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將門”現象探析——對中國古代將門的斷代史剖析
內容提要:中國古代長期存在“將門”的現象,這種將門在軍隊及國防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北宋時期,將門現象依舊突出,出現了或幾代為將,或數世統軍的情況,甚至還有與北宋王朝相始終的武人家族。本文即以北宋為斷面,對中國古代將門現象進行斷代史的剖析。內容包括北宋將門的具體情況,其形成的原因與時代特征,以及產生的積弊及消極影響。
中國古代史上,長期存在“將門出將”之說,即指幾世從軍及產生將領的現象。就中國歷代王朝的發展總體而言,將門還構成了武將群體中的骨干力量。北宋時期是中國封建時代承前啟后的重要階段,若以此為斷面加以集中考察,可以對中國古代“將門”現象的基本特點予以揭示,并能夠對其在國防和軍事活動中的地位進行評估。需要說明的是,目前學術界對北宋個別武將世家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1],但從整體上探討北宋將門現象的工作,尚明顯不足。因此,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很有必要。
一
將門現象在北宋以前已長期存在,并成為軍中影響甚大的一種傳統。據《史記》卷七五《孟嘗君傳》記載,孟嘗君早年曾對其父曰:“文(孟嘗君名田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可見“將門有將”之說在孟嘗君之前當流傳已久。以后,此說更成為傳播甚廣的諺語。如曹魏時,曹植在上疏中有“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2]的言辭;南北朝時,同樣的諺語見諸史籍記載[3];隋煬帝也對群臣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4]揆諸史乘,還有類似的記載。如西漢時,趙禹對大將軍衛青說:“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5]等等。
先秦時期,將門世家頗為活躍,著名者如:秦國自王翦之后,王氏三世為名將(王翦、王賁和王離),蒙氏兩代為名將(蒙驁、蒙恬和蒙毅);趙國之趙氏兩世為主帥(趙奢、趙括)。還有樂羊、樂毅及樂乘等幾世在數國統軍的現象。這一時期,最突出者則莫過于楚國的項氏世將,如太史公所稱:“項氏世世為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6]
秦漢以降,“將門出將”的現象依舊綿延不絕。如秦漢時之李氏將門,先后出名者有李信、李廣、李蔡、李當戶及李陵等數世,號“李氏世將”[7];周勃、周亞夫兩代則皆居西漢大將之位。在漢代,因隴西等六郡“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良家子弟往往從軍而產生將門,如趙充國便因此成為西漢中葉名將,其子趙邛亦追隨至中郎將。與此同時,辛武賢與其子辛慶忌以軍功分別至破羌將軍、左將軍,辛慶忌之諸子也繼為將領,“皆有將帥之風”[8]。兩漢之際的耿弇,在東漢的建立過程中功勛卓著,為一時名將,以后其子弟也多為將領,史稱:“三世為將。”[9]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高門世族把持軍權的現象更為突出。如孫吳之陸氏,自陸遜掛帥之后,其子陸抗繼拜大司馬、荊州牧,領兵鎮守荊州重鎮。陸抗死,其子“晏及弟景、玄、機、云,分領抗兵”,其中陸晏和陸景兄弟官至裨將軍、偏將軍[10]。隋唐時期,軍隊中繼世為將的現象同樣非常普遍。如隋朝名將韓擒虎出身將門,其父居北周大將軍之位,韓擒虎之弟韓僧壽亦為隋將,其家族統軍者多人,故修史者曰:“韓擒虎累世將家,威聲動俗。”[11]唐初名將薛仁貴之后,其子薛訥繼為大將,“后突厥擾河北,武后以訥世將,詔攝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使”。薛仁貴弟薛楚玉及其子薛嵩、其孫薛平、其重孫薛從,則數世為將[12]。中唐名將張守珪一門三世為將,名振河西[13];出身將家的李晟,“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但自李晟立功成名后,家族數代統軍為大將,其子李愬又再為名將[14]。至于中唐以后、五代之時,藩鎮割據下的世代為將、壟斷軍職的現象,更屢見不鮮。如典型的河朔三鎮的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之類。這當然又是一種特殊背景下的極端化現象。
二
唐宋之際,中國社會在諸多方面出現了重大轉折,已得到學界的認同。然而,包括“將門”現象在內的許多根深蒂固的傳統卻延續下來。北宋時期,“世為將家”依然為當世軍中一種頗為普遍的現象,而將門也始終在當時武將群體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從時間上來看,將門大致可分為宋初開國將領、遺臣故將,和之后歷朝成長起來的將帥之家三類;從地位上看,將門又有高低之別。以下依據前后順序,對時間上劃定的三類將家分別考察,并就一些典型家族進行必要的剖析。
1.開國將領之家
北宋初的開國將領,或因“翊戴之功”加官晉爵,或因深受信任分據要職,或以善戰成為軍中將官,從而構成了當時武將群體中的核心力量。雖然宋太祖隨之收奪了功臣大將的兵權,但卻保留了包括其在內的開國將領諸多方面的特權,特別是子弟蔭補武職、優先遷轉的待遇,甚至給予其與皇室聯姻的禮遇[15],而這一做法為后世嗣君所承襲。因此,便造就出一批將門之家,綿延數代,幾世為將。
