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學士官，謂之內制，掌王言大制誥、詔令、赦文之類。中書舍人謂之外制，亦掌王言凡誥詞之類。

——宋·趙升《朝野類要》卷2《兩制》

緒論

　　幼時，讀《水滸傳》，其中“武松斗殺西門慶”一節，當武松為兄復仇，殺死西門慶到官府自首后，有一刀筆吏因同情武松，在案情報告中，將武松殺死西門慶，有意記為“斗殺”。一個“斗”字，即把殺人性質由故意殺人變成了斗毆誤殺，便使武松罪不致死[1]。手中筆如刀，一兩撥千斤，要死要活，皆在筆下。真不愧為“刀筆吏”之謂。故而留下了相當深的印象。稍長，又了解到孔夫子把一部魯《春秋》刪刪改改，居然令其后幾千年“亂臣賊子懼”[2]。繼而又讀到，魏收撰《魏書》時，口出狂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3]的確，除了戰亂動蕩的年代，有“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情形之外，在有序的文明社會中，文人手中的筆，往往勝過武夫的刀槍劍戟，一介文弱書生，有時敵過數萬雄兵。

　　以上敘及的不過是歷史上的下層胥吏的舞文弄墨和史官的道德毀譽，那么，在歷史上，在中央政治的核心，皇帝周圍的高級文人們的作用又如何呢？以筆殺人或許用不著他們，不擔任史官，也不用他們去曲筆寓褒貶。在常人看來，這些人不過就是秉承圣旨，起草詔令而已?！敖酱胁湃顺觥保死畎?、杜甫之流以作品名世以外，地位崇高的皇帝的秘書官們，最終也不過是老死文牘。從表面看，或許如此。其實，深入到歷史的幕后，便可以看到，這些人同下層的胥吏、秉筆的史官一樣有為，而且是大有為。從撥弄是非，操縱人事，到控制朝政，決定政策，左右皇帝，可以說是無所不為。固然，同樣是皇帝的秘書官，亦因人因時而異，并不是所有的皇帝幕僚都是上下其手的師爺，正象不是所有的宰相都是權相一樣。本文不過是想通過史實來揭示一下歷來為研究者所忽視的一部分高級文人在歷史上的作用。

　　歷史是發展的，同時，歷史又是相似的。因此，作為研究方法，有時統計歸納的方法是有效的，但正如滴水映日，管中窺豹，個別往往能反映一般，演繹的方法同樣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有鑒于此，本文擬主要擷取宋代真宗一朝的翰林學士這樣的皇帝的秘書官們的活動，來看一下他們的政治作用。與以往側重于制度本身的研究所不同的是，我的考察重點在于這些高級文人的實際活動，特別是隱藏于幕后的活動。

一、關于宋朝制度以及真宗朝翰林學士的若干統計

　　皇帝秘書之職，由來已久，漢代即有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4]。但翰林學士之名，則始于唐玄宗時期。一經創制，便為后世所繼承。宋朝的翰林學士制度，同五代一樣，承自唐代，而有所發展和完善?！端螘嫺濉ぢ毠佟?-46引《兩朝國史志》載:“學士院: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翰林侍讀侍講學士。承旨不常置，以院中久次者一人充之。學士六員，掌大詔命。凡國有大除拜，晚漏上，天子于內東門小殿，遣內侍召學士賜對，親諭秘旨。對訖，學士歸院，內侍鎖院門，禁止出入。夜漏盡，寫制進入。遲明，白麻出，閣門使引授中書。中書授舍人宣讀。其余除授并御札，天子不御小殿，不宣學士，但用御寶封中書熟狀，遣內侍送學士院鎖院門而已。至于赦書德音，則中書遣吏，持送本院，而內侍鎖院如除授焉。院在宣徽院北。凡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學士俱闕，他官暫行院中文書，謂之權直。其侍讀侍講，春秋二時，開延義、邇英閣，則執經史以侍講侍讀。常日則侍奉以備顧問應對?！边@里的“大除拜”，《宋史》卷162《職官志》記作“拜宰相及事重者”。此外，《宋史·職官志》較《宋會要》為詳者有:“凡撰述皆寫畫進入，請印署而出，中書省熟狀亦如之。若已畫旨而未盡及舛誤，則論奏貼正。宮禁所用文詞皆掌之。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獻納則請對，仍不隔班。凡奏事用榜子，關白三省、樞密院用咨報，不名?！标P于知制誥，綜合宋制，則是翰林學士加知制誥銜，為內制，他官加知制誥銜，則為外制。二者合稱兩制。同掌王言的二者有著密切的關系。一般路徑，是先除知制誥，再由知制誥進為翰林學士。在真宗朝，二十二人的翰林學士中，就有二十人曾擔任過知制誥。元豐改制后，外制則由中書舍人執掌。這一事實，也標志著代王言之職已經名正言順地納入到政府的控制之下[5]。因此，在對翰林學士諸種行為的考察時，把作為外制的知制誥與中書舍人也一并收入考察視野。

　　從上述記載看，翰林學士可以稱之為皇帝的機要秘書。凡屬從宮中發出的大大小小的文件，大都由其草擬。但并不是被動地起草文件。接受的指示如有不當之處，即使皇帝已經作了批示，翰林學士也可以“論奏貼正”，提出不同意見。同時，其職責又不

　　僅僅是單純地為皇帝起草各種文件，還具有顧問性質，可以無須與其他官員排隊等待就可以見到皇帝。在中央的官員中，翰林學士處于相當特殊的地位。為了便于觀察，我們將真宗時期的翰林學士列表作一統計。

表1《真宗朝翰林學士表》

　

人　名	時　期	備　考
宋　白 宋　是 楊　礪 王　旦 梁周翰 朱　昂 王欽若 師　頏 梁　顥 趙安仁 晁　迥 李宗諤 楊　億 陳彭年 李　維 王　曾 錢惟演 李　迪 盛　度 劉　筠 晏　殊 李　諮	至道三年-景德二年 至道三年-咸平元年 至道三年-咸平元年 至道三年-咸平二年 咸平三年-景德二年 咸平三年-四年 咸平三年-咸平四年 咸平三年-五年 咸平五年-景德元年 景德元年-三年 景德二年-天禧四年 景德二年-大中祥符六年 景德三年-大中祥符六年 大中祥符六年-九年 大中祥符六年-天禧二年 大中祥符六年-九年 大中祥符八年-九年 大中祥符九年-天禧元年 天禧二年-四年 天禧四年-五年 天禧四年-仁宗朝 天禧五年-仁宗朝	拜自太宗朝，遷集賢院學士離任 拜自太宗朝，除樞密副使離任 真宗開封府尹時推官，自給事中拜，除樞密副使離任 自中書舍人拜，除同知樞密院事離任 真宗潛邸舊臣，自知制誥拜，遷給事中離任 自知制誥拜，以致仕離任 自知制誥拜，除參知政事離任 自知制誥拜，卒于任 自知制誥拜，卒于任 自知制誥拜，除參知政事離任 自右諫議大夫拜，遷集賢院學士離任 自知制誥拜，卒于任 自知制誥拜，以分司西京罷。天禧四年再任，同年卒 自龍圖閣直學士拜，除參知政事離任 自知制誥拜，遷集賢院學士離任。天禧五年復拜承旨 自知制誥拜，除參知政事離任 知制誥拜，坐私謁罷。天禧二年-四年再任，除樞密副使離任 自集賢院學士拜，除參知政事離任 自知制誥拜，以責知光州罷 自知制誥拜，以知廬州罷 自知制誥拜 自知制誥拜

