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朱文民（1948—），男，山東莒縣人，山東省歷史學會理事，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理事，山東莒縣劉勰《文心雕龍》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已出版專著有《劉勰傳》、《山東省志·諸子名家志》系列叢書之一《劉勰志》，發表論文數十篇。

一、前言

　　著名的“文心雕龍學”[①]家王更生先生，于2010年7月29日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這一消息令 “文心學”界感到突然，甚至難以置信。

　　我得知這一噩耗的時候已經是8月15日晚上。那是林其錟先生給我打電話時，突然問我說：“臺灣王更生教授已經去世，你是否知道？”起初我認為自己聽錯了或者是他說錯了，要求他再說一遍，他大聲地向我重復了一遍。并且告訴我，是8月12日在臺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了公祭。

　　回想起這些年我與王先生的交往，回憶起2009年在安徽蕪湖 “龍學”會議期間，我們幾位與會學者去師大參加祖保泉教授九十華誕慶祝會時，王更生先生與祖保泉先生久別重逢緊緊擁抱在一起的那種感人場面（自2000年鎮江龍學國際會議后，二人是第一次晤面），得知噩耗的這一夜，我怎么也不能入睡。我與王先生的家屬一向沒有聯系，決定用電子郵件向王先生的高足——臺灣空中大學的方元珍教授發去唁函，由她向王先生的家屬及其同門轉達我的哀思。第二天方教授給我回信說：“恩師一向身體朗健，豈料造化弄人，竟于今年五月中旬發現罹患胰臟癌，僅兩個半月，即棄我們而去。至今，我仍覺像一場夢，不敢置信是真！上周四(8月12日)，學界、教育界有兩、三百人，我們送別了?? 恩師，安塔在山明水秀的大溪和平禪寺。”

二、我與王先生的交往

　　我知道臺灣的“文心雕龍學”界有王更生教授這個人，還是從牟世金先生1985年出版的《臺灣文心雕龍研究鳥瞰》那里得到的信息。牟先生在該書中說：“王更生，臺灣師范大學文學博士，李曰剛教授的門生。此人是臺灣龍學界的重要人物。……臺灣的《文心雕龍》研究者中，王更生是著述最多的一人。他在承上啟下，推動臺灣《文心雕龍》研究的發展上，是起了較大作用的。因此，自視不凡的情緒往往溢于言表。如在《文心雕龍導讀》這個小冊子的自序中，自稱是以‘導航的立場’來寫此書，要盡其‘舵手的職責’。其中又自評其書云：‘距今而言，想找一本專門對《文心雕龍》內容作深入而有系統性的研究者，舍王更生先生的《文心雕龍研究》以外，恐怕找不到第二部書了。’……王更生對大陸研究情況雖然所知有限，或時有誤解，但于溝通海峽兩岸之學術研究，還是發揮了積極作用的。”王更生先生的自負之詞，反而使我認為，他一定是有自負的本錢，光是出版《文心雕龍研究》這部專著來說，就我當時的目力所及，還是頭一回聽說，因為大陸上的“龍學”理論研究的專著，僅有王元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也還不是全面系統的研究專著。就我當時的交際圈子，一時還難以讀到王更生先生的《文心雕龍研究》，更不敢奢望能夠見到王先生。聽“龍學”界的朋友說，1995年的北京“龍學”國際會議，王先生與臺灣的同仁也參加了，此時我也在剛出版的《文心雕龍研究》第一輯上讀到了王先生的論文，題目是《隋唐時期的“龍學”》，這是“龍學”界第一篇對中世紀“龍學”的探討，我對“龍學”在隋唐的發展情況，是從王先生的文章中了解到的。在此之前，只是通過讀牟世金先生的《文心雕龍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和《“龍學”七十年概觀》中了解到從黃侃《札記》以來的現代“龍學”史。1997年冬天，我到南京調查有關劉勰的資料時，在南京的古舊書店買到《文心雕龍學綜覽》，才在其中讀到張文勛先生的《中國〈文心雕龍〉研究的歷史回顧》和王更生先生的《文心雕龍研究在臺灣》。張、王二位先生的文章對我了解龍學史特別是臺灣的“龍學”非常重要。《文心雕龍學綜覽》這部書，在張少康、陶禮天和張文勛等先生的兩部《文心雕龍研究史》問世之前，是欲想了解世界“龍學”史者不可不讀的重要文獻。1997年我在《文心雕龍研究》第二輯上，又讀到了王更生先生的《劉勰是個什么家》的論文。“劉勰是個什么家？”正是困擾我的一大問題，我視此如寶。不久又讀到羅宗強先生稍后于王著出版的《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其中羅先生也定劉勰為“文學思想家”，并且還冠以“偉大”二字，在具體的論證過程中，羅宗強先生說劉勰“在眾多杰出的思想家中，可以說毫不遜色。”這使得困擾我的大問題有了知音，壯了我的膽子。