宋初的功臣大將,主要有石守信、高懷德、張令鐸、王審琦、張光翰及趙彥徽諸將[16],以及李處耘、韓重赟、羅彥瓌及王彥升等人[17]。通過查閱《宋史》諸將傳、《續資治通鑒長編》以及宋代有關碑傳等文獻,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張光翰、趙彥徽、羅彥瓌及王彥升四人子嗣情況不詳外,其余諸家都有繼世為將的記錄。
宋初功臣大將中繼世為將者以張令鐸和韓重赟兩家為代表。其中張令鐸在初居侍衛馬步軍都虞候的高位,韓重赟在宋太祖朝曾任殿前都指揮使的要職。張、韓兩人之子,有加官西上閤門使、領綿州刺史,出守西部重鎮原州者[18];有長期出任鎮、定、高陽馬步軍都鈐轄,成為河北前線有名邊將者;還有官至左屯衛大將軍、領遙郡團練使者等[19]。
宋初功臣將門中三世及以上為將者,以石守信、王審琦和李處耘三家為突出。石守信是宋太祖建國的主要支持者,曾任三衙最高軍職的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石守信諸子皆以蔭補武職,其中長子保興歷延州路副都部署、及知澶州等,拜棣州防御使。石保興之子元孫在宋仁宗朝歷殿前都虞候及鄜延副都部署等,加觀察使銜,躋身高級將領之列。石守信另一子保吉,以娶延慶公主的緣故,在宋太宗朝已授節鎮。宋真宗朝,石保吉曾出任河北諸路行營都部署。景德初,宋真宗北上親征,石保吉又承擔護駕重任。其子從武者,也官至武階中的諸司使[20]。
王審琦在宋初任殿前都指揮使,其九子皆以父蔭補武職。長子承衍以駙馬身份在宋太宗朝授彰國軍節度,先后出知天雄軍府、貝冀都部署等職,為河北駐軍重要將領。次子承衎,歷知延、代、并州等,“皆兼兵馬鈐轄”。王審琦其余諸子,則為西上閤門使以下武官。王氏第三及第四代后裔中,不乏諸司使及領刺史者[21]。
李處耘是宋初的樞密副使,曾多次參與用兵。其次女為宋太宗皇后,諸子皆繼世為將,而以繼隆、繼和兄弟最為出名。李繼隆“以父蔭補供奉官”。宋太宗即位后,歷河西行營都部署以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等將帥之職。景德初,宋真宗赴澶州,李繼隆又率軍護駕。史稱“ 公二紀宿衛,四換節旄”,“功臣之號,凡三加焉”[22]。李繼隆死后,與故相李沆、王旦同配享于宋真宗廟室,可見被視為一代最重要的武臣。李繼和長期鎮守邊陲,在宋真宗朝出任殿前都虞侯,領端州防御使。李繼隆另一弟繼恂,官至洛苑使、順州刺史。李氏第三代仍繼續為將,其中李繼隆之子昭亮,“四歲,補東頭供奉官”。歷北方前線守將,遷步軍及殿前副都指揮使等要職,成為又一代禁軍大帥。李昭亮之子惟賢,歷知冀州等,領遙郡團練使。李繼隆從子昭遜,至供備庫使[23]。
根據以上情況可見,宋初功臣諸將不僅本人為當時禁軍的重要將領,而且其子弟也因家門背景在武職上獲得順利發展,遂出現了幾代為將的現象。
宋初功臣大將之外的開國將領,大致包括入宋后獲得節鉞者及以下將領,由于他們大多原本官爵不算顯赫,與前朝關系相對較淺,因而受到趙宋王朝的重用。如王全斌、郭守文、尹崇珂、劉廷讓、崔彥進、張廷翰、張瓊、楊信、曹彬、潘美、黨進、馬全義、何繼筠、李進卿、李漢超、李謙溥、荊罕懦、賀惟忠、李漢瓊、劉遇、李懷忠、米信、田重進、劉廷翰及崔翰等等將領。他們雖在地位及特權上不及功臣,但因不斷得到拔擢,加之人數更多,也涌現出很多將門世家,其中既有幾代為將者,也有一世多人揚名軍旅者,從而在總的影響上也超過功臣之家。其代表主要有楊信、何繼筠、李漢超、李謙溥、王全斌、馬全義和曹彬諸家。
楊信在入宋后,歷殿前都虞候和都指揮使等要職。其弟楊嗣,是宋真宗時御遼名將,歷定州及鎮州路副都部署等,拜保州團練使。楊信另一弟楊贊,“以兄故得掌禁旅,累資朝著至牧守焉”[24]。何繼筠在宋初長期駐守棣州,后拜建武軍節度。其子何承矩在宋太宗和真宗朝,長期鎮守滄州、雄州等要地,又兼河北緣邊安撫使,為當時前線重要守臣。何承矩諸子也多蔭補武職[25]。宋初名將李漢超長期鎮守關南,授觀察使。其子守恩,少隨父從軍。“漢超卒,擢為驍猛軍校,累官至隴州刺史、知靈州”。后遇夏軍伏擊而死,同時死難者還有其子望之、其弟守忠等[26]。由此可窺見李氏將門一斑。李謙溥在宋初鎮守隰州,官至團練使。其長子允則歷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知鎮州等,終寧州防御使;其次子允正先后任鄜延及鎮定防區將官等,積官客省使、遙郡團練使[27]。宋初大將王全斌曾為征討后蜀之役的主帥。其諸子多為武職,其中審鈞曾任廣州兵馬鈐轄等。王審鈞之孫凱,在宋仁宗朝任馬軍副都指揮使等。王凱之孫詵,娶蜀國長公主,官至留后[28]。
馬全義為宋初勇將。宋太宗時,其子知節以蔭補供奉官,年僅十八歲便奉命監彭州兵。在宋真宗朝,先任鄜延地區統軍官,后遷樞密副使和知樞密院事等要職,成為參與大政的武將最高代表[29]。據王安石記載:馬知節死,其子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另一子之美,“終內殿承制、閣門祗候”。其孫輩十六人,其中“慶宗今為右班殿直,慶崇今為文思使、知恩州”[30],皆為武官。
在上述簪纓世家中,最為突出者還是曹彬家族。對曹氏一門稍加考察,頗能加深對北宋高級將門的了解。曹彬出身后周外戚、親信,但因入宋后表現忠謹謙恭,從而贏得三朝的信賴,先后出任征討南唐的主帥和雍熙北伐的主力大將,兩為樞密使,死后封王,與故相趙普同配享于宋太祖廟室,可謂極武將之榮。正因為曹彬的受寵,其子弟便在武途中獲得顯著發展。僅曹彬死時,其親族、門客及親校就有十余人被授官。據李宗諤《曹武惠王彬行狀》[31]記載:曹彬七子:璨、珝、瑋、玹、玘、珣及琮,惟有玘為文官,其余六子皆為武臣,又以璨、瑋及琮在軍中的地位最高,影響也最大。