　　（此表據《翰苑群書》所載《學士年表》編制，其中梁顥《年表》全脫，據《宋會要輯稿·職官》6-46補。此外，個別系年等錯誤亦有所訂正[6]）

　　根據傳記資料考察，表中的翰林學士多為當時的有名文人，并且往往與皇帝有著一定的特殊關系。許多人曾是真宗的潛邸舊僚。如楊礪，真宗為襄王時是記室參軍，為開封府尹時是推官。粱周翰，真宗為太子時，被征為左庶子。梁顥也做過開封府推官[7]。而楊億在真宗為開封府尹時，“邸中書疏，悉億所草”[8]。

二、士大夫階層的翹楚

　　《宋史》卷四三九《文苑傳》序云:“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弊鳛閲?，可以說太祖、太宗朝有這樣的傾向。但當時為了政局的穩定，除了以所謂的“杯酒釋兵權”的方式，亦即用贖買政策解除了可能對政權造成威脅的高級將領的軍權之外，地方上武臣知州主政的狀態還很普遍，并且一直延續了相當長的時期，后來逐步用文臣通判佐政等方式，讓一代武臣隨時間的推移而退出了舞臺。另一方面，宋初兩朝，從中央到地方，對大大小小的后周、南唐等前朝舊臣，也采取了安撫留用和再任用的方式，使其效忠宋王朝。至于宋朝本身的士大夫階層，則是在太宗大規模開科取士之后，乃至真宗朝才真正崛起。有人說過，“政治的本質是權力”[9]，在這里我可以進一步補充說，政治的穩定形態則是權力均衡。當士大夫作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強大階層真正崛起之后，宋代才開始形成“與士大夫治天下”[10]這樣權力共享的政治局面。

　　翰林學士是士大夫當中的翹楚，在當時多負盛名，為士大夫們所傾慕崇拜。他們之中的多數，也積極獎掖后進，擁有為數不少的門生?！端问贰返奈脑返谝粋鳌端伟讉鳌?，就說長期擔任翰林學士的宋白“后進之有文藝者，必極意稱獎，時彥多宗之。如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他們主導著當時的文壇，領導著文壇的走向。如楊億、劉筠倡導的“西昆體”，就在宋初文壇風靡數十年?；实塾眠@些文壇聞人掌機要，不光有聞其名，愛其才之意，也包含有籠絡士大夫層的目的在內。反過來，一入翰林，位于尊貴清要之職，則更意味著其文壇地位的被肯定，也更為士大夫所宗仰。

　　我留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真宗朝主持或參與主持前后九次科舉考試的官員全部是翰林學士或知制誥。請看下表。

表2《真宗朝翰林學士、知制誥知貢舉表》

榜次	人名	職名·差遣	貢舉差遣
咸平元年 咸平元年 咸平二年 咸平三年 咸平三年 咸平五年 景德二年 景德四年 景德四年 景德四年 大中祥符五年 大中祥符五年 大中祥符八年 大中祥符八年 大中祥符八年 天禧三年 天禧三年	楊礪 李若拙 師頏 王旦 王欽若 師頏 趙安仁 晁迥 朱巽 王曾 晁迥 李維 李維 盛度 劉筠 錢惟演 李諮	翰林學士 知制誥 知制誥 翰林學士 知制誥 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 知制誥 知制誥 翰林學士 知制誥 翰林學士 知制誥 知制誥 翰林學士 知制誥	知貢舉 權同知貢舉 權同知貢舉 權知貢舉 權同知貢舉 權知貢舉 權知貢舉 權知貢舉 權同知貢舉 權同知貢舉 權知貢舉 權同知貢舉 權同知貢舉 權同知貢舉 權同知貢舉 權知貢舉 權同知貢舉

（此表據《宋會要輯稿·選舉1》6-8編制）

　　皇帝選擇翰林學士主持禮部貢舉，大約既考慮到這些文壇翹楚具有人才鑒識的能力，選拔結果易服眾心，又考慮到讓他的秘書官來選拔天下人才，即是代表皇帝來選拔，有益于樹立士人都是“天子門生”的觀念。這是自唐代以來的傳統。在真宗朝，將皇帝親自參與的殿試制度化，也正是出于此一目的。殊不知高高在上的天子，實際上很難與士大夫結成牢固的門生故吏的關系。因為殿試雖稱是皇帝親試，但實際上還是由詞臣們來考核選拔。并且詞臣參預殿試的規模比禮部貢舉還大，幾乎是詞臣總動員，全體參預。如真宗咸平三年殿試的考官中，為首的就是翰林學士承旨宋白，此外接下來的還有翰林侍讀學士夏侯嶠、呂文仲和知制誥梁周翰、師頏、朱昂[11]。傳統的觀念與習俗是頑固的。這種以翰林學士主持科舉的做法，在客觀上反倒給翰林學士這批文壇大儒提供了擴充勢力的極好機會。在派閥政治特征極為明顯的宋代，不僅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同榜進士大都結為一體，互稱同年，在政界互相提攜，而且對擢拔其科舉及第的主持貢舉官員，也是終身奉為座主，在政治斗爭中往往保持堅定的一致性[12]。

　　翰林學士這種勢力背景，以及本來就有的文壇上的地位，再加上位處天子身邊的清要尊貴，無形中使得他們成為士大夫階層的精神代表。對他們的言動，無論是皇帝，還是宰相，都不能小視?！端问贰肪?67《張洎傳》記載了張洎任翰林學士時太宗說的一句話:“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睆臋嗔Φ匚簧现v，如果說宰相可稱之為人臣之極的話，從精神地位上講，翰林學士則可以稱之為文人之極。

三、翰林學士同皇帝、執政集團的關系

　　前面說過，在中央的官員中，翰林學士處于相當特殊的地位。在這一表述中，我只用了“中央”，而未用“中央政府”這個詞，是因為他們并不隸屬于中央政府的任何一個部門，而是一個獨立的隸屬于皇帝個人的機要秘書班子。他們直接聽命于皇帝，但又與以執政集團所領導的政府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從制度規定看，除了宰相拜罷是直接接受皇帝的指示之外，其余均須依照中書擬定的熟狀來起草詔制。與皇帝和三省、樞密院均有公文往來。有人把皇帝、宰相、臺諫用三角形加以表示，嚴格說來，臺諫也是以宰相為首的中央政府官員的一部分，這三者構不成一個三角形。反過來說，介于皇帝與宰相之間的翰林學士，倒是與其他二者構成了一個三角形。所謂的三角形，也僅僅是在一定意義上而言，在實際的動態的政治中，各種勢力總是有分有合。還有人把臺諫形容為反映輿論的一種管道[13]。這雖然無可厚非，但如果用管道來形容的話，翰林學士則正是溝通深居宮禁的皇帝與外界政府之間的管道。