　　2000年的“龍學”國際會議在江蘇鎮江市召開，我有幸應邀到會。報到的當天晚飯后，我在大廳里向上海的林其錟先生請教有關《劉子》研究的相關問題的時候，有一大批帶著行李的與會學者剛剛下車，他們與林其錟先生握手寒暄，我一聽是臺灣來參加會議的，我就問林其錟先生：王更生教授是否也來了？林先生說：剛才與他握手的那位年長者就是。第二天會議開幕式上，王更生先生在臺上發言時，他站起來向與會者鞠躬致意。他高大的體魄，白皙的面龐，普通話說的也相當好，給我很大的驚奇。啊！這就是我久已盼望見到的王教授！

　　晚飯以后，大會組織者在文苑安排了一場文藝晚會，正巧我與王先生相挨而坐，給了我一個當面向王先生請教的好機會。我先自報家門，然后敘述了我讀他大作的體會，稱贊了他對《文心雕龍》性質的看法和對劉勰的定位，說他是“龍學”史上第一位稱劉勰是思想家的學者，其次是羅宗強先生。我說：定劉勰為文學思想家，還是僅限于《文心雕龍》一書，而事實上劉勰的成就還有大量的佛學典籍整理成果，《劉子》一書的作者在學界雖然有不同意見，我的研究結果是應該承認為劉勰的作品。因而應該在“文學思想家”這個定位的前面去掉“文學”二字，直接冠以“思想家”的頭銜。王先生當時非常同意我的意見。日后我在讀到他的《文心雕龍讀本》的時候，見他在該書中就說：《文心雕龍》是“既有‘思想’，又有‘方法’的巨著，如果說它等于西洋之所謂‘文學批評’，非愚即誣。所以我說《文心雕龍》是 ‘中國文學中的經典’，而劉勰更是挽狂扶傾，以文學濟世的‘思想家’，由此兩點出發，最能看出劉勰的全部人格，和《文心雕龍》與眾不同的特質。” [②]可見他對劉勰的定位，早已胸有成竹。

　　鎮江市政府為這次“龍學”會議在鎮江召開而在文苑立了紀念碑。在揭幕式上，我與王先生合影留念，在會議期間的參觀考察中，我也爭取機會向他打聽臺灣有關未到會的“龍學”家的近況。我告訴他，我正在撰寫《山東省志·諸子名家志》系列叢書之一的《劉勰志》，最缺乏的是海外的‘龍學’資料，希望他能幫助提供一些資料和信息。王先生告訴我，臺灣的‘龍學’研究很活躍，資料也很多，一時也搜集不全，他編著了一本《臺灣近五十年〈文心雕龍〉研究論著摘要》，可以滿足我的一些要求。會后，我把我們會議期間的相關照片寄給他，他很快就連書帶信一并寄來。先生在信中，那種謙和的態度和秀美遒勁的書法，令我玩味不已。當年的春節前，先生就給我寄來了一個自己精心制作的賀年卡。其后書信不斷。

　　2006年，拙著《劉勰傳》出版后，給他寄了一本，請他批評指正。當年秋天，我接到2007年6月臺灣‘龍學’國際學術會議的預備通知。會議于2007年6月2日至5日在高雄、花蓮兩地三所大學舉行，當我們在高雄機場下飛機，一眼看到王先生不顧八十高齡，冒著高溫熱流的侵襲，親自與他的高足廖宏昌、方元珍、吳福相、錢文星等諸位教授早已在機場迎候的時候，說實在的，我心情很激動，因為見到了他，有一種到了家的感覺，一路辛苦頓時消失。會議期間，王先生一直與我們相伴，或談學術，或談人文趣事，十分開心。在向花蓮轉移會場的時候，途徑臺灣史前博物館，館長是王先生指導的研究生，設晚宴招待我們。博物館派出了文藝演唱隊為我們獻歌，與會學者也參與其中，王先生十分開心，也拿起話筒為我們演唱了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在演唱過程中，王先生邊唱邊走在酒席間，拍拍張三的肩膀，歪下頭來瞅瞅李四的臉面，十分風趣，令我難以忘懷。在我們的會場轉移途中，每到一個景點，王先生都不忘與我合影留念。我返回大陸后，王先生把我與他及諸位高足的合影從臺灣寄來，他在教學和研究非常繁忙的情況下，還不忘這些瑣碎小事，在做人的問題上也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王先生每次給我來信，總是給我以鼓勵。2009年春節期間，先生在給我的信中，還把他讀拙著《劉勰傳》的體會也寫在信中。他在信中說：“先生在‘方志學’‘文獻學’尤其對《文心雕龍》及《劉子》真偽問題之研究，可謂超今邁往，有不同一般的新發現，欽佩！欽佩！”并簡略地回憶了我們在臺灣的交游之后說：“何時再作昔日之游也?”

