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孫詒讓（1848年9月16日—1908），清末經(jīng)學家，被譽為有清三百年樸學之殿。幼名效洙，又名德涵，字仲頌（一作沖容），別號籀庼，浙江瑞安人。同治六年舉人，五應會試不中。官刑部主事，旋歸不復出，專攻學術，精研古學垂四十年，融通舊說，校注古籍，著書三十余種。孫詒讓所著《周禮正義》為一生心力所瘁，為清代群經(jīng)新疏中杰出之作。《墨子閑詁》亦為注墨的權威之作。《契文舉例》為考釋甲骨文開山之作。《溫州經(jīng)籍志》，被譽為“近世匯志一郡藝文之祖”。《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批注》二十卷，《四部別錄》二卷，則是目錄版本學的專著。

　　孫詒讓，十三歲就著成《廣韻姓氏刊誤》，十八歲寫成《白虎通校補》，一生著作達35種，對經(jīng)學、史學、諸子學、文字學、考據(jù)學、校勘學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主要著作《周禮正義》是解釋周禮最精審詳備之作，《墨子間詁》為訓詁名著，被譽為“現(xiàn)代墨子復活”，《契文舉例》是考釋殷墟文字最早著作。

　　孫詒讓苦心經(jīng)營，籌建資金五十來萬，領導溫處十六個縣先后成立學堂三百余所，為浙南近代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并為地方啟蒙運動和刷新鄉(xiāng)土社會風氣起著巨大作用。近代學術界俞曲園、章太炎、張謇、朱芳圃、徐世昌、梁啟超、魯迅、郭沫若、胡適等對他都有中肯的高度評價。《清史稿》482卷為他列傳，溫州和瑞安各地還修建了“籀園”、“懷籀園”、“籀公樓”等建筑物，來紀念這位大學問家和大教育家。

學術研究　　

　　孫詒讓的治學是由父親發(fā)蒙的。其父衣言，道光三十年成進士，入翰林，歷官中外垂二十年。孫詒讓五歲時即隨兩親居北京，從父讀書識文義。九歲，受《周禮》，十歲即旁涉群籍，日以瀏覽《漢魏叢書》為樂。咸豐八年（1858年），孫衣言出任安徽安慶知府，他才從北京返歸里門。年十三，治校讎之學，即草成《廣韻姓氏刊誤》一卷。十六歲，讀江藩《漢學師承記》及《皇清經(jīng)解》，知清儒治經(jīng)、史、子、小學的家法。年十八復著《白虎通校補》一卷。到了廿六歲，便開始草創(chuàng)《周禮正義長編》。

　　他在治學道路上，嘗自言：“少耽文史，恣意瀏覽，久之，則知凡治古學，師今人不若師古人，故自出家塾，未嘗師事人，蓋以四部古籍具在，善學者自能得師。”可見他幼承家學，從少即打下堅實基礎，到后來博極群書，其所以著作等身，學術超越前人，主要是出于自己的專攻。他十九歲參加院試以第一人入邑庠。次年應浙江鄉(xiāng)試，中式同治了卯科舉人。但后來因鄙薄八股時文，雖八上公車，終未成進士。

　　自同治七年（1868年）至光緒五年（1879年）的這一段時間里，他侍父從宦于江蘇、安徽、湖北三省，使他有機會結交大江南北的文人學士和學者名流，相互切磋學問，并甚得父執(zhí)俞樾、座師張之洞的垂愛，獲益不淺。他對于乾嘉訓詁考據(jù)之學，尤服膺段玉裁、錢大昕、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及梁玉繩諸家，走的是正統(tǒng)的樸學道路。光緒元年，他在三應禮部試不第之后，由于父親的安排，曾以山西賑捐，援例簽分刑部主事，但他不愿以入貲為官，只在刑部行走四個月，便乞假離開官場，回到時任安徽按察使的父親身邊，仍埋頭做他的學問。

　　此后，孫衣言調(diào)官湖北、江寧布政使，他都隨宦在側，由安慶而武昌，而后又回到南京。光緒五年（1879）秋，孫衣言以太仆寺卿致仕，他也隨之返居鄉(xiāng)里。中間除遵父命曾一再進京應試與因參議學務而再至杭州外，均在家從事撰著，杜門不出。晚歲，并在鄉(xiāng)辦團防以御外侮，議變法以圖富強，興學校而言人才，營實業(yè)以濟民生。清廷詔開經(jīng)濟特科，中外大臣陳寶箴、瞿鴻礻幾、張百熙、康景崇、端方、張之洞等先后三次舉薦，均不赴；禮部征為京師大學堂監(jiān)督、禮學館總撰，也都堅辭不就。

　　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908年6月20日），以病卒于家，終年六十一歲。從孫詒讓十三歲開始撰著到卒前猶撰就《尚書駢枝》一書來看，其學術生涯，長達四十八年。計著有《廣韻姓氏刊誤》、《白虎通校補》、《六歷甄微》、《溫州經(jīng)籍志》、《溫州古甓記》、《古籀拾遺》、《周禮正義》、《札迻》、《墨子間詁》、《周禮三家佚注》、《逸周書*補》、《大戴禮記補》、《周禮政要》、《九旗古義述人《古籀余論》、《契文舉例》、《名原》、《學務平議》、《學務枝議》、《尚書駢枝》、《籀庼述林》等二十余種。草創(chuàng)未就者尚有《經(jīng)迻》、《四部別錄》、《漢石記》、《古文大小篆沿革表》等多種。