　　深居九重宮禁的皇帝，從表面看去，位崇權重，至高無上，實際上相當孤獨，沒有溫馨真切的親情，沒有推心置腹的友誼。作為一個常人，他渴望這些。歷史上反反復復出現的宦官或外戚專權，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皇帝那除不去的孤獨感所致。他需要有可以依賴的親信，甚至需要寂寞時有人陪他說說話，聊聊天。而這些，往往并不是后宮嬪妃與已非常人的宦官所能替代的，而對骨肉兄弟有著本能的戒備，任用外戚又有干政之患。所以，皇帝渴望的是，能在士大夫中找到自己的親信摯友，既有知識層次，又可問政決策?！队駢厍逶挕肪?記載真宗在侍講侍讀之外，又找到查到、李虛己、李行簡三人為他講讀經書，“日俾陪讀，喜曰:‘朕得朋矣。’”喜悅之情，溢于言表。文牘之職，行政所必需，哪朝哪代皆不可或缺。但就皇帝來說，翰林學士這樣一種角色的出現，當是有上述這一層的因素在內。我們似乎難以否定皇帝把翰林學士作為自己的耳目喉舌、親信顧問來任用這一意圖的。真宗朝的翰林學士，除了宿儒聞人之外，有相當一部分是真宗的做太子時的潛邸舊僚。因此，他們同皇帝也就自然多了一層特殊的親近關系。這種任用，當然也體現了真宗的個人用心。

　　然而，翰林學士問世不久，守持著儒家道統的士大夫就從理論上無情地打碎了皇帝這一企圖。唐人李肇在《翰林志》的開篇，就引用前人的話說，“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意即皇帝不應有私人性質的事情?！逗擦种尽酚忠藐戀椩谔曝懺甑淖嗍枵f:“元宗末，方置翰林。張垍因緣國親，特承寵遇，當時之議，以為非宜。然止于唱和文章，批答表疏。其于樞密，輒不預知。肅宗在靈武、鳳翔，事多草創，權宜濟急，遂破舊章。翰林之中，始掌書詔。因循未革，以至于今。歲月滋深，漸逾職分。頃者物議，尤所不平。皆云學士是天子私人，侵敗綱紀，致使圣代虧至公之體，宰臣有備位之名。”這里，陸贄抨擊了皇帝把翰林學士當做天子私人，致使架空宰相的現象?？磥?，基于“王者無私”的理論，皇帝是無法將翰林學士視為自己的私人工具的。與時代的變遷似乎關系不大，歷代的皇帝，獨裁也好，不獨裁也好，最無法抗拒的，就是士大夫所集體恪守的歷代傳承的儒家道統。獨裁的皇帝可以罷免具體的某個官員，卻無力對抗整個官僚層，因而就不得不遵從道統。從陸贄奏疏的這段話中，還可以看出，翰林學士登場后，便在實際上侵犯了宰相的一定權力。這一事實，從皇帝的角度看，無異象征著皇權的延伸。但從中央政治的全局看，則是從皇帝與宰相這兩極之中，又硬是生出一極來。權力制衡，又多出一個因素。翰林學士地位重要，無實職而有實權，以至在唐代已有“內相”之稱[14]，宋代仍沿用這一俗稱[15]。實際上，也不能說翰林學士無實職。除了主持科舉考試外，在宋代，從太宗朝翰林學士賈黃中、蘇易簡同勾當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內銓這樣的“學士領外司”開始[16]，單純做翰林學士的很少，往往都兼有一些其他政府的職事。我們來看一下根據《長編》編制的下表。

表3《真宗朝翰林學士兼任外務表》

人名	所兼職事	時期	出處
宋白 朱昂 王欽若 梁周翰 宋白 宋白 宋白 梁顥 李宗諤 李宗諤 晁迥 楊億 晁迥 晁迥 晁迥 李宗諤 楊億 李宗諤 楊億 晁迥 晁迥 楊億 晁迥 李宗諤 李宗諤 陳彭年 楊億 王曾 陳彭年 陳彭年 晁迥 王曾 陳彭年 李維 陳彭年 陳彭年 王曾 晁迥 王曾 李維 晁迥 盛度	重定內外官稱呼 祭河 西川安撫使 詣太一宮設醮 修續通典 議刑法 詳定官制 新定閣門儀制 同判太常寺 接伴契丹使者 修國史 修國史 定考試進士新格 舉常參官堪知大藩者 詳頂封禪儀注 詳定封禪儀注 詳定封禪儀注 祭顫州河黷廟 領護《傳燈錄》 契丹館伴使 詳定祀汾陰儀注 詳定祀汾陰儀注 詳定發解條式 定發解官薦送條例 迎奉修宮副使 詳定咸平編敕 草答契丹書 昭宣使 奉祀經度副使 禮儀院同知院事 契丹國主生辰使 攝御史大夫、考制度使 知禮儀院 參驗事太祖朝臣恩蔭 同刻玉副使 檢詳唐三館故事 同詳定茶法 權判吏部流內詮 領銀臺司 修大中祥符降圣記 冊立皇太子禮儀使 祭河	咸平三年八月 咸平三年八月 咸平三年十月 咸平三年十二月 咸平四年九月 咸平五年五月 咸平六年九月 景德元年二月 景德二年八月 景德二年十月 景德四年八月 景德四年八月 景德四年十月 景德四年十月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 大中祥符二年一月 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 大中祥符三年七月 大中祥符三年七月 大中祥符四年八月 大中祥符五年六月 大中祥符六年三月 大中祥符六年四月 大中祥符六年六月 大中祥符六年六月 大中祥符六年八月 大中祥符六年八月 大中祥符六年九月 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 大中祥符七年二月 大中祥符七年三月 大中祥符七年五月 大中祥符八年五月 大中祥符八年六月 大中祥符八年十月 大中祥符八年十月 天禧元年十一月 天禧二年八月 天禧四年一月	長編卷47 長編卷47 長編卷47 長編卷47 長編卷49 長編卷52 長編卷55 長編卷56 長編卷61 長編卷61 長編卷66 長編卷66 長編卷67 長編卷67 長編卷68 長編卷68 長編卷68 長編卷70 長編卷71 長編卷72 長編卷74 長編卷74 長編卷76 長編卷78 長編卷80 長編卷80 長編卷80 長編卷80 長編卷81 長編卷81 長編卷81 長編卷81 長編卷82 長編卷82 長編卷82 長編卷84 長編卷85 長編卷85 長編卷85 長編卷90 長編卷92 長編卷95