曹璨,“以父任為供奉官,彬為上將,璨常從行”。在宋太宗時代,長期為前線守邊。宋真宗朝,曹璨歷馬軍副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等三衙要職,授節鉞,“在禁衛十余年”。曹瑋為宋真宗時西北名將,歷知渭州、秦州及鄜延路副都部署等。天禧中任簽書樞密院事,又參與最高軍事決策。后因遭宰相丁謂所忌,改定州都部署等,拜節鎮[32]。曹琮也有與兄長相同的經歷,后在宋仁宗朝歷步軍及馬軍副都指揮使等,再度成為禁軍三衙將帥[33]。
因資料所限,可查到的曹彬第三代后裔人數雖不少,但已不完整,并且事跡也多不詳。現據史料考證可知,他們中為武臣者有:曹璨之子儀,曹瑋四子僖、倚、偀、倩,曹琮之子佺、修,曹玘之子佾及傅等人。而真正有事跡可述者主要有儀、僖、偀及修幾人。據記載:曹儀遷軍職至步軍都虞候。景祐初,當其同宗女被冊為宋仁宗皇后時,曹儀“乃請解軍職,而易廉車之任”[34];曹僖武職至禮賓使,曾為儀州守將;曹偀官至供備庫副使,死于對夏戰爭中;曹修則歷洛苑副使兼閣門通事舍人等,曾任“廣南西路同體量安撫經制賊盜”,為南疆帶兵武將[35]。另外,曹佾、傅昆仲乃宋仁宗曹皇后同胞兄弟。其中曹佾歷殿前都虞候、知澶州等,授節鉞[36];曹傅則官至榮州刺史[37]。其余同輩官高者為皇城使、防御使,低者為大小使臣[38]。
在曹彬第四代及以后的子嗣中,任將職者仍綿延不絕。曹佾之子評在宋徽宗朝曾任馬軍副都指揮使,授節鉞[39];另一子誘至安德軍節度使,曾以樞密副都承旨的身份權勾當馬步軍司公事[40]。曹誘之孫湜尚公主,繼為武職[41]。曹璨、瑋及琮的后裔,也有統軍為將者,其中曹誦在宋哲宗、徽宗時,歷任馬、步軍司主官[42];曹琮之孫詩為駙馬,擔任武職[43]。特別值得提到的是,到北宋滅亡之際,曹氏后人曹曚仍為禁軍大將[44]。郭倪《侍衛馬軍司題名記》又作曹濛,還有記載作曹矇[45]。據宋人王明清云:“曹武惠諸子,名連玉字。玉字生人字;慈圣光獻,昆季也。人字生言字,言字生日字,日字生水字,水字生絲字。”[46]可見曹矇當為曹曚之誤。如作曹曚,便意味曹彬一門為將五代,若作曹濛,則說明曹氏六世將門。從曹彬到曹曚數代統軍,可謂與北宋王朝相始終。
2.遺臣故將及其后裔
北宋建國初,前朝遺臣故將雖因不屬于趙宋勛臣、親信,無法得到重用,但因一部分人得以留用,加之原本地位頗高,故不僅其本人在短期內扮演樞相、將帥的角色,而且其后裔中也不乏躋身武將者,這樣也形成了一批將門。如魏仁浦、吳廷祚、符彥卿、韓令坤、慕容延釗、王景、郭從義、武行德、侯益、孫行友、趙晁及折德扆等等,其中以吳廷祚、慕容延釗、侯益及折德扆諸家為突出。
后周樞密使吳廷祚在宋初得到留用。吳氏共有六子,長子官至定州鈐轄;次子歷知成都府等,授西上閤門使;另一子元扆為駙馬,授節鎮,在出知潞州時,“遂分領澤、潞、晉、絳、慈、隰、威勝七州軍戎事”。其余子孫亦多為武臣[47]。慕容延釗在宋初遷殿前都點檢,曾任荊湘之役主帥。其弟延忠至磁州刺史;延卿至虎捷軍都指揮使。其子皆為武官,其中次子德豐長期守延州、靈武等要地,加團練使銜;其從子德琛,“以延釗蔭補供奉官”,曾任并代鈐轄。慕容氏第三代后裔雖繼續從武,但地位已降至使臣[48]。舊藩鎮侯益五子,入宋后中除一人為文官外,其余皆居武職。其孫輩多為武官,其中侯仁矩在宋初歷祁、雄二州刺史,“治軍有方略”。侯仁矩子延廣,在宋太宗時出任知靈州兼兵馬都部署,以對付李繼遷勢力,后死于任上。其子孫仍多為武官[49]。
折德扆家族既是北宋將門的著名代表,也是舊藩鎮和蕃將中的特殊世家。折氏出身黨項族,五代時割據府州[50]。宋初,折德扆聽命,遂繼續留用。折德扆死后,其家門長期承擔鎮守府州重任,以防御西夏。其中折德扆長子御勛、次子御卿還獲授節鉞,五世孫可適為宋神宗和哲宗朝名將,歷涇原副都總管等,遷步軍都虞候,拜節鎮[51]。史稱:“雖不無世卿之嫌,自從阮而下,繼生名將,世篤忠貞,足為西北之捍。”[52]
3.宋太宗朝以后的各代將門之家
宋太宗朝以后,不斷產生的將領隊伍,其后嗣因同樣獲得各方面的特權和機會,這就為其從軍為將創造了必要的條件,遂不斷孕育出新的將門之家。
從有關史料可以看出,在宋太宗朝至北宋末的將領家族中,不少都有繼世為將的情況,如楊業、王超、高瓊、范廷召、葛霸、呼延贊、丁罕、張凝、曹利用、馮守信、張耆、夏守恩、狄青、趙振、姚兕、種世衡、王珪、宋守約、劉仲武、苗授、和斌及劉延慶等等將家。像張凝在宋真宗朝至殿前都虞候,其子昭遠則先后出任鄜延路兵馬都鈐轄及步軍、馬軍都虞候等[53],可謂兩世為三衙管軍;事跡不顯的丁罕,在宋太宗及真宗朝曾任步軍都虞候。其子守德雖無明確官爵記載,但據史稱“能世其家”[54]可知,當繼續從武為將。據王安石所書神道碑反映:馮守信至步軍副都指揮使,授節鉞,其子十三人中,雖多為下級武官,但也有至諸司副使者[55]。宋仁宗朝大將劉平死后,其子季孫歷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兼東南第三將等[56]。而在他們中尤以楊業、王超、高瓊、姚兕及種世衡諸家為突出。
抗遼名將楊業出身將門,入宋后任判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加云州觀察使。楊業戰死后,其子弟多遷補軍職。其中長子延昭在宋真宗朝又以河北守將聞名,歷知保州兼緣邊都巡檢使及高陽關副都部署等,加莫州防御使。楊延昭子文廣,曾追隨范仲淹于對夏前線,又“從狄青南征”。治平中,遷步軍都虞候[57]。楊業一門為大將三世,是北宋將家中的杰出代表。
