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從夏商到清末，語文始終肩負著傳道責任，教育、熏陶著中華民族，熔鑄了中華民族的靈魂。雖然自開科舉后，帶上了功利主義色彩，阻礙了道德文明的傳播，但中華文化還是傳承下來了。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其實質是文化自虐運動、去中國化運動，開啟了文化亡國的過程。肇始于新文化運動的現行語文教育，背棄了“傳道”傳統，拋棄了文化和文明的傳承，導致中華民族文化素質和道德素質的迅速下滑。重振“傳道”傳統，重樹民族精神，重鑄民族靈魂，是語文當下的歷史使命。

　　【關 鍵 詞】語文；傳道；新文化；使命

　　本文所論“語文”，主要指語文教育，也包括與語文教育密切相關的諸如文字改革、語音統一、白話運動等等。

　　語文與一個民族的文化和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

　　愿重提唐代韓愈的經典結論：語文（教育）的責任是“傳道”！

　　從夏商到清代，語文肩負傳道使命，為中華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傳承做出重大貢獻

　　中國語文的產生，歷史悠久。從夏代進入有文字記載的文明時代開始，作為教育象征的學校“庠”，“序”就已出現，學校借助文字開展教育，誕生了語文教育。當時的學校 ，人倫道德教育是重要內容。《孟子·滕文公》指出：古代學校有共同任務，“皆所以明人倫也。”朱熹注解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所以明此而已。”商代已有基本成熟的文字作為教育手段。這一時期，因為“孝”是統治階級最強調的基本道德準則，因此成了教育的中心內容。孔子曾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認為一切“教化”都為著要弘揚“孝”道才產生的。西周的學校教育首先強調的也是以“孝”為中心的德行教育。《周禮·地官司徒》：學校以“三德”（ 至德、敬德、孝德）“三行”（孝行以親父母；友行以尊賢良；順行以事師長。）教國子。所以，德行教育,其中尤其是孝道教育，在西周之前就奠定了語文教育的基礎，形成了中國語文教育的優良傳統。不管是春秋戰國，兩漢、隋唐、宋元明清，從孔子、孟子到韓愈、朱熹，再到陸九淵、顏元,他們的教育理論和實踐都秉承這個傳統。孝弟忠信，仁義禮智，是語文課的核心內容。所以，古代的教育是以道德教育為中心的人文主義教育，而不是單純的知識教育，做人為教育的唯一目的。韓愈給教育規定的首要任務：是“傳道”，這個道，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齊、治、平的基礎；這個道，就是北宋大儒張橫渠所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處在天地之間的“人”就是“心”，“立心”就是“樹人”，意思還是做人教育。教育學生注重德行，加強道德實踐與道德理性，注重氣節與操守，培養高尚的精神境界，強調道德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把個人道德與擔當的社會責任統一起來。同時還教育學生當仁不讓、舍生取義，臨危不茍，不計成敗利鈍、不計安危榮辱。中國古代教育家建構起來的這一套教學內容，對后世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在漫長的歷史上教育、感染、熏陶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各界精英人物，推動了社會進步，促進了中華文明的繁榮。不僅如此，如《禮記·學記》所說：“化民成俗，其必由學”，長期的教育，使孝弟忠信仁義廉正，在民間形成主流的道德風氣，中國的教育熔鑄成了中華民族的靈魂。

　　古代教育流傳給后世的另外兩件寶貝是文字和文言。至少從商代開始就有了文字教育。甲骨文中就出現了學生刻字的練習（ 孫培青《中國教育史》28頁）西周的學校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識字課本《史籀篇》。秦漢時又出現《倉頡篇》、《急就篇》等識字課本。王國維說：“古人字書，非徒以資誦讀，且兼作學書之用”，“漢時教……諸篇，其旨在使學童識字習字。”（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四） “《儒林傳》記載了小學生書寫《急就篇》的例子（顧炎武《日知錄》）。可見，語文教學素來注重漢字的釋讀與書寫。歷史上出現了從漢代《說文解字》到清季《文字蒙求》一類的字典，使學生識讀漢字，而且了解漢字字義；出現了王羲之、顏真卿、柳公權等為代表的書法名家。舊時的官員、文人墨客，大都寫得一手好字。