　　此表僅據《長編》編制，并不完全，實際上翰林學士所兼外務比表中所列要多得多。此表僅為管中窺豹的例示而已。除了上述某一翰林學士的個人兼務之外，，臨時讓翰林學士集體與其他政府高級官員一起議政和推薦官員之事也屢見于《長編》記載。從上表可以看出，翰林學士不僅務虛掌文事，而且還務實掌吏事。翰林學士的吏事，除了主持科舉考試之外，多為推薦、選拔、管理官員，如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等。再就是領通進銀臺司，掌管文件的上通下達。這也是朝廷中的一個喉舌位置。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從太宗朝開始，翰林學士還多兼知開封府事。我根據《宋史》的《宰輔表》與列傳做了一個很不完全的統計。在北宋，李穆、陳堯佐、吳育、曾公亮、吳奎、程琳、楊察、王珪、韓維、馮京、王安禮、滕元發、元絳、許將等翰林學士都曾權知開封府。還有不少先成為權知開封府，而后進為翰林學士的例子。在考察中發現，即使不是以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也多是以樞密直學士或龍圖閣直學士等侍從之職來兼任的。在地方行政中，　知開封府大概要算是最重要的職務了。習慣上，皇子如果被任命為開封府尹，則意味著被選定為皇位的繼承人。而翰林學士等侍從兼知開封府事，則有雙重意義。一是代天子管理京畿之地，二是進入執政集團前的演練。

　　從前面列出的《真宗朝翰林學士表》，我們可以統計出，在真宗朝的20人翰林學士中，直接進入執政集團的就有9人，占了將近一半。反過來看，真宗朝的宰相有過翰林學士等侍從經歷的也不乏其人。如李沆、畢士安、王旦、王欽若等。翰林學士可以說是執政集團的預備隊。這一事實，一方面說明了皇帝試圖通過自己的親信來控制執政集團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翰林學士與執政集團在總體上是并不矛盾的統一體。入主中書，為參政，為宰相，可以說這也是每個翰林學士在政界奮斗的最終目標。翰林學士錢惟演，盡管作到了樞密使，“雖官兼將相，階勛品皆第一，而終不歷中書”。所以，他在晚年不無遺憾地說:“吾平生所不足者，惟不得于黃紙押字耳。”[17]從翰林學士進入執政集團，完成的不過是從士大夫的精神代表到權力代表的角色轉換。由練熟宮府兩方面事務的翰林學士來充當執政，既是適任的，又是眾望所孚，名至實歸。但翰林學士出任執政，亦多出于宰相等執政集團成員的汲引?！堕L編》卷78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戊子條載:

　　翰林學士李宗諤與王旦善，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嘗以告王欽若。欽若唯唯。旦曰當白上。宗諤家貧，祿廩不足以給婚嫁。旦前后資借之甚多。欽若知之。故事，參知政事謝日，所賜之物幾三千緡。欽若因密奏宗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己債，非為國擇賢也。明日，旦果以宗諤名聞。上變色，不許。

　　這段記載表明，翰林學士進擢執政，往往由宰相提名。至于宰相將誰提名，則往往由誰與宰相的關系遠近決定。當然關系的遠近，與政治立場直接相聯系。在真宗朝長達十余年為相的王旦，史書記載”事無大小，非旦言不決”[18]，擁有極大的權力，與真宗的關系也相當密切。為何這次推薦李宗諤而沒有成功呢？從這條史料的記載看，是由于同為執政的知樞密院事王欽若的從中作梗。這說明了政治斗爭紛紜復雜，同一執政集團，亦非鐵板一塊，黨中有派，派中有黨，援引誰為執政，無疑是為自己增強勢力，必然要遭到反對勢力以各種形式的阻撓。

　　就翰林學士來說，從距離上看，他們離皇帝近，從身分上看，他們又與宰相同屬于士大夫層。這一特點，決定了翰林學士在政治上具有多重取向。在維護士大夫道統上，他們與宰相站在同一戰線上抗拒皇權。在抵制權臣上，他們與皇帝站在一起，維護皇權。

　　翰林學士由誰來選定？這似乎是個不成問題的問題。皇帝的侍從秘書，自然是由皇帝選定。在史籍中，的確有皇帝提名御筆親除的事例。我們相信，從名義上、程序上看，的確是由皇帝任命。但從古至今，人事任免一直都充滿著幕后運作，這是事實，也是常識。考察史籍，翰林學士的入選，大體上說，一是來自在任翰林學士的推薦，二是來自執政集團的指名。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大都摻雜有派閥黨援的性質。如《宋史》卷294《王洙傳》就記載“陳執中、劉沆在中書，喜其助己，擢洙為翰林學士?！被实廴蚊擦謱W士，往往需要執政集團的認可。如果執政集團中有個別成員有異議，任命也有擱淺的可能?！端问贰肪?16《吳奎傳》載:“詔除(王)陶翰林學士，(參知政事)奎執不可?！蓖瑯?，執政集團的意旨，也足以罷免翰林學士。《宋史》卷327《王安石傳》載:“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薄端问贰肪?10《徐經孫傳》載:徐經孫”忤丞相賈似道，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未逾月，諷御史舒有開奏免”。

　　從職任上說，翰林學士具體負責起草以皇帝名義頒發的各種公文。但從史料記載來看，他們的更重要的使命則是“以備顧問”。清人盧文弨在《翰苑群書》序中就指出:“君以朝夕啟沃望其臣，臣以隨事納忠效于君?！淙尾辉诼毷轮溟L亦并不在文字之間?！敝袝崛隧n駒也對徽宗說過:“若止作制誥，則粗知文墨者皆可為。”[19]既然“不在職事之末，不在文字之間”，那么，翰林學士則主要在于啟沃君心，即作為皇帝的咨詢顧問?！逗苍啡簳匪铡洞卫m翰林志》載，太宗時，翰林學士“雖處內署，而兩地政事，多所詢訪”。真宗在即位不到兩年的咸平二年(999)七月，就效法太宗，設置翰林侍讀及侍講學士，“寓直禁中”。“自是，多召對詢訪，或至中夕焉”[20]。從皇帝本人講，是在寂寞之中多了個可以說古論今的陪伴，了解朝政的耳目。從士大夫來講，則是接續上從皇子開始的儒家倫理的引導，獲得了對皇帝施以再教育的機會。這也未嘗不是以當時李沆為首的執政集團的用意?；实垡坏┯辛诉@樣一群人陪伴，便須臾不可或離了。不僅垂詢于宮中，而且就連外出也離不開?！堕L編》卷52咸平五年七月甲寅條記載了真宗的詔書:“每行幸，翰林學士、侍讀侍講、樞密直學士并從，不須臨時取旨。”

