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王潞偉，男，漢族，1983年10月出生，山西省長治市郊區人，現為山西師范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2012級戲劇與影視學專業博士研究生。

一、選題的動機與目的

　　《紅樓夢》作為我國四大名著之一，被稱為清代的社會百科全書。早在清嘉慶年間就流傳著“閑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的美言[1]。魯迅先生言及《紅樓夢》：“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2]可見《紅樓夢》影響之廣泛。再有，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多次強調，以《紅樓夢》透視中國傳統文化，是未來紅學研究的一個大的走向。青年紅學家馬經義在他的《中國紅學概論》中也強調，《紅樓夢》秉承的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DNA所在。

　　戲曲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紅樓夢》中有多處描寫，如聲腔劇種、演唱劇目、班社伶人、劇場觀眾、演劇場所、演戲風俗等，生動、真實地反映了康乾盛世戲曲文化活動的繁盛局面。基于對《紅樓夢》的衷愛和攻讀戲劇戲曲學專業這兩個前提，筆者便試想對《紅樓夢》中涉及的戲曲文化方面的描寫進行一些探索和研究，其主要動機有二：

　　其一：戲曲史料的匱乏，對于中國古典戲曲研究者來說，是一大憾事，這導致戲曲史上不少重要問題，只好存疑待考，或者管窺蠡測，難成定論。而小說反映戲曲時代風貌的最大特點就是形象、逼真，這是任何戲曲文獻所不能相比或替代的，所以古代小說中的戲曲資料顯得彌足珍貴。

　　其二：以戲曲文獻、戲曲文物等資料為考證依據的有關研究成果已經碩果累累，相關學科也逐步建立且完善起來，但是對于一些小說中的戲曲文化資料分析整理還不夠細致深入，而且進行相關研究的學者也寥寥無幾，因此，提煉、梳理小說中的戲曲文化方面的史料顯得尤為重要。

二、研究對象的界定

　　以《從〈紅樓夢〉看康乾時期戲曲文化》為論題，就其研究對象和范圍來說，需要再作一些說明。本文所指《紅樓夢》，不僅包括脂評本系列《紅樓夢》[3]，而且包括程本系列《紅樓夢》[4]。在《紅樓夢》曲折的傳抄與創作過程中，曹雪芹本人功不可沒，同時脂硯齋、畸笏叟，高鶚等人，對《紅樓夢》的創作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紅樓夢》的創作、批閱、續補、刪改的過程中，不僅流露出作者與批閱者的思想觀念，而且也反映出時代變換給創作《紅樓夢》帶來的影響，這其中有關戲曲方面的描述，對于我們深入了解康乾時期劇壇的發展動態提供了重要依據。

　　康乾時期，嚴格地說，指自康熙帝1661年登基至乾隆帝1795年退位的135年[5]，這期間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執政，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將中國傳統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開創了“康乾盛世”的輝煌局面。而《紅樓夢》主要反映了曹家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的榮辱興衰，在此同時戲曲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得到了較為全面的反映，把《紅樓夢》重置于它產生的時代環境，研究當時戲曲的發展狀況，這是劃定其歷史范圍重要依據。

　　戲曲文化是指包括聲腔劇種、劇目創作、舞臺表演、班社組織、伶人生活、戲曲觀眾、演出場所、演出習俗等在內的與戲曲活動相關的一切內容，是運用社會學、歷史學、民俗學、民族學、文化人類學、文化心理學、哲學、文學、藝術學等多重視角來關照的戲曲文化活動，是一種蘊含極為豐富的文化現象。