　　我一方面為先生在我的小書中讀出了我對文獻學和目錄學所下的功夫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想也不排除是長輩對后學的一種鼓勵，或者是朋友間的客套話。但是2009年在安徽蕪湖的“龍學”會議上，先生在他提供的論文中，直稱“莒縣的文獻學家朱文民”云云，至此，王先生在那封信中的話，可以證實不是客套，而是他真有此感，但卻令我慚愧而不敢當。因為雖然在我的書柜里，藏有三十余部文獻學和目錄學專著，連同我到各大圖書館翻閱的同類著作一起，經我翻閱和研究過的文獻學和目錄學不下于四十余部，但是到目前為止，這方面的成果，終因經費無著而未能面世。自己費盡全力搜集到的近四千條“龍學”論著，搞成一個編年索引，原打算作為《劉勰志》的附錄一并出版。在《劉勰志》稿評審會議上，省志處的馬主任還稱贊了這個附錄，但是，在出版之際，省志處的主任已經換人，以《劉勰志》與系列叢書中的其他幾部相比部頭過大為由，大刀一揮就砍去了，使之鮮血淋淋，令我心疼不已，王先生的話也只能看成是對我的一種鼓勵了。

　　2009年11月蕪湖“龍學”會議上，我們同游安徽師大新校區時，我為王先生拍下了我手中的最后一幀照片。春節前，我給他郵寄照片時附上一封信，信中提出兩件事：一是估計臺灣2010年有可能開放大陸學生赴臺就讀，希望他借此機會再指導幾名研究生，把他的治學方法傳到大陸來；二是希望他撰寫一篇文章，闡述什么是“文心雕龍學”，因為就學界情況而言，他最有資格。“文心雕龍學”這個概念，提出的時間很長了，但是它的內涵和外延，至今還沒有一位學者作一個全面地闡釋，也沒有人下過一個明確的定義。

　　我還有許多問題沒有來得及向他請教，先生就這么匆匆地走了。嗚呼！逝者已矣，生者何堪！

三、王先生的國文教學

　　王先生的教育生涯是由最基礎的教育開始的。從教小學到教大學，從教專科生到教博士生，整個教育的每一個環節，他都經歷了。

　　王先生的授課藝術，凡是聽過他授課的學生和同事，無不交口稱贊。他在給師大職工國文進修班授課時，同樣認真。學員的年齡，“從二十多歲到六十多歲不等……每講完一篇教材后都會示范朗誦，然后由學員跟著練習……如此多彩多姿，使學員不至于感到單調乏味，也使得教材由平面化變成立體化、生動化，將原來平淡的教材帶入音樂與美感的情境，師生之情便完全陶醉在這樣的氣氛中……根據人事室統計，一年下來，沒有一個人打瞌睡，也很少有人不到或早退的”。[③]王先生的教學，遇到好的詩文，他都是加入吟唱的環節，這是很多教師所不及的，更是大陸教師所缺乏的教學手段。王先生一生從事國文教學，是一位真正的國文教學專家。他把自己幾十年從事國文教學的經驗寫成一部專書，名之曰《國文教學新論》。時任師大國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所長的蔡宗陽在向社會推介這部書的時候，用的題目是《國文教學的一盞明燈》[④]，該書多次印刷，王先生根據需要再版時又更名為《重修增訂國文教學新論》。從王先生的書中可以看出，他是把作文教學、書法教學、音樂教學、文章賞析和育人融為一體的。要求學生的作文都是用毛筆抄寫，連師大職工進修班學員的作文他都是要求用毛筆抄寫。王先生的教學與普通教師的最大不同，在于他的教學繼承了中國古代教學中的吟誦形式。王先生的古典詩文吟唱非常優美，令人心曠神怡。2009年在安徽蕪湖召開的“龍學”會議期間，山東一位師范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就專程到蕪湖來向王先生學習古典詩文的吟唱。我在工作勞累的時候，也都是打開電腦收聽王先生的吟唱，那真是一種美的享受.。