　　翰林學士利用自己可以接近皇帝的特殊身分與便利條件，經常把自己的意志加之于皇帝，來左右皇帝。翰林學士這些人的政治行為，主要在于以自己的言論來影響皇帝。而影響的方式，不僅僅是說古，更直接的是論今，議論朝政，臧丕人物?！堕L編》卷56景德元年七月乙酉條載:“上召翰林學士梁顥夜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顥曰，晁迥篤于詞學，盛元敏于吏事。上不答，徐問曰，文行兼著，如趙安仁者有幾？顥曰，安仁材識兼茂，體裁凝遠，求之具美，未見其比也。既而顥卒。乙酉，以知制誥趙安仁為翰林學士?！边@條史料，表面上看，是真宗賞識趙安仁，但未嘗不是梁顥推薦趙安仁。至少是真宗拿不定主意，而夜詢梁顥?！端问贰肪?10《王曾傳》亦載:“(王曾)遷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向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為慢也。’其見尊禮如此?！被实墼绞乔谟趩栒?，則越是易為臣下所利用。《長編》卷43咸平元年十月乙酉條說真宗“夜則召儒臣詢問得失”。這樣，儒臣也就更容易以自己的思想來影響真宗。

　　歷史上，諫官制度設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規勸糾正君主的過失。但這僅僅是一種過失業已出現的糾正，屬于戰略上的消極防御，而且還要看君主本人能否從諫。如何能防患于未然，則更有意義。用南宋理學家陳亮的話說，就是“諫身不如諫心”[21]。從歷代王朝自皇子開始的保傅制度，到宋代臻于完備的翰林學士和侍讀侍講制度，就是對皇帝實施教育的諫心之制。通過他們的教育引導，使皇帝提高自律性，遵循士大夫所規定的道統。《宋史》卷281《畢士安傳》載，在朝廷決定選官?？薄度龂尽?、《晉書》、《唐書》時，有人認為“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真宗拿不定主意。擔任翰林侍講學士的畢士安對真宗說:“惡以戒世，善以勸后，善惡之事，《春秋》備載?！边@里，畢士安就?？笔窌?，對真宗實際上進行了一番儒家自《春秋》以來的傳統教育，言外之意，也是在警告真宗勿作惡事，以免在“善惡備載”的史書上留下惡名。《宋史》卷305《晁迥傳》記載翰林學士晁迥被真宗召對于延和殿“帝訪以《洪范》雨邙之應。對曰:‘比年災變薦臻，此天所以警陛下。愿陛下修飭王事，以當天心，庶幾轉亂為祥也。’”儒家理論，不語怪力亂神，但卻講天人感應，神道設教。把天加之于天子頭上，來實施精神管制?！端问贰肪?36《呂公著傳》還記載了曾任翰林學士承旨的呂公著與宋神宗論治道的一段對話:

　　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p>

　　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

　　聽到呂公著這樣說，神宗不得不表態，“善其言”。這里，呂公著斷然糾正了神宗欲效法唐太宗以權術駕馭臣下的意圖，而按照有利于士大夫管理的方向，強調了唐太宗“屈己從諫”的一面，意即要求神宗也必須“屈己從諫”。

　　翰林學士等人對皇帝除了以儒家道統和歷史借鑒來教育皇帝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施政方針上影響和左右皇帝。如王安石以翰林學士兼侍講入朝，神宗問為治所先，王安石回答“擇術為先”[22]。哲宗時，范百祿“進翰林學士，為帝言分別邪正之目。凡導人主以某事者為公正，某事者為奸邪，以類相反，凡二十余條”[23]?；兆跁r，徐勣為翰林學士，“上疏陳六事，曰時要，曰任賢，曰求諫，曰選用，曰破朋黨，曰明功罪”[24]。史載南宋著名理學家真德秀為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25]。

　　對于皇帝的旨意，恪守儒家道統的士大夫，“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26]，該從者從之，該拒者拒之。作為士大夫代表的翰林學士，在這一點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歐陽修《歸田錄》卷上記載了一個有名的逸事:

　　楊大年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鄰壤交歡”。進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贝竽赍岣臑椤班従场?。明日，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

　　事情不大，但作為一代文豪的楊億大約有些感到受辱，便提出辭職。真宗只好尷尬地自我解嘲，感嘆楊億性格倔強?？磥恚擦謱W士寫下的文字，連皇帝也不是能夠輕易改動的。這一記載應當說是真實可信的。這里還有一條史料，可以作為佐證。宋陳鵠《耆舊續聞》卷5載:“楊文公億有重名于世，嘗因草制為執政者多所點竄，楊甚不平，因即藁上涂抹處以濃墨傅之，就加為鞋底樣，題其傍曰:‘世業楊家鞋底。’或問其故，曰:‘是他別人腳跡。’”由此可見，楊億不僅不愿讓皇帝改動他所起草的文告，也反感中書的執政們改動他的文字。在真宗后期，后來做了翰林學士的知制誥劉筠，當讓他起草丁謂復相制詞時，“筠不奉詔”。真宗去世，劉太后輔佐年幼的仁宗垂廉聽政，權勢顯赫。《宋史》卷286《蔡齊傳》載:“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勛主之，命(翰林學士)齊為文記之。崇勛陰使人誘齊曰:‘趣為記，當得參知政事矣。’齊久之不上。”由此可見，蔡齊敢于無視代表皇權的劉太后的命令，并不為高官厚祿所動。神宗即位之初，呂公著為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御史中丞司馬光以言事被罷。呂公著封還神宗的詞頭說:“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鄙褡谠趨喂@里行不通，就“詔以告直付閤門”。呂公著得知后，又說:“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愿理臣之罪，以正紀綱?！睂τ趨喂赞o職相威脅，神宗只好安慰他說:“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奔词谷绱?，呂公著依然“請不已”，不給神宗面子[27]。南宋孝宗朝，中書舍人林光朝對一項“命從中出”的人事任命，也是“立封還詞頭”[28]。在維護儒家道統這一原則問題上，連皇帝身邊的侍從也敢于與皇權抗爭。這種抗爭，與以宰相為首的執政集團同皇權的抗爭，普通官僚士大夫同皇權的抗爭，乃至于未入官的太學生同皇權的抗爭都是同一性質的。而當以宰相為首的執政集團假皇權以行其私時，翰林學士等詞臣抵制皇權，就明顯地帶有對抗相權的政治斗爭色彩了。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熙寧三年(1070)當破格任命依附王安石的選人李定為御史時，遭到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三個知制誥的強烈抵制，“封還詞頭，不草制”[29]。而前面說的林光朝抵制“命從中出”的皇帝批示，實際上這項人事任命的背景也是出于權臣曾覿的旨意?？梢哉f，表面上以皇帝的名義發出的詔令，大多是反映了執政的政治集團的意志。下面我想集中考察一下派閥政治下的翰林學士的作為。