王超為宋太宗和真宗朝馬步軍都虞候,曾任河北前線主帥。其子德用在宋仁宗朝出為大將,入居樞相。王德用弟德基,官至延州觀察使、鄜延經略使;德恭,官至蘄州刺史。“魯公(王超)之孫二十八,皆以材武聞于時,繼登顯仕,或遙領州郡,或擢在橫班。”[58] 其中王德用子咸融,官至眉州防御使[59];王德用長子咸熙早卒,生二子,“伯諱澤,以強敏習知民政,累典州郡,終皇城使。仲諱淵,字巨源,結發為右侍禁、閤門祗候,七遷至皇城使、閣門通事舍人,更歷煩使,出權陜州兵馬鈐轄”。王淵死,其子孫仍有繼續為將者。宋人評價道:“觀國朝以來將相大臣子孫保有其家室迨數世而不墜門法者,不十數家,而建雄軍節度使、魯國武康王公其一也。”[60]
同樣歷仕宋太宗、真宗兩朝的三衙大帥高瓊,其后嗣為將的情況更為突出。《宋史·高瓊傳》記載高氏有七子。其中繼勛歷步軍及馬軍副都指揮使等,授節鉞;繼宣歷涇原路鈐轄兼安撫使等,授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眉州防御使。又據王珪于熙寧時記載,高瓊共有十四子,繼勛、繼宣之外諸子從武情況為:繼忠,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繼和,崇儀副使;繼倫,西頭供奉官;繼密,內殿承制、閣門祗候;繼隆,引進使、陵州團練使;繼元,東上閣門使、嘉州刺史;繼荀,右侍禁;繼芳,供備庫使、忠州刺史;繼顒,左侍禁;繼豐,供備庫使、昌州刺史;繼敏,內殿承制;繼昌,西頭供奉官。高瓊孫輩情況為:“西京左藏庫副使遵度等六十三人”;曾孫輩:“左班殿直士先等一百四十五人”;四世孫:“東頭供奉官公庠等七十一人”;“來孫:右班殿直世祚等十三人”[61]。需說明的是,高瓊孫輩以下任職情況,僅為王珪所見,自然不表明最后的官爵,同時各代又只提及最長者,則其余者也不能顯現。如高瓊孫輩中的遵裕是西陲重要守將,歷秦鳳路沿邊安撫副使及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等,加團練使;高瓊四世孫公紀至集慶留后;高瓊五世孫世則在北宋末官東上閣門使、華州觀察使等[62]。
姚兕之父姚寶原為普通武將,戰死于定川砦之役。姚兕在宋神宗朝歷鄜延路總管等,累遷東上閤門使、通州團練使。其弟麟,“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宋徽宗朝,姚麟遷至殿前都指揮使。姚兕之子雄、古,也是當時有名的邊將。其中姚雄“年十八即佐父征伐”,后至步軍副都指揮使,授節鉞。史稱:“熙河十八年間更十六帥,唯雄三至,凡六年”;姚古“亦以邊功,官累熙河經略”。靖康元年,勒兵勤王,為河東制置使。姚古之子平仲,早年在西北為將,靖康間以領兵夜劫金營失敗而被貶[63]。從姚寶算起至姚平仲,姚氏將門在北宋中后期凡四世。
種世衡為宋仁宗朝御夏名將,其子古、諤、誼,“皆有將材,關中號曰‘三種’”。種古歷知鎮戎軍及環慶路鈐轄等;種諤歷鄜延副總管等,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種誼歷熙河副將、知蘭州等,加保州團練使。在種氏第三代中,種樸歷知河州及安撫洮西沿邊公事等,后戰死;種師道“以蔭補三班奉職”,歷涇原都鈐轄及馬軍副都指揮使等。從童貫討伐燕京,為都統制。靖康時,歷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及河北、河東宣撫使等,一時成為軍中柱石;種師中至步軍及馬軍副都指揮使。靖康之難中,任河東路制置副使,戰死沙場[64]。元人修史時指出:自種世衡后,種氏一門“至師道、師中已三世,號山西名將”[65]。
三
北宋時期,將門的情況已如上所述。如僅以《宋史》中的武臣列傳為線索,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將門出身者在武將群體中占有很大的比例。那么探究這種現象長期存在的原因的話,不難發現既有承襲歷史傳統的因素,也有北宋本身制度和政策的關系。
自秦以降,文官在選任上呈現出日益制度化的趨勢,如先后出現的征辟、察舉、九品官人法及科舉等選官制度雖存在許多弊端,但畢竟獲得制度上的保障,并且逐漸發展完備。而武官在選舉和培養上卻基本缺乏制度化,除了秦漢開國時的軍功爵及唐宋短暫的武舉制外,大致上缺乏完整的選舉制度。因此,在選拔、任用武將的過程中,人為因素(特別是世襲制殘余)的影響更大。同時,文官隊伍的培養有學校制度的支持,如太學、國子監及各類官私學校源源不斷地培養后備文官。而培養武官的專門學校,卻幾乎不存在。這就造成軍事才能的培養主要依賴軍營和戰場上的實際鍛煉。最后,武將的升遷傳統上側重于實效性的軍功以及論資排輩,而較少考慮系統的文化素質及道德標準。正因為如此,武將之家擁有自身獨特的優勢,其子弟生長于軍旅,耳濡目染兵戎,有更多的機會參與軍事活動。此外,傳統上練兵習武還具有濃厚的保密性,甚至于傳子不傳女,這也使將門獲得有利的條件。于是,長期以來武將后備隊伍的培養,遂主要依賴軍隊內部,特別是武將家族來完成。這便形成將門出將的傳統,宋王朝遂不能不深受其影響。如宋仁宗朝,范仲淹在言及任將時所承認:“將門出將,史有言焉。”[66]
就北宋而言,又有自身維持將門存在的制度及政策。首先,北宋在中唐、五代的基礎上,進一步推行募兵制度,從軍遂更加職業化。在北宋募兵制下,以“天下失職獷悍之徒”[67]組成的軍人地位低下,以從軍為職業并贍養家庭,也只能以軍營為家。北宋軍士、普通武官的子弟通常既缺乏必要的文化素養,又少有其他謀生出路,于是舉家從軍便成為必然的結果。而宋統治者從穩定軍隊和兵源的目的出發,也有意培植軍人子弟安心軍營。如宋真宗曾表態:“朕念取農民以實軍伍,蓋非良策。惟軍伍之家悉有子弟,多愿繼世從軍,但慮父兄各隸一軍,則須分別,以此不敢應募,今可曉諭許隸本軍。”當時的樞密使王欽若附和道:“此輩常從父兄征行,兵甲位伍,熟于聞見,又免廢農畝而奪耕民,真長久之畫也。”[68]韓琦在熙寧初也指出:“ 諸軍多是弟侄子孫以父兄尊屬在軍,遂愿投本營同活;或無子孫者,即召本營人為舍婿,冀一身有托。更有堂從疏屬有服外親充軍,后有卑幼補為人員。”[69]甚至還將戰死者后代編入軍中,所謂: “士死國,賻賞其家,涅其孤兒,使繼衣廩。”[70]因此,軍人、武官子弟深受軍旅生活影響,自幼熟悉弓馬,武將便成為其傳統發展和追求的主要目標,這就構成了孕育將門的一個重要基礎。現舉突出的例證如下:
出身行伍家庭的呼延贊,在宋太祖、太宗兩朝成為將官,以勇猛敢戰著稱。雍熙四年,呼延贊被宋太宗召見,他“具裝執鞬馳騎,揮鐵鞭、棗槊,旋繞廷中數四,又引其四子必興、必改、必求、必顯以入,迭舞劍盤槊。賜白金數百兩及四子衣帶”。史稱呼延贊“遍文其體為‘赤心殺賊’字,至于妻孥仆使皆然,諸子耳后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呼延贊歷保州刺史、冀州副都部署等職,加團練使銜。呼延贊卒,其子必顯又被擢為軍副都軍頭[71]。可見其家滿門從軍,具有典型的傳統將門色彩。
第二,宋太祖在實施“收兵權”的同時,對武將上層又進行了拉攏收買,給予其家族諸多方面的優待。甚至采取了與其聯姻的做法,以爭取他們的效力,并化解彼此的矛盾。如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等將帥不僅獲得了安保富貴的待遇,而且數家與皇室建立了婚婭關系,宋人對此大加贊賞[72]。宋太宗登基后,將乃兄這一手做法沿襲下來。由此遂形成拉攏上層武將的一種傳統,以后北宋諸帝立武臣女為皇后幾乎成為定制[73]。在此祖宗之法的庇護下,不僅一批批將領及其家族獲得了穩固的地位,為其子弟從武為將打開了方便之門,而且如前述李處耘、曹彬及高瓊等將門之后,還在外戚身份的支撐下,長期把持禁軍將帥之職,形成數世不衰的高門將家。
第三,如所周知,北宋時期科舉制是選拔文官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制度,而蔭補制則在地位和影響上都小得多。科舉制的特點是競爭,因此北宋文官集團內部存在很大的流動性和不穩定性。從文獻記載來看,北宋文臣高門世家,固然有蔭補的一定支持,但科舉在支撐和維持家族的影響上卻具有關鍵的作用。所謂:“本朝選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將相明卿,皆由此出。”[74]如北宋呂氏、韓氏等著名大族之鼎盛,便是如此[75]。而武將則與文臣不同,由于其子弟所處環境的影響和受教育不多的因素,因此少有通過科舉入仕者。事實上,從宋朝武官的來源看,大致有蔭補、軍員轉補、軍功補官、吏人出職及武舉等途徑。其中又以蔭補和軍員轉補為主,由軍功補官和吏人出職為武者,數量既有限,也很難躋身將官隊列。武舉在北宋設置的時間不長[76],影響很小。如南宋人所說:“名臣宿將勛業赫奕,或出于將家者有之,或拔于行伍者有之,其自武舉中出幾人?”[77]可見蔭補是選拔武官和武將的重要途徑。
宋朝對武官子弟蔭補有詳細的制度規定,如:樞密使、副使及節度使之子,可蔭補西頭供奉官,其余子弟可蔭補右侍禁及右班殿直以下武職;諸衛上將軍、節度觀察留后、觀察使及內客省使子弟,可蔭補右侍禁至三班奉職; “諸衛大將軍、內諸司使、樞密院諸房副承旨子,三班奉職;期親,借職;余屬,為下班殿侍。諸衛將軍、內諸司副使、樞密分房副承旨子,為三班借職”[78]。有學者指出:“在(宋代)蔭補入仕的官僚隊伍中,武官始終占大多數。”[79]
揆諸北宋史實來看,上層武官都享有蔭補和優先遷轉子弟的特權,其中宋初開國將帥,更為其子弟的發展創造了優越的條件。這些膏粱子弟往往乳臭未干已獲軍銜,甚至未經戰陣便為將官。如前述石守信長子保興“年十四,以蔭補供奉官”,其余諸子更為年幼就蔭補武職;石保吉、王承衍等人未立寸功,已獲節鉞。而眾多普通武將子弟在蔭補等相關制度的鼓勵下,同樣有機會走上以武立身的發展之道。如戰爭中死難的中下級武官,其子弟都可獲得蔭補武職的機會。如北宋中期將領趙滋,其父原為環慶路都監,天圣中戰歿,遂“錄滋三班奉職”[80]。大將劉舜卿之父生前為鎮戎軍都監,死于好水川之戰。“舜卿年十歲,錄為供奉官”[81]。類似記載在史籍中屢見不鮮。慶歷二年,環慶部署司曾建議:戰死將校子孫原錄二、三人,今后對非戰勝而死者,要求僅錄一人。宋廷一時“從之”。但韓琦認為不合情理,“乞并如舊制施行”,當政者又恢復舊制[82]。這便說明蔭補制度對于培植武將后備隊伍具有重要的意義,從而造就了綿延不絕的將門。
第四,北宋時期的高級將領之家,因特殊的背景條件,其子弟還有較多機會得到統治者的垂青,使他們更容易獲得發展。如天禧初,閤門副使缺員,宋真宗便曰:“朕有人矣。張昭遠知邊略,曹儀習朝儀,可并除西上閤門副使。”[83]治平中,朝議選拔宿衛將官,宋英宗道:“文廣,名將后,且有功。”乃擢楊文廣成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84]。張昭遠和曹儀作為三衙大將張凝、曹璨之子,楊文廣作為名將楊業之后,自然易為人君了解,其升遷也就迅速。同時,一些將帥子弟也因家門的緣故,增加了與朝臣交往的機會,較易得到他們的關注。如:咸平時,將領李謙溥之子允則之所以得到皇帝的注意,便在于大臣畢士安的推薦,如宋真宗所言:“朕在南衙,畢士安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85]宋仁宗朝大將劉平戰死后,其子季孫繼續為將,并受到不少文官的注目。張耒有“君家將軍本縫掖,叱咤西摧賀蘭石”[86]的詩句相贈;蘇軾也曾舉薦道:“況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于奮不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87]