三、研究的現狀

　　目前，關于《紅樓夢》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但從戲曲文化史料角度來研究紅樓夢的學者屈指可數，早在20世紀60年代，臺灣學者俞大綱《〈紅樓夢〉中的戲曲史料》一文，可謂開《紅樓夢》中戲曲資料研究的濫觴[6]，創意頗新。康來新《紅樓夢研究》從伶人群像、玉茗四夢與紅樓夢的傳承關系等角度進行了細致而具體的分析[7]。徐扶明先生在此方面用功最勤，從《紅樓夢》中戲曲史料入手，先后完成《〈紅樓夢〉中戲曲二三事》[8]、《〈紅樓夢〉中戲曲演員生活》[9]、《〈紅樓夢〉中戲曲劇目匯考》[10]、〈《紅樓夢》與家庭戲班〉[11]、《〈紅樓夢〉中戲曲演出》等系列論文[12]，分別以家庭戲班、戲曲演員生活、劇目匯考、戲曲演出等為切入點，深入細致的考證、梳理了《紅樓夢》中的戲曲文化史料，奠定了此方面研究的基石，后成為其專著《紅樓夢與戲曲比較研究》的重要內容[13]。劉輝《論小說史即活的戲曲史》一文[14]，著重從《金瓶梅詞話》和《紅樓夢》兩部小說入手，挖掘其中的戲曲文化寶藏，其中“步戲”、“找戲”是文獻資料中所未能見到的，而小說中確有比較詳細的描寫。梅挺秀《析“鳳姐點戲，脂硯執筆”》[15]，結合脂批分析鳳姐點戲。王湜華《論〈紅樓夢〉與昆曲》一文[16]，著重探討賈府的昆曲家班面貌。汪道倫《〈紅樓夢〉對曲藝的融會貫通》[17]，闡述了曲藝內容在《紅樓夢》中巧妙運用。白先勇《〈紅樓夢〉對〈游園驚夢〉的影響——戲曲穿插及小說主題的關系》[18]，自我剖述他自己寫作《游園驚夢》時受到《紅樓夢》的啟示。姚民治《略論〈紅樓夢〉的戲曲文化內涵》[19]，論及小說創作從戲曲藝術中吸收了大量的營養，真實反映了中國古典戲曲文化的發展與傳播狀況。白亦農《漫談〈紅樓夢〉中的戲曲文化》[20],從小說中戲曲關合、習俗及曹雪芹的戲曲觀進行分析，肯定這些戲曲方面的描述對于人物性格的刻畫、命運的暗示、情節的發展、主題意旨的揭示都有著重要的作用和意義。還有一些《紅樓夢》中優伶形象分析的論文，如李希凡《梨香院的“離魂”——十二小優伶的悲劇命運與齡官、芳官、藕官的悲劇性格》[21]，白秀文《十二官為十二釵之影》和秦宇霞《〈紅樓夢〉優伶形象研究》兩篇碩士論文[22]，從文學視角關照優伶形象，側重于藝術上的人物形象分析，而缺乏從當時真實的戲曲風貌狀況下分析戲曲演員的現實生活。臺灣大學李湉茵《紅樓夢中引用戲曲之研究》[23]，從《紅樓夢》中明說或暗用的戲曲情節著手，比較戲曲在上下文中擔負的功用與《紅樓夢》主旨精神的內在相通處。任文姝《〈紅樓夢〉中的戲曲跡象及清初家班研究》[24]，從家班角度入手，結合《紅樓夢》中賈府家班演出來分析康乾時期家班生存、演出、觀眾及興衰情況。

　　學者們對《紅樓夢》中戲曲文化活動的關注與研究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礎，而在研究中也還存在著種種不足之處，還有進一步深入探究的巨大空間。如“花雅之爭”、伶人命運、戲曲觀眾、演出場所、演劇風俗禮儀等在《紅樓夢》中的反映，所以從《紅樓夢》探究康乾時期的戲曲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

四、研究方法與預期結果

　　本文以“脂評本系列”和“程本系列”為依據，分析從“脂評本”到“程乙本”所反映康乾時期戲曲文化面貌；以《紅樓夢》為主，同時期其它小說為輔，獲取戲曲文化方面的史料；以戲曲史和戲曲文化視角關照小說中有關戲曲史料；運用互證法，對于戲曲史上由于缺乏史料而無法定論的難題，運用小說中所提供的真實描寫加以證實，彌補康乾時期戲曲史的不足。

　　難點在于，小說畢竟是藝術作品，存在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的區別，如何辯證地使用小說中的戲曲史料，是做好此項工作的關鍵所在，筆者將本著科學、客觀的態度，對其進行相關分析。

　　預期達到的結果，一、能夠加深對清代康乾時期戲曲文獻史料或文物資料的理解和認識，互相印證，進而補充史載的不足，糾正文獻史料記載的錯誤和偏頗，還康乾時期戲曲文化活動的本來面貌；二、轉變了過去以戲曲文學史為主的單一研究狀況，通過對《紅樓夢》中的戲曲史料的梳理，結合社會時代背景，從演員、觀眾、班社、演出、風俗等多角度關照康乾時期戲曲文化面貌，構建起一個立體的戲曲文化圈史；三、通過對《紅樓夢》中傳統戲曲文化活動的分析研究，不僅有助于讀者們正確、深入地理解作品，提高其欣賞水平，而且為學者們進一步深入地、多元化地研究《紅樓夢》打下了一定基礎，這是其現實意義所在。