四、派閥政治下的翰林學士

　　在派閥政治之下，翰林學士又無時不處于政治斗爭的旋渦之中。他們的政治態度以及容易接近和影響皇帝的有利地位，使他們成為各派政治力量的爭取或是打擊的對象。特別是當他們與執政集團的成員這樣的政界主要勢力的代表形成對立之后，他們既是政治斗爭中的主要攻擊力量，又是首要被攻擊的目標。《宋史》卷256《趙普傳》記載，早在太祖時期，“盧多遜為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其(趙普)短”。而樞密使李崇矩，也曾被人指為“私結翰林學士扈蒙”[30]。每種政治勢力，都是一定政治力量的集結。翰林學士的任免，往往體現一定政治勢力的意志，而并不完全取決于皇帝本人。因此，一些文人向某個集團靠攏，成為某個集團的成員之后，也有成為翰林學士的可能。這一點，當時人已經看得很清楚?！端问贰肪?99《李垂傳》載真宗末的文人李垂因不依附丁謂，而貶放外任多年，仁宗明道年間還朝，閤門祗侯李康伯對他說:“舜工(李垂字)文學議論稱于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曷一往見之？”李垂回答說:“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睆倪@段對話可知，知制誥乃至翰林學士的任命，主要取決于宰相的意志。而宰相是不會選任一個與自己毫無關系的人來掌管皇帝喉舌的。所以，李康伯讓李垂去走一下宰相的關節。

　　翰林學士的任命盡管主要取決于宰相的意志，但一旦成為翰林學士之后，利用與皇帝的密切關系，依仗自己勢力的加大，逐漸形成適足與宰相為首的執政集團抗爭的政治勢力。史載，呂臻在仁宗朝“入為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奸邪”[31]。翰林學士與執政集團形成緊張的關系后，翰林學士也便成為執政集團攻擊的目標?！端问贰肪?16《唐介傳》載:

　　中書嘗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翰林學士)王安石?！?參知政事唐)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于翰林學士？臣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為不才，愿先罷免?！?/p>

　　“中書政事決于翰林學士”的狀況，遭到了執政集團的激烈反彈。參知政事唐介不惜以辭職相要挾。翰林學士所代表的學士院與中書爭權的現象，真宗朝已很明顯?！堕L編》卷52咸平五年七月戊午條記載了翰林學士粱周翰建議:”今后稍關機密，乞下本院，先具詔本進呈取旨可否?！边@是學士院向中書奪權的舉動。學士院與中書形成互相牽制的局面，這雖然與士大夫間的政爭有關，但無疑也是皇帝所樂見的?！堕L編》卷48咸平四年五月庚辰條載朱昂“非公事不至兩府，故驟加褒進”。除了事務上的互相協調之外，皇帝并不希望自己的機要秘書與政府有太密的過從。

　　結黨為君主所大忌，因而派別斗爭以攻擊對方結黨為理由，則最易為皇帝所接受。許多翰林學士之所以被罷免，都是背上了這一罪名。如翰林學士錢惟演，在大中祥符八年，即“坐私謁事罷之”[32]。

　　翰林學士雖然與執政集團時有沖突對立，但更多的時候是互為黨援，結為一體。因為翰林學士中的多數，本來就是根據執政集團的意見所任用的。所以，兩者互為黨援也就是自然而然之事?！端问贰肪?71《呂惠卿傳》載:“為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上書留之?！薄端问贰肪?28《黃履傳》載:“哲宗即位，徙為翰林學士，履素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于履，履即排擊之?！薄端问贰肪?51《張商英傳》載:“崇寧初，為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拜相，商英雅與之善，適當制，過為褒美?！蓖瑯樱攬陶瘓F中同一派閥的人被罷免時，翰林學士起草制詞時，亦曲為回護。南宋宰相湯思退被罷免，翰林學士洪遵“行制無貶詞”[33]。

　　翰林學士并不僅僅代王言起草詔令，大多還代宰相執政等權貴書寫各種表奏書啟。這也許是一種出于私交的個人行為，但卻也是翰林學士并不掩飾的公開行為。我統計了《武夷新集》，楊億書寫的”代中書”“代樞密”“代參政”等表奏就達七十余篇。真宗末仁宗初擔任過知制誥、翰林學士的夏竦的文集《文莊集》內，這樣的代人書寫的表奏也有二十余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同一文集內，前面是代宰相寫的表奏，后面就是為皇帝寫的批答。兩方面的意志都通過翰林學士的一個大腦來表達。這種現象在事實上也使翰林學士同樣成了執政集團成員的筆桿子，而不僅僅是屬于皇帝本人的秘書官。

　　詔令制詞，雖然以皇帝的名義頒發，但也部分體現有執筆者的意向與愛憎。《長編》卷43咸平元年正月丙寅條載，“礪性剛狠傲僻，為文多無師法。在翰林，制誥迂怪，大為人所傳笑”。士大夫們嘲笑的并不是皇帝的文告，而是起草文告的人?，F在流傳下來的皇帝的文告，多數已經難以辨別具體是誰起草的了。但在當時，應當說是人所共知的。曾經擔任過翰林學士、知制誥等詞臣的人，在編輯自己的文集時，也毫不客氣地把以皇帝名義撰寫的詔制作為自己的作品收入文集。這樣，處于政爭中的文告，有多少是皇帝本人的意志，有多少是執筆者的私貨，當時人無疑也是清楚的。挾私的皇權也是皇權，但是否能反映君主獨裁呢？《能改齋漫錄》卷11載:“楊文公億以文章幸于真宗，作內外制。當時辭誥，蓋少其比。朝之近臣，凡有除命，愿除其手。”顯而易見的是，出自不同翰林學士之手的制誥，大不一樣。這里不僅有文采因人而異的因素，還存在個人關系親疏遠近與政治立場的問題。對這種夾雜著政治斗爭私貨的文告，其實皇帝本人也并不是不清楚。宋徽宗就曾忿忿不平地說過:“近年為制誥也，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王言之體？且盤誥具在，寧若是乎？”[34]

　　南宋文人洪邁在《容齋四筆》卷12中就說:“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彼蕴诔顣P罷相為例，比較了李昉前后兩次罷相制詞的褒貶。其云:

　　李文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為集賢相。端拱元年，為布衣翟馬宗所訟。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為右仆射，令詔書切責。黃中言:“仆射百僚師長，今自工書拜，乃為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為辭，斯為得體。”上然之。其詞略曰:“端揆崇資，非賢不授。昉素高聞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吉人之美。輟從三事，總彼六卿，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復歸舊廳。四年又罷，優加左仆射。學士張洎言:“近者霖霪百余日，職在燮和陰陽，不能決意引退。仆射之重，右減于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批洎奏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

　　從洪邁所舉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詞臣在起草文告時上下其手的情形。這并不是個別現象。政治斗爭往往與個人恩怨攙雜在一起。因而皇帝的制詞也成了詞臣們泄私憤的工具?！稘扑嗾勪洝肪恚草d:“(張齊賢)于上前短公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章奏，皆婚家王禹偁代為之。’禹偁代前在翰林，作《齊賢罷相麻詞》，其詞丑詆?！?/p>

　　政治斗爭紛紜復雜，同為執政集團內部，因政見或利益之不同，各成派系之事亦屢見不鮮。此時，翰林學士也往往因立場與態度而卷入其中?！端问贰肪?70《王黼傳》載:”進翰林學士，(蔡)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怒。”

　　上面，我不僅限于真宗朝，其他朝翰林學士的作為，亦略有涉及。但作為典型的個案，我下面還是打算以真宗后期的一場政治斗爭為例，來更為具體地觀察一下翰林學士是如何在其中上下其手的。