最后,北宋時期武將之間互相聯姻的現象相當普遍,而這又對將門的形成和穩定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如:曹彬之子瑋曾娶潘美之女;曹瑋一女嫁王超之子德基[88];王超之子德用娶節度使宋延渥之女[89];大將葛霸之子懷敏又娶王超之女[90],等等。這種聯姻自然產生相互支持的作用,促進和鞏固了各自的地位。像曹彬、王超家族的鼎盛,也當與其保持和其他將帥聯姻有一定關系。張昭允原為大理評事,以娶潘美之女緣故,換武職。宋真宗即位后,“以昭允章懷皇后(潘美之女)妹婿,頗被親信”,遷至鎮、定、高陽關行營馬步都鈐轄[91]。可見張氏在將職上的發展,與潘美家族的關系頗大。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宋朝畢竟不存在固定的世襲及門閥制度,這就決定了將門現象仍具有相當大的不穩定性。如過度依賴家門功勛而缺乏戰場鍛煉,便不能不退化承擔武將的能力,隨著蔭補資格的逐漸下降,紈绔子弟就很難保持重要的官爵,不免被排擠出武將隊列。因此,北宋兩世、三世為將者不少,而三代以上為將者就相當有限了。只有像曹氏、高氏、種氏、姚氏及折氏等少數將門,能保持數世鼎盛。曹氏和高氏數世不衰,主要在于家門加外戚身份的互相支撐。此外,其門規較嚴,處事謹慎,也有一定的支持作用。如曹彬以謹慎著稱,其作風對后裔有極大的影響。史稱其子曹璨“起貴胃,以孝謹稱,能自奮厲,以世其家”[92],當非虛言。高瓊則“善訓諸子,使讀書,率能自立于時”[93]。而種氏、姚氏及折氏等家門之盛,則主要依賴長期對夏戰爭中軍功的維系。
綜觀北宋歷史,將門不僅在軍隊中占據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國防中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同時產生了許多有為將領,乃至名將,諸如曹彬之后璨、瑋,李進卿之后延偓,楊業之后延昭、文廣,楊信之弟嗣,韓重赟之后崇訓,馬全義之后知節,何繼筠之后承矩,王全斌之后凱,侯益之后延廣,王超之后德用,趙振之后珣,種世衡之后古、諤、誼、樸、師道及師中,郭遵之弟逵,劉賀之后昌祚,姚兕之后麟、雄、古,王珪之后光祖及稟等等,皆有相當的事跡可述[94]。
北宋將門中繼世為將而人才迭出的情況自然存在,但這絕不表明將門出身者都屬良將。事實上在他們中存在著大量平庸之輩,特別是在上層世家之中又更為突出。宋初石守信、王審琦等高門子弟,依賴家世安享富貴,而又表現平庸的情況自不用說,其他許多將帥后裔無所作為的現象也同樣存在,對此僅通過《宋史》及《東都事略》中諸多武將列傳的記載就可得到印證。到北宋中期,這種情況就更為明顯。如范仲淹所說:“ 今將家子弟蔑聞韜鈐,無所用心,驕奢而已。”[95]還有人反映:“近歲恩倖子弟飾廚傳,沽名譽,不由勛效,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過利轉遷之速、俸賜之厚爾,御侮平患,何望于茲?”[96]明鎬在巡邊時則發現,“時邊任多紈绔子弟”,甚至行軍時還有倡婦同行[97]。這些將門子弟一旦踏上戰場,便暴露出一副無能相,如韓琦所說:“魏昭昞、王克基未嘗出離京闕,便使領眾御戎,昨來暫至延州,皆已破膽。”[98]按:魏昭昞為宋初樞密使魏仁浦之孫、駙馬魏咸信之子[99],王克基乃功臣大將王審琦后裔、駙馬王承衍之孫[100]。熙寧初,又有人指出:“今之命帥,則唯用侍從貴官,遣將則多以閥閱子弟,素不諳練兵術。”[101]這種局面至北宋后期,并無改觀。如宋欽宗也不得不承認:時任馬軍副都指揮使的曹彬后裔曹曚,并無應付戰事的能力,所謂:“曹曚戚里,豈識兵事。”[102]
結語
綜上所述,將門現象在北宋時期十分突出,他們在當時的軍隊及國防活動中承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北宋將門中也存在諸如能力不斷退化以及坐享富貴等痼疾問題,而較之以往相比,其程度更為嚴重。推究其因,則首先在于過多依賴家門和蔭補的緣故。即隋唐以來,統治者雖在文官的選拔上逐漸注入競爭考試機制,但在武將的任用方面卻多因襲傳統,忽略了制度上的建設和變革,北宋又日趨狹隘和保守,這便難以激勵將門的茁壯發展,也制約了武將隊伍中人才的成長及交替。歐陽修對此評說道:“(將帥)或出于卒伍,或出于奴仆,或出于盜賊,唯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今國家求將之意雖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以至無人可用,則寧用癃鍾跛躃庸懦暗劣之人,皆委之要地,授以兵柄。”[103]其次,又與北宋推行“崇文抑武”國策有相當大的關系。武將群體在遭到文官士大夫集團長期壓抑、歧視的情況下,文武之間形成鴻溝[104],北宋將門在職業自信和榮譽感上遂呈現出明顯弱化的趨勢,乃至于還出現其子弟轉求文墨之途的現象。宋哲宗時,蘇轍即指出:“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105]第三,還在于長期對武將處處設防,束縛其行動自由,如實施“將從中御”及以文馭武之法,設置監軍,使用“陣圖”等等。這也造成了將家無所作為,安于現狀的后果。于是,北宋將門中就難免形成濃厚的“八旗子弟”習氣,便不能不對其職業角色產生相當大的消極影響。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將門出將”本身也存在產生武人權勢膨脹,甚至釀成事變的可能性。如果當政者對某個,或某些武將世家賦予過大的統軍權,而缺乏必要的制約,使得其長期主宰大軍,或盤踞某一地區,家族因素和利益不斷膨脹,遂不可避免要與王朝中央發生矛盾,便易于導致兵變后果的發生,前代這樣的現象已屢見不鮮,即使南宋時也出現了吳曦之亂。由此看來,北宋統治集團在推行“崇文抑武”國策,以及“將從中御”、“以文抑武”等舉措的形勢下,又處處防范和限制武人的權勢,通常不允許某個,或某些武將世家長駐一地(唯一的例外只有折氏長期鎮守狹小的御夏前線的府州,但其實力極為有限),更不允許長期把持一支軍隊,實行頻繁的調動和更換,便使得“將門出將”現象有效地控制在“抑武”的框架之中,從而杜絕了“將門”勢力膨脹的結果。