　　文言文是古代教育所賴以承載的書面語言。中國地域遼闊、方言復雜，人們除了用漢字之外，就靠文言來交流，所以文言對于中華民族的形成、團結、統一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古人用文言著書立說，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書籍資料，記載了中華文明發生、發展的漫長而輝煌的過程。 文言文遵守“思無邪”原則，歷來不允許淫思邪念和粗辭鄙語進入它的語用系統。是“最干凈”的文字。讀起來令讀者心目清爽、怡情忘神，陶醉其中。大家可能都還記得魯迅筆下他的塾師壽鏡吾先生朗讀時“微笑起來”、“將頭仰起，搖著”、“拗過去，拗過去”的入神之態。

　　語文在從夏商到清代漫長的時間里，所擔起的歷史使命是：確立了正確的教育宗旨，建立了一套穩定的教材；培養了大批人才，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文明的發展，熔鑄了中華民族的道德觀與價值觀。其次的歷史功績是守護并發展了祖先創造的文字和書面語言。

　　在這漫長封建時代里，語文也有兩大明顯的缺陷。其一是一尊儒說，過分強調“內省”、“慎獨”的個人修養，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思想自由；一味忠君孝親尊師壓制了民主思想的產生；其二，自科舉誕生，語文就與考試結緣，漸變為科舉的奴仆，“傳道”日衰，“傳器”日顯，清季尤甚，鄭板橋在其家書中痛斥時弊：“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走錯了路，后來越來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更不可當。”語文的這一缺陷，不幸在今天非但不得矯正，反而惡性發展，令人扼腕！。

　　清末民國，救國保種，語文發生巨變，陷入空前困境

　　清末，隨著封建社會日見衰亡，教育也更顯衰頹。“儒學浸衰”、“官學積漸廢弛”（俱見《清史稿·選舉志》）清末的科舉和學校風氣甚為敗壞，請謁舞弊、弄虛作假、賄賂成風。雖然當時的教育依然守著四書五經，而傳遞道德文明的功能卻明顯衰退。西方列強多次入侵，逼迫清廷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亡國亡種危機迫在眉睫。開明官員、社會有識之士，開始提倡向西方學習。晚清時期的中國首要的歷史責任是救亡圖存，教育在這段時期有了一系列變革，出現了“西學”，開辦洋務學堂、派遣留學生，廢除科舉制度，等等。教育內容出現巨變：民國之初，停止了“讀經”，翌年停止使用一切文言教科書。傳統文化滋養民族的“臍帶”就此斬斷。為便利民眾學習 ，語文其他方面有拼音化改革、文字改良、國語運動、白話文運動。這些改革的共同指向是：語文工具必須簡易而有效；重點是言文合一：“我國言與文分離，故教育不能普及，而國不能強盛。”（勞乃宣《〈簡字全譜〉自序》）“如欲開民智以自強，非使人人能讀書，人人能識字，人人能閱報章……非有言文合一，字母簡便之法不可。”（王用舟等《上直隸總督袁世凱書》）言文合一，施諸社會，催生了新文化運動；施諸于語文教育，就有了1920年北洋政府訓令學校將文言文改為語體文。現代語文教育的產生，從此開始。

　　語文巨變的原因含有相當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簡言之是時代使然，但也有顯而易見的謬誤性：言文合一固然使交流“工具”簡易化，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只要廣大民眾仍處在被壓迫受奴役狀況，沒有基本受教育權，“開通民智”“普及教育”之類都近乎空想。平民教育家晏陽初在其《平民教育概論》里有記述：據（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中國教育改進社統計，當時4億人中有3億2千萬不識字。即80%不識字；到解放前夕，文盲占比仍在80%以上，可見30年無變化，“開通”、“普及”成了空喊的口號 。