　　天禧三年(1019)，放閑已久的寇準，在宰相王欽若政治上失意的背景下，玩弄了奏天書這樣的小手段，取代王欽若，再次入相。寇準的勢同水火的對頭王欽若在朝廷已經經營了好幾年，雖然你來我走，在寇準任相的同時王欽若被罷相，但此時的朝廷，已無往日的平靜，非昔日王旦任相時可比。更糟糕的是，寇準賴以支持的真宗在此年患了中風，神志時而清醒，時而糊涂。從此皇權逐漸向素有問政野心的劉皇后轉移。不諳權術的寇準，早在真宗立劉氏為后時，便提出過反對意見，使劉皇后懷恨在心。這次任相后，又因法辦劉氏族人，再次深深地得罪了劉皇后。不僅如此，在執政集團內部，又先后得罪了參知政事丁謂和樞密使曹利用。從而使作為宰相的寇準在朝廷處于不利地位。當矛盾愈加激化之時，寇準為了把握局面，利用真宗清醒時尚能起到的作用，找真宗單獨談話，試圖說服真宗讓年幼的皇太子監國，或是讓位于皇太子，以便利用皇太子的名義來制衡劉皇后及反對派，挾天子以令諸侯?！堕L編》卷95天禧四年六月丙申條載:“準嘗請間曰:皇太子人望所屬，愿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以固萬世基本。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愿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上然之。”此時，身患重病的真宗，并不滿意劉皇后漸預朝政。《五朝名臣言行錄》卷4載:”天禧末，真宗寢疾，章獻太后漸預朝政，上意不能平?！庇需b于此，寇準在清楚了“上然之”的態度之后，無疑是等于拿到了尚方寶劍，便開始了他的政變計劃:“廢章獻(劉皇后)，立仁宗，尊真廟為太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比绻兂晒?，不僅會打敗敵手，平彌朝廷政爭，而且寇準也會因此而成為擁立兩朝君主的元勛。這對他的權力的穩固具有重要意義。為此，寇準聯絡了不少人，“引李迪、楊億、曹瑋、盛度、李遵助等協力”。在上述寇準聯絡的人中，就有楊億和盛度兩個人為翰林學士。在“處劃已定”之后，“準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草表”，“億畏事泄.夜屏左右為之辭，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不料如此隱密的計劃，被寇準醉酒后走漏?！扒覍⑴e事，會公(寇準)因醉漏言，有人馳報謂。謂夜乘犢車往利用家謀之”。第二天，“利用入，盡以公所謀白太后。遂矯詔罷公政事”。前引《長編》詳細記載了寇準罷相始末，從中即可看到翰林學士的表演。其云:

　　謂等益懼，力譖準，請罷準政事。上不記與準初有成言，諾其請。會日暮，召知制誥晏殊入禁中，示以除目。殊曰，臣掌外制，此非臣職也。乃召惟演。須臾，惟演至，極論準專恣，請深責。上曰，當與何官？惟演請用王欽若例授準太子太保。上曰，與太子太傅。又曰，更與加優禮。惟演請封國公，出袖中具員冊以進上，于小國中指萊字。惟演曰，如此則中書但有李迪，恐須別命相。上曰，姑徐之。殊既誤召，因言恐泄機事，臣不敢復出。遂宿于學士院。及宣制，則非殊疇昔所見除目。

　　從這條記載中可以看出，翰林學士錢惟演在寇準罷相一事上，起了極為惡劣的作用。他與晏殊不合作的態度截然相反，為紂助虐，不僅對寇準大加攻擊，并且罷相授官和封小國公都出自他的提議。他還試圖說服真宗，把丁謂推上相位。據宣制與晏殊最初所見除目不同這一點看，錢惟演在其中又搞了名堂。

　　寇準雖然被罷相，但事情并沒有完。從真宗對寇準回護的態度上，丁謂一黨擔心寇準會卷土重來。因而加強了對寇準的攻勢?！堕L編》卷96天禧四年七月癸亥條載:

　　是日，惟演又力排寇準曰:準自罷相，轉更交結中外求再用。曉天文卜蓍者皆遍召，以至管軍臣僚，陛下親信內侍，無不著意。恐小人朋黨誑惑圣聽，不如早令外出。上曰:有何名目？惟演曰:聞準已具表乞河中府。見中書未除宰相，兼亦聞有人許以再用，遂不進此表。上曰:與河中府何如？惟演乞召李迪諭旨。上曰:李迪何如？惟演言:迪長者，無過，只是才短，不能制準。因言中書宜早命宰相。上難其人。惟演對，若宰相未有人，可且著三兩員參知政事。上曰:參政亦難得人。問:今誰在李迪上？惟演對，曹利用、丁謂、任中正并在李迪上。上默然。惟演又言:馮拯舊人，性純和，與寇準不同。上亦默然。既而曰:張知白何如？惟演言:知白清介，使參政則可，恐未可為宰相。上頷之。惟演又言:寇準宜早令出外。準朋黨盛，王曙又其女婿，作東宮賓客，誰不畏懼？今朝廷人三分二分皆附準矣。

　　錢惟演一方面夸大其辭，聳人聽聞，必欲貶寇準于朝廷之外，一方面極力做真宗的工作，讓丁謂成為宰相。這時錢惟演還沒有公開提出讓丁謂為宰相。又過了五、六天，當他再次見到真宗時，就直接了當地提出:“中書不當止用李迪一人，盍遷曹利用或丁謂過中書？”當真宗問他誰可以時，他說:”丁謂文臣，過中書為便?！敝链?，葫蘆中的藥全部抖出。其結果亦如其所愿，“從錢惟演之言，擢丁謂首相，加曹利用同平章事”[35]。

　　錢惟演這個前吳越國王錢椒之孫，不僅滿腹文才，還極善搞裙帶關系。《長編》卷95天禧四年六月丙申條載:“翰林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麗之，與講姻好，而惟演女弟，實為馬軍都虞候劉美妻?！眲⒚?，實為劉皇后前夫，劉氏入宮后，以兄妹相稱。由此可見，王室出身的錢惟演深知皇權的重要，也諳熟朝廷的政治斗爭，懂得投靠最有勢力的一方。錢惟演利用婚姻，搞裙帶關系，下結權貴，上結皇室外戚，可謂用心良苦。不僅如此，他還把女兒嫁給后來成為翰林學士的知制誥盛度，試圖利用聯姻的方式，在秘書班子內建立同盟。不過，賠了女兒，也沒贏得盛度的支持。后來在起草錢惟演的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責詞時，盛度痛斥了錢惟演以聯姻拉裙帶關系的無恥行為:”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貴之子?！盵36]

　　對政治行為實際上很難作道德評判。我們姑且置錢惟演個人善惡不論。從上面引用的史料可見，翰林學士錢惟演在幕后說服真宗，一手導演了貶黜寇準，舉薦丁謂，設計執政班子的種種節目。這盡管是錢惟演的個人行為，并且是處于真宗晚年的非常時期，但特殊也能反映一般。翰林學士在政治斗爭中上下其手的作用決不可低估。在某種意義上，與其說翰林學士是皇帝的公的代言人，不如說他們是某一政治勢力的私的代言人。