注釋:
[1]主要有余嘉錫《楊家將故事考信錄》,《輔仁學志》13卷1、2期(1945年12月);戴應新《折氏家族史略》,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楊倩描《吳家將》,河北大學出版社 1996年版;王云裳《抗金名將劉锜家世考述》,《文獻》1992年4期等。
[2]《三國志》卷一九《魏書·任城陳蕭王傳》,中華書局1959年校點本。
[3]《魏書》卷六二《李彪傳》;《資治通鑒》卷一一五《晉紀三十七》義熙五年三月,中華書局1974年校點本。
[4]《隋書》卷七〇《楊玄感傳》,中華書局1973年校點本。
[5]《史記》卷一〇四《田叔傳》,中華書局1959年校點本。
[6]《史記》卷七《項羽本紀》。
[7]《史記》卷一〇九《李將軍列傳》。
[8]《漢書》卷六九《趙充國、辛慶忌傳》,中華書局1962年校點本。
[9]《后漢書》卷一九《耿弇傳》,中華書局1965年校點本。
[10]《三國志》卷五八《吳書·陸遜傳》。
[11]《隋書》卷五二《韓擒虎傳》。
[12]《新唐書》卷一一一《薛仁貴傳附訥、嵩、平、從》,中華書局1975年校點本。
[13]《新唐書》卷一三三《張守珪傳附獻誠、獻恭、煦、獻甫》。
[14]《新唐書》卷一五四《李晟傳附愿、憲、愬、聽、琢》。
[15]《宋史》卷二四二~二四三《后妃傳》,中華書局1977年校點本。
[16]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建隆元年正月辛亥,中華書局點校本(各冊出版時間不一,以下簡稱《長編》)。
[17]見《宋史》李處耘、韓重赟、羅彥瓌及王彥升等人本傳。
[18]《宋史》卷二五〇《張令鐸傳》。
[19]《宋史》卷二五〇《韓重赟傳附崇訓、崇業》。
[20]《宋史》卷二五〇《石守信傳附保興、保吉、元孫》。
[21]《宋史》卷二五〇《王審琦傳附承衍、承衎》。
[22]楊億:《武夷新集》卷一〇《李繼隆墓志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3]《宋史》卷二五七《李處耘傳附繼隆、繼和》、卷四六四《外戚中·李昭亮傳》。
[24]《宋史》卷二六〇《楊信傳附嗣、贊》。
[25]《宋史》卷二七三《何繼筠傳附承矩》。
[26]《宋史》卷二七三《李漢超傳附守恩》。
[27]《宋史》卷二七三《李謙溥傳附允正》、卷三二四《李允則傳》。
[28]《東都事略》卷二〇《王全斌傳》,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史》卷二五五《王全斌傳附凱》。
[29]《宋史》卷二七八《馬全義傳附知節》。
[30]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八三《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點校本。
[31]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2]《東都事略》卷二七《曹彬傳》;《宋史》卷二五八《曹彬傳附璨、瑋》。
[33]《宋史》卷二五八《曹彬傳附琮》。
[34]《隆平集》卷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5]《長編》卷一七二皇祐四年六月丙戌。
[36]《宋史》卷四六四《外戚中·曹佾傳》。
[37]李宗諤:《曹武惠王彬行狀》,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三。
[38]王安石:《曹武穆公瑋行狀》,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三。
[39]郭倪:《侍衛馬軍司題名記》,載于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六《官守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0]《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六~七,中華書局1957年影印本。
[41]《東都事略》卷一一九《外戚傳》。
[42]《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六~七。
[43]《東都事略》卷二七《曹彬傳》。
[44]李綱:《梁溪集》卷五〇《乞種師道聽節制札子》,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5]《靖康要錄》卷一、卷三,臺灣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
[46]王明清:《揮麈錄·前錄》卷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7]《宋史》卷二五七《吳廷祚傳附元輔、元載、元扆》。
[48]《宋史》卷二五一《慕容延釗傳附德豐、德琛》。