注釋：

[1] 得碩亭《京都竹枝詞》又名《草珠一串》中載：“閑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詳見路工編《清代北京竹枝詞》，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頁。

[2]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郭豫適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 目前《紅樓夢》脂評本系列包括12個版本：1、甲戌本，脂硯齋甲戌（1754年）抄閱再評本，存十六回，即一至八回，十三至十六回，二十五至二十八回；2、己卯本，脂硯齋四閱評本，己卯（1759年）冬月定本，存四十一回又兩個半回，即一至二十四回，三十一至四十回，五十五后半回至五十九前半回，六十一至七十回（內缺六十四回，六十七兩回）；3、庚辰本，脂硯齋四閱評本，庚辰（1760年）冬月定本，存七十八回，即一至八十回（內缺六十四回，六十七回）；4、蒙府本，清蒙古王府舊藏本，存一百二十回，其中五十七至六十二回，六十七回，以及后四十回抄自程甲本；5、戚序本，戚蓼生序有正書局石印本；戚寧本，戚蓼生序南京圖書館藏本，皆存一至八十回，兩本差異很小，校記中凡稱戚本，即指兩本相同；6、列藏本，原蘇聯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藏本，存七十八回，即一至八十回（內缺五、六回）；7、夢稿本，楊繼振舊藏《紅樓夢稿》本，存一百二十回，其中二十二回，四十一回至五十回，五十三回，六十七回，以及后四十回抄自程高本；8、夢序本，甲辰（1784年）夢覺主人序本，存一至八十回；9、舒序本，己酉（1789年）舒元煒序本存一至四十回；10、鄭藏本，鄭振鐸原藏藏本，僅存二十三、二十四兩回；11、揚州靖應鵾藏《石頭記》，簡稱“靖本”，楊州靖氏藏鈔本《石頭記》簡稱靖藏本，八十回，靖應鹍舊藏，一九五九年發現，一九六三年迷失。毛國瑤抄錄其批語并回憶部分內容。為多種本子拼湊，更接近戚序本。抄錄時間在戊子（乾隆三十三年，1768）至丙申（乾隆四十一年，1776）；12、北京師范大學本（目前學術界認為是庚辰本轉抄本，還有爭議）。

[4] 《紅樓夢》程本系列包括程甲本、程乙本兩個版本。

[5] 康熙帝1661-1722在位，雍正帝1722-1735在位，乾隆帝1735-1795在位。

[6] 俞大綱《〈紅樓夢〉中的戲曲史料》，1966年《新生報副刊》，后收入香港新亞研究所《紅樓夢研究專刊》第12輯，1976年，第1-33頁。

[7] 康來新《紅樓夢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版。

[8]《紅樓夢研究集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輯，第391-404頁。

[9]《紅樓夢研究集刊》，1980年03月第2輯，第423-440頁。

[10]《紅樓夢研究集刊》，1980年06月第3輯，第361-382頁。

[11]《紅樓夢研究集刊》，1980年09月第4輯，第391-406頁。

[12]《紅樓夢研究集刊》，1980年11月第5輯，第413-425頁。

[13] 徐扶明《紅樓夢與戲曲比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1984年版。

[14] 劉輝《論小說史即活的戲曲史》，《戲劇藝術》1988年第1期。

[15]《紅樓夢學刊》，1984年第4輯，總第22輯，第229頁。

[16]《紅樓夢學刊》，1994年第2輯，總第60輯，第195頁。

[17]《紅樓夢學刊》，1994年第2輯，總第60輯，第223頁。

[18]《紅樓夢研究集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第五輯，第195-197頁。

[19] 姚民治《略論〈紅樓夢〉的戲曲文化內涵》,《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年第4期。

[20] 白亦農《漫談〈紅樓夢〉中的戲曲文化》，《中國古代小說戲劇研究叢刊》2006年第4輯。

[21] 李希凡《梨香院的“離魂”——十二小優伶的悲劇命運與齡官、芳官、藕官的悲劇性格》，《紅樓夢學刊》2003年第2輯。

[22] 秦宇霞《〈紅樓夢〉優伶形象研究》，華中師范大學2007屆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白秀文《十二官為十二釵之影》，內蒙古師范大學2007屆碩士學位論文。

[23] 李湉茵《紅樓夢中引用戲曲之研究》，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2007屆碩士論文。

[24] 任文姝《〈紅樓夢〉中的戲曲跡象及清初家班研究》，中國傳媒大學2009屆碩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