　　孫詒讓治學范圍包括經(jīng)學、史學、諸子學、古文字學、校勘學、目錄學、金石學、文獻學。均能創(chuàng)新發(fā)明，邁越前賢。他的學術研究門徑，是建立在校讎學和文字學的基礎上的。因此對校勘古籍，能以古人的語言解釋古人的著作，不牽強附會，不泥從成說，古籍中的許多誤字、疑義、錯簡，經(jīng)他解惑辨析，往往加撥云霧而見青天，使入心目豁然。至于治理經(jīng)書，他繼承的是南宋永嘉學派的學風，以為研究經(jīng)書義理和所記載的典章制度，在于以其微言大義，針對今之時弊，見諸施行，以收成效。通經(jīng)致用，講求事功，可以說是他治學的根本目的。　

　　孫詒讓在經(jīng)學、諸子學、文字學、考據(jù)學、校勘學、以及地方獻的整理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章太炎贊譽他為“三百年絕等雙”。郭沫若說他是“啟后承前一巨儒”。他又是近代新教育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在理論和實踐上成就卓著，是清末著名的教育家。

　　經(jīng)子訓詁方面

　　在經(jīng)子訓詁上，孫詒讓的代表作是《周禮正義》和《墨子間詁》。《周禮》亦名《周官》，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其中《冬官》一篇在漢初已佚，補以《考工記》），是記錄我國古代官制的書。孫詒讓認為《周禮》是周公致太平之書，先王政教所自出，周代法制之總萃。而秦漢以來，諸儒不能融會貫通，鄭玄注失之簡奧，賈逵疏過于疏略，遂于1873年開始撰述，至1899年方才完成《周禮正義》八十六卷。前后費時二十六年，孫詒讓的《周禮正義》一書，集前人研究《周禮》之大成，廣泛而詳細地征引各種文獻。已為《周禮》的可信性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jù)，章太炎贊許為“古今之言《周禮》者莫能先也。”梁啟超對此書也推崇備至，說“這部書可算清代經(jīng)學家最后的一部書，也是最好的一部書”。

　　孫詒讓有感于清末政治腐敗國家危難，以“墨子強本節(jié)用，勞心苦志，該綜道藝，應變持危，其學足以裨今之時局。”在清代學者畢沅、汪中、王念孫父子等人整理的基礎上，覃思十年而撰成《墨子間詁》十五卷。經(jīng)孫詒讓的集解，《墨子間詁》成為人們閱讀的善本。至今還沒有一本《墨子》校注能超過并取代《墨子間詁》。特別是書中與近代西學相通的名學、光學、力學等知識的闡發(fā)，是與孫詒讓的努力分不開的。以至墨學又成為近代顯學。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評述說：墨子領頭的“先秦諸子學之復活，實為思想解放一大關鍵。”

　　古文字研究方面

　　孫詒讓的《契文舉例》是我國第一本考釋甲骨文的研究著作。1899年王懿榮發(fā)現(xiàn)甲骨文后，第二年便殉難了，沒有顧得上對甲骨作著錄和研究，1903年劉鶚將其所得甲骨編為《鐵云藏龜》后說：“不意衰年睹茲奇跡，愛玩不已，輒窮兩月力校讀之，以前后重復者參互采繹，乃略通文字。”于1904年便撰成《契文舉例》二卷。該書分日月、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國、典禮、文字、雜例十篇。既釋文字又考制度，開了古字考釋與古史考證相結合和先例。孫詒讓考釋的字共有185個，雖然多半是和單個金文的比較中認出來的常用字，但他畢竟是較系統(tǒng)地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 　　

　　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孫詒讓還著有《名原》二卷，該書綜貫音、形、義，從商周文字展轉(zhuǎn)變易之軌跡，探明古文字的源流，并開啟了用甲古文考證古文字的先河，被譽為“劃時代的作品”。

　　地方文獻整理方面

　　繼承清代浙江學者關心地方文獻的傳統(tǒng)，以整理鄉(xiāng)邦獻為已任，在輯錄校理地方文獻史料方面也有重大貢獻。1877年編成《溫州經(jīng)籍志》三十六卷。自唐宋至清道光以前溫州六縣文籍廣為著錄，共一千三百余家，一千七百五十九部。做到“凡遇先哲遺著，片紙只字，罔不收拾”的地步。該志按四部分類，于每書目之下，采錄原書序跋、目錄，以及前人評議，如有論誤，匡糾于后。該志網(wǎng)羅宏富。體例嚴謹，考證精詳，被目錄學界稱之為“最著名的地方藝文志”。

　　此外，孫詒讓還撰有《溫州建置沿革表》，編《溫州古甓記》，校集《永嘉郡記》，參加編寫光緒《永嘉縣志》，協(xié)助編輯《永嘉叢書》，還收集了大量地方碑刻拓本。對溫州地方文獻的搜集和史事的整理傾注了心血，為后人研究溫州地方歷史文化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