　　但這一時期批判舊文化激進為民族虛無主義的傾向卻長期未引起注意，即以陳獨秀、胡適、魯迅為旗手的“新文化派”走到了一概否定舊有文化的危險道路。他們把中國的問題首先歸咎為語言文字問題，提出許多國人難以接受的激進主張。錢玄同斷定：“欲使中國不亡，非取消漢字不可 ”、魯迅預言“漢字終當廢去”，要“為我們而犧牲漢字”（《花邊文學》）；他們判文言是“愚天下之具”、“僵死的語言”；胡適論斷中國二千年的文學“只是沒有價值的死文學”（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陳獨秀痛詆中國文學“雕琢阿諛”、“陳腐鋪張”、“迂腐艱澀”，一心要推翻（《文學革命論》）；魯迅公然主張“不讀中國書”。中國文化域內的傳統戲劇及中醫中藥等也受到這一派火力十足的攻擊，叫囂中國戲館要“全部封閉”、“全數盡掃”、“盡情推翻”（錢玄同）。散布“中醫是妄說”“不足信”，“要取消”，魯迅就根本反對中醫。 更令后人震愕的是他們以反對孔孟儒學為突破口，反對一切傳統文化，陳獨秀蔑稱孔子是“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魯迅稱古書里只有兩個字“吃人”，要人們“舍掉古文而生存”，錢玄同要將所有中國載籍“付之一炬”，此類過激言論發泄的是與傳統文化不共戴天的仇恨情緒。二十年代“學衡”派學者、曾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的梅光迪曾說：“滅其國者，多滅其文化”，所謂新文化運動成了可怕的文化自虐運動。與五四救國的性質相反，新文化運動開啟了文化亡國的過程，一直延續到解放后，直至今日。

　　轉回語文教學。自確定白話文為主體后，現行語文教育正式登上語文課堂，傳統文化喪失了傳承的主陣地。我曾經評論過，這種改變是缺乏冷靜、理智、慎重的:一沒有歷史先例，二沒有理論依據，三沒有實踐證明。（《再談回歸傳統》光明日報2009年2月9日） 新式語文教育是在這“三無”情況下登上歷史舞臺,近百年的事實證明,它造成了始料不及的后果：既失去了傳統文化的傳承，又失去了道德文明的傳承。

　　重振“傳道”傳統，喚回中華文明，同時吸收外來文明，是語文新的歷史使命

　　解放后廣大民眾獲得了受教育的權利，經過大規模堅持不懈的掃盲，普及教育，直到今天，文盲率已降到4.08（國家統計局）。漢字簡化、推行漢語拼音和推廣普通話這三大方面成果更是明顯，澤惠天下。中國古代戲劇、中醫中藥等也在極力振興之中。唯獨語文教學是例外。語文教育面對的現狀是：從建國后算起，三代（如果20年為一代）中國人沒有接受過傳統文化系統的熏陶。語文教育培養的是一代一代不懂本民族傳統文化的人，實在是荒唐！現在上從國家領導下至蕓蕓眾生，都失去了傳統文化的根基，文教界官員也無例外，這一改變，是舉國上下無論前輩哲人還是后輩賢達都未曾預料到的“去中國化”，中國人失去了自己文化的底氣，中華民族被推到失去民族文化靈魂的懸崖。

