮籍來說，擔任這個官職是他擺脫政爭的合適途徑。在阮籍一生中，任此職的時間最長，且終死沒有升職或轉職。

　　在擔任步兵校尉之后，阮籍也并不主動疏遠司馬氏，只是每每醉酒，狂放不羈，不以禮法自拘，只在詩文中透露出他真正的是非好惡。司馬昭曾經求婚于阮籍，他便醉酒六十日，使司馬昭“不得言而止”，借此回避掉了一次具有政治意味的聯姻。

　　景元四年（263），司馬昭被晉封為晉公，位相國，加九錫，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皇帝下詔加封晉爵，謙讓一番，再由公卿大臣“勸進”，即可達到篡位目的。阮籍被指定執筆《勸進表》，他仍想借助醉酒來避開這個難題，但是發現無法推卸，又不敢不寫，最后，他終于擬寫了《勸進表》。

　　寫《勸進表》，等于他公開表態擁護司馬氏篡權，這在他心中是非常難堪，也是非常不愿意接受的任務。寫完后一二個月不久，景元四年冬，阮籍去世，享年五十四歲。從時間上來看，這次擬寫應該使他非常懊惱，承擔了極大的壓力。

　　從表面看，阮籍的仕途是一帆風順，官場得意，但由于客觀現實與他的理想差距太大，實際看來，他在政治上一直是處于失意狀態。且他撰寫《勸進表》一事，在后世引起了許多非議與責難。某種意義上，阮籍的一生具有強烈的悲劇氣氛。

　　在魏晉時期的玄學哲學家之中，阮籍在學術思想或哲學理論方面的貢獻并不特別突出，然而除了與阮籍齊名的嵇康之外，似乎沒有幾個人能趕得上阮籍那樣有顯赫的名聲。千百年來，攻之者有之，贊之者有之。可以說，阮籍是個名傳千古、聲被后世的文士。此外，在思想發展史上，阮籍在倡導和推動莊學方面則有著獨特的貢獻，并由此形成易、老、莊三玄鼎立的學術思想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