[49]《宋史》卷二五四《侯益傳附仁矩、延廣》。
[50]《舊五代史》卷一二五《折從阮傳》,中華書局1976年校點本。
[51]《宋史》卷二五三《折德扆傳附御勛、御卿、克行、可適》;《宋會要輯稿》方域二一之一~二一之八。
[52]《宋史》卷二五三“論曰”。
[53]《宋史》卷三二六《張昭遠傳》。
[54]《宋史》卷二七五《丁罕傳》
[55]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八四《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勤威馮魯公神道碑》。
[56]《蘇軾文集》卷三一《乞擢用劉季孫狀》,中華書局1986年點校本。
[57]《宋史》卷二七二《楊業傳附延昭、文廣》。
[58]蘇頌:《蘇魏公文集》卷六〇《西上閣門使王公墓志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9]《宋史》卷二七八《王超傳附德用》。
[60]《蘇魏公文集》卷六〇《西上閣門使王公墓志銘》。
[61]王珪:《華陽集》卷四九《烈武高衛王神道碑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2]《宋史》卷四六四《外戚中·高遵裕傳附公紀、世則》;《東都事略》卷四二《高瓊傳》。
[63]《宋史》卷三四九《姚兕傳附麟、雄、古》;《蘇魏公文集》卷五四《隴干姚將軍神道碑銘》。
[64]《宋史》卷三三五《種世衡傳附古、諤、誼、樸、師道、師中》、卷二三《欽宗紀》。
[65]《宋史》卷三三五“論曰”。
[66]范仲淹:《范文正集》卷八《上執政書》,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7]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五二引《兩朝國史志》,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
[68]《長編》卷六三景德三年六月庚戌。
[69]韓琦:《改配諸軍五服內親事奏》,載于李之亮等《安陽集編年箋注》之《附錄一·韓琦詩文補編》卷七,巴蜀書社2000年版。
[70]李清臣:《韓忠獻公琦行狀》,載于《安陽集編年箋注》之《附錄二·傳記行狀》。
[71]《宋史》卷二七九《呼延贊傳》。
[72]王曾:《王文正筆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3]這可從《宋史》卷二四二~二四三《后妃傳》、卷四六三~四六五《外戚傳》得到充分的說明。
[74]《宋史》卷三一九《劉敞傳附攽》。
[75]《宋史》卷三一一《呂夷簡傳》、卷三一五《韓億傳》。
[76]王栐:《燕翼詒謀錄》卷五,中華書局1981年點校本。
[77]方大琮《鐵庵集》卷二六《策問·武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8]《宋史》卷一五九《選舉五·補蔭》。
[79]苗書梅:《宋代官員選任和管理制度》第72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80]《宋史》卷三二四《趙滋傳》。
[81]《宋史》卷三四九《劉舜卿傳》。
[82]《長編》卷一三七慶歷二年六月乙未。
[83]《宋史》卷三二六《張昭遠傳》。
[84]《宋史》卷二七二《楊業傳附文廣》。
[85]《長編》卷四七咸平三年四月丁巳。
[86]張耒:《柯山集》卷一二《送劉季孫守隰州》,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7]《蘇軾文集》卷三一《乞擢用劉季孫狀》。
[88]王安石:《曹武穆公瑋行狀》,《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三。
[89]歐陽修:《王武恭公德用神道碑》,《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一九。
[90]《宋史》卷二八九《葛霸傳附懷敏》。
[91]《宋史》卷二七九《張昭允傳》。
[92]《東都事略》卷二七《曹彬傳》;《宋史》卷二五八《曹彬傳附璨》。
[93]《東都事略》卷四二《高瓊傳》;《宋史》卷二八九“論曰”。
[94]見《宋史》諸將本傳。
[95]《范文正集》卷八《上執政書》。
[96]《長編》卷一三八慶歷二年十月戊辰。
[97]《長編》卷一三七慶歷二年六月乙未。
[98]韓琦:《周歷邊塞陳利害奏》,載于《安陽集編年箋注》之《附錄一·韓琦詩文補編》卷二。
[99]《宋史》卷二四九《魏仁溥傳附咸信》。
[100]《宋史》卷二五〇《王審琦傳附承衍》。
[101]錢顗:《上神宗乞擇將久任》,《宋朝諸臣奏議》卷六四《百官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點校本。
[102]李綱:《梁溪集》卷五〇《乞種師道聽節制札子》,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3]《長編》卷一三六慶歷二年五月甲寅。
[104]參見拙作《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現象透析》,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05]蘇轍:《欒城應詔集》卷七《進策五道·臣事上》,中華書局1990年點校《蘇轍集》本。
原刊《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