　　錢惟演是丁謂黨中之人，所以極力維護丁謂。反過來，前述楊億，屬寇準黨，自然就竭力維護寇準?！秹粝m筆談》載:“寇忠愍拜相白麻，楊大年之詞，其間四句:‘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準將之器，不露鋒芒;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曰:‘正得我胸中事。’”此外，《五總志》載:“寇萊公貶時，楊文公在西掖，既得詞頭，有請于丁晉公。公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罪也。’楊深不平之。及晉公去位，楊尚當制，為責詞曰:‘無將之戒，深著乎魯經;不道之誅，難逃于漢法。’一時快之。”[37]

結語

　　與下層的胥吏并沒有本質區別，翰林學士是一群高級的“刀筆吏”。關于翰林學士，最初使我震撼的是真宗朝翰林學士起草制詞的一件事。翰林學士宋白曾向宰相向敏中借錢，未借到手，便懷恨在心，在起草向敏中罷相制詞時，宋白極力詆毀，寫下了“對朕食言，為臣自昧”的話，向敏中面對這樣以皇帝名義發出的制詞，“讀之流涕”[38]。不過，若是把翰林學士的作用，僅僅看作是在應制文章中寓褒貶、泄私忿，就過于小看這群高級文人了。這些人才華出眾，在士大夫層有著廣泛的影響，從主持科舉考試，到考核官吏，奠定了他們的“座主”地位，成為官僚中的頗有勢力的一群。他們地處天子身邊，無時不在教育和影響著君主。在史籍中，我們常?？梢钥吹揭栽紫酁槭椎膱陶瘓F對皇權的的左右。同樣，我們也可以看到以翰林學士為首的皇帝的高級侍從們對皇權的左右。他們以一尺筆，用三寸舌，來將自己的意志加之于皇帝。說白了，表面上是皇帝在行使皇權，但實際上在更多的情況下，是他身邊的侍從們，以及政府的宰相執政大臣們在行使皇權。

　　翰林學士的有利地位，又使他們在政治斗爭中投下的籌碼舉足輕重。作為皇帝的幕僚，他們的任免，卻并不完全取決于皇帝。他們中的多數是執政集團的預備隊，而能否進入執政集團，則要看各派閥間角力的結果。宋代翰林學士的活動值得充分注意。正如科舉制度肇始于隋唐而盛于宋一樣，翰林學士也是濫觴于唐而盛于有宋。翰林學士在以宰相為首的執政集團權力高漲的宋代，成為介于皇權與相權之間的另一極。他們的活動既服從于皇權，又制約著皇權，既依托于相權，又抵抗相權，最終以翰林學士進入執政集團為某一階段的標志，合流于相權。宋代這種翰林學士與執政集團分權的形勢，到了明代，以明太祖廢除宰相一職為契機，徹底合一為內閣大學士，完成了政府的權力整合。歷來，研究翰林學士時，多注重于制度本身，卻不大注意了人的活動，顯得有些本末倒置。今以翰林學士的行為為視點，試作探索。

注釋：

[1]見《水滸傳》會評本第26回。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

[2]見《孟子·滕文公》下。

[3]見《北齊書》卷37《魏收傳》。

[4]見《翰苑群書》所收唐李肇《翰林志》。

[5]見《宋史》卷161《職官志》。

[6]如據《宋史·宰輔表》，趙安仁由翰林學士除參知政事在景德三年，《年表》誤作二年。據《宋史》卷317《錢惟演傳》，錢惟演于大中祥符八年即已除拜翰林學士，坐私謁事罷。《年表》失載。晁迥以右諫議大夫除翰林學士，《年表》右誤作左。又，《宋史》卷281《畢士安傳》記畢士安于咸平初“復為翰林學士”，不確。據《長編》數處記載，當為翰林侍讀學士。故不入此表。又，楊果先生的《中國翰林學士制度》，統計真宗朝翰林學士的人數為二十三人，比我的統計多出“孫近”一人。檢《宋史》卷299《孫近傳》，的確記有“遷翰林院學士”一語。但這一記載頗值得懷疑。檢之《長編》及《宋會要》中關于孫近的記載，均未有其任翰林學士的記錄。僅在《長編》卷119記載孫近的官職為“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而其時已為仁宗景德二年了。疑《宋史》本傳所記“翰林院學士”，當為“集賢院學士”之誤。

[7]以上分別見《宋史》卷287《楊礪傳》、卷439《梁周翰傳》、卷296《梁顥傳》。

[8]見《宋史》卷305《楊億傳》。

[9]見(美)安東尼·M·奧勒姆《政治社會學導論――對政治實體的社會剖析》第３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10]見《長編》卷221熙寧四年三月戊子條所記錄宰相文彥博與神宗的對話。

[11]見《宋會要輯稿·選舉》7-6。

[12]參見何冠環《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１９９４，中華書局。

[13]三角形與管道的提法，分別見日本富田孔明的論文《對宋史學界君主獨裁說的再認識》(《東洋史苑》第48·49合刊，1997)、《宋代的政權結構與太學生的上書》(《中國社會與文化》第14期，1999)。

[14]見《翰苑群書》所載《續翰林志》。

[15]如《青箱雜記》卷6記翰林學士盛度“時為內相”。又，《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26記“宋元獻(庠)為內相”。

[16]見《宋會要輯稿·職官》6-47。

[17]見《宋宰輔編年錄》卷4。

[18]《長編》卷66景德四年九月己卯條。

[19]見《宋史》卷445《韓駒傳》。

[20]見《長編》卷45咸平二年七月條。

[21]見《群書考索·別集》卷18《人臣門》。

[22]見《宋史》卷327《王安石傳》。

[23]見《宋史》卷337《范百祿傳》。

[24]見《宋史》卷348《徐勣傳》。

[25]見《宋史》卷437《真德秀傳》。

[26]見《宋宰輔編年錄》卷3。

[27]見《宋史》卷336《呂公著傳》。

[28]見《宋史》卷433《林光朝傳》。

[29]見《宋史》卷161《職官志》。

[30]見《宋史》卷274《劉審瓊傳》。

[31]見《宋史》卷320《呂臻傳》。

[32]見《宋史》卷317《錢惟演傳》。

[33]見《宋史》卷373《洪遵傳》。

[34]見《宋史》卷445《韓駒傳》。

[35]見《長編》卷96天禧四年七月戊辰、辛未條。

[36]見《東坡志林》卷2“記盛度誥詞”。

[37]這條史料在時間上有些問題。在丁謂再次罷相時，楊億已卒，草制者當為仁宗時的翰林學士宋綬。不過，即使是記載有誤，也畢竟反映了翰林學士在制詞中上下其手的事實。同時，也反映了《五總志》作者吳炯是把楊億看做是寇準一黨的，故而致誤。

[38]見《宋宰輔編年錄》卷3。

(原載《漆俠先生紀念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