　　傳統文化不傳，導致五千年文明不彰。建國三十年，傳統文化一再遭受批判厄運；改革三十年，全民拋進商海，各方爭利，信仰缺失，價值觀混亂，禮義廉恥，仁義忠孝這些支撐民族的道德基石再次被冷落、被拋棄，金錢崇拜、唯利是圖成了流行的人生哲學，由此滋生損公肥私、貪污受賄、殺人搶劫，賣淫販嬰、奸偽欺詐，社會的“潰爛面”呈彌漫性擴散。為非作歹演繹著它的豐富性、離奇性、創新性。有著數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在道德精神層面迅速淪落。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向心力、凝聚力嚴重衰減，聲勢浩大的移民潮即為一證。眼下的中國，國家經濟快速發展，民眾生活普遍改善，移民浪潮卻愈發趨高。僅僅三十多年，移民海外的中國人已經超過600萬；有三類移民特別引人關注，一是先富者，僅2010年中國資產過億的人中，27%已經移民，47%正考慮移民,。二是學界精英，以清華北大為例，自1985年來清華高科技畢業生80%去了美國，北大是76%（《中國青年報》2012年3月28日）三是演藝界精英，大量的著名演員、運動員、文化工作者移民海外。移民成潮而不退，原因是多元的，但不得不承認這與一個國家的教育有關。上世紀二十年代，章太炎的《救學弊論》中指出：時下青年學子“喜紛華”、“求報償”、“趨于贏利”、“惰游”、“崇洋”等低俗道德的形成，實與學校的教育方針和方法弊端有很大關系。他憂心忡忡說：“吾所憂者不止于庸行，懼國性亦自此滅也”。清末民初就倡導的改造國民性，現在又成了空前緊迫艱巨的任務。

　　古人說：“學校者，風氣之源”，教育在中國歷來受到重視。《禮記》說“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孔子視教育為施政的基本手段，特別是社會秩序混亂的時候，更重感化性的教育：“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有恥且格。”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在論述學校教育作用時說：“蓋使朝廷之士，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明夷待訪錄》）今天我們的法律法規愈來愈完善，誠然好事；但如果 “重法輕教”甚至“重法棄教”，則必然律令愈苛嚴，民風愈澆薄。改變現狀，強健民族筋骨，充盈民族“精氣神”，首先必須靠教育，語文教育更是當仁不讓 。語文是進行人文主義教育的主要手段，是“傳道”的主要手段。我們亟需把“仁、義、孝、信”這些救人心、挽世道的中華千古名方教給后代子孫。讓民族正氣抬頭、仁心蘇醒。近一百年的打壓，傳統文化確實成了瀕死文化，挽救它的消亡，是中華民族第一要覺醒的大事，是每個中國人的大事。“回溯源頭，傳承命脈”（溫家寶語），重樹民族精神、重鑄民族靈魂，這就是新時期語文必須擔當的歷史使命。唯有語文教育能擔此使命。 語文教育之所以能擔此使命，它的優勢在于：能從低齡兒童開始授教；有最廣大的授教群體，有授教時間的長期性 。這是任何其他教育形式所不具備的。

　　語文教育要能擔此重任，必須回歸到文言詩文為主的教育。傳統文化富藏于文言詩文。只有借由文言，我們才能與孔子、莊子等古圣先賢開展心靈對話，獲得精神滋養。

　　從語言的角度說，漢字的真蘊，它的奇妙的引申演化：漢語表達的簡潔、典雅、靈動、錯落有致，也富藏于文言詩文。借由文言，我們才能感受漢語之妙，妙不可言，漢語之美，美不勝收，從而熱愛母語，生發濃郁的家國情懷。相比而言，白話文無資格代表漢字漢語，無資格代表中國文化。

　　必要的申明

　　我不是守舊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對于傳統文化向來秉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理念。在斯文不再的時代，只是更強調傳承而已。

　　我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中華民族有接受外來文明的傳統，我們應該秉承這一優良傳統。現實世界，博愛、平等、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憲政、已具有公認的普世價值，為傳統文化所輕視或缺失，語文教育要發揮相應的補缺作用，精選內容，供學生課外閱讀。讓學生在中外經典的學習中，互為比較，取長補短、兼收并蓄 ，推動中華民族的進步。我希望中國的語文教學，既能保持住中國的文化特色，貢獻于世界文明，又能吸收各民族精華、同步于世界文明 。

　　如此之后的語文，必將會給中華民族帶來蓬勃的生機。我們迫切地盼望著它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