　　王先生曾受邀參加2009年10月在北京舉辦的“中華吟誦周”活動，參加了各類吟誦學術會議和吟誦學術活動，并代表中國臺灣吟誦團到北京高校舉辦講座，他置高齡和身體不便于不顧。秦，傾心傳授吟誦之法。在“中華吟誦周”閉幕式上，先生帶領全場觀眾吟誦《靜夜思》，把晚會推向最高潮，獲得掌聲無數，令人印象深刻。

　　王先生在大學講授《文心雕龍》，始于1971年4月。當時擔任師大國文系主任的李曰剛先生因病住院治療，其所任《文心雕龍》課程，委托正在讀博士學位的王更生先生暫代。“先生奉命于倉促之間，懍于交付之重，每教一篇，莫不戰戰兢兢，必先倒背如流，然后上課時，口授指畫，繪聲繪色，將向稱奧澀難懂的《文心雕龍》講得深入淺出，精彩無比，因此大受歡迎。”[⑤]其后李曰剛痊愈出院后，聽到自己委派的代課教師授課得到一片贊揚聲，便破天荒地禮聘王更生為兼任講師，并正式將自己心愛的《文心雕龍》課委由王更生先生接棒。王先生自己在《文心雕龍新論·自序》中也說：“講授《文心雕龍》于師范大學，用力之勤，更百倍于往昔，舉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口之所述，手之所指，一切都和劉勰《文心雕龍》息息相關。因此，使我于文學理論之外，對治學之道、做人之方，別有一番洞澈的體認。此時，《文心雕龍》之于我，已經到了不可須臾或離的地步了。”

　　古人曰：名師出高徒，嚴師出人才。王先生從二十一歲拿起教鞭，到離開這個世界，從教六十余年，所教學生，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專科生、本科生的數量，已經無法統計。而經他指導的碩士、博士生，見于記載的有50位(碩士31位，博士19位。)，可謂桃李滿天下。

　　在臺灣，王更生先生的教學是有口皆碑。對學生要求之嚴格，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學生臺灣師范大學呂武志教授在《一顆挺立懸崖上的蒼松——我所認識的王更生先生和他的“文心雕龍學”》一文中，結合自己求師王門的體會和所見所聞有個介紹：他說：“在我請求指導期間有了深刻的體驗。哎！那真是灰頭土臉的一年。就說論文大綱吧！在我精心草擬充滿自信地呈交之后，居然被打了兩次回票，一次章節安排欠妥，一次標目不夠簡明。到了進入實際撰寫階段，則規定兩三周呈交一章或若干節，通常隔周即發還，如果覺得還滿意，先生便淡淡地說：‘寫的還可以，回去把改的仔細看看！’有一次先生大概很不滿意，才進課堂坐定，就把我喊到前面，當著眾目睽睽，便毫不留情面地嚴詞痛責起來！這一記‘醍醐灌頂’，不只使我窘得無地自容，全班同學也莫不悚然心驚。等到氣氛稍微緩和之后，鄰座的學長悄悄遞來一張紙條：‘別在意，老師指導學生都是這樣的，他是愛之深，責之切！’下課打開稿子一看，嚇！可憐的‘滿江紅’，有大刪特刪的，有勾來倒去的，有箭頭亂竄的，上欄密密的眉批，最后有總評，大而內容見解，小而片言只字，那里當去蕪存菁，那里該另舔新意，那里該重新斟酌，無不詳詳細細，一板一眼。原先每個字都整整齊齊、恭繕的稿子，至此就像大軍掠境，滿目瘡痍。仔細清點，兩三萬精兵，只剩下八千余殘部。哎！同門師兄妹讀到這兒，一定是心有戚戚，共把淚灑了！（聽說還有的稿子被改了五、六遍，以及五萬被刪成六千字的記錄哪！）最妙的是有一次，某位女生提交論文之最后期限已經迫在眉睫，而久無消息，先生越等越心焦，只好打電話去詢問。接電話的是女生的媽媽，說他去姊姊家幫忙照顧孩子。先生一聽之下，怒不可遏，馬上毫不客氣的指責對方：‘妳這位媽媽是怎么當的？妳女兒要畢業，到現在論文提不出來，你都不急，還讓她去帶小孩妳真是太過分了！’重重地掛上聽筒之后，小女兒在一旁輕輕的說：‘爸爸，你指導學生，罵學生也就算了！怎么連人家的媽媽也一塊罵呢？’先生每次在課堂上提起這件事，就忍不住失笑。這是他的可怕，也是他的可愛處。毫無疑問，先生是一位嚴師。他治學嚴謹也就容不得學生散漫。師嚴而后道尊；道尊，自然師嚴。由于先生熱愛學術，視指導學生為學術生命的延續，所以板起面孔的時候就多了；那種嚴肅，正是他內心極端自律的表露……先生平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學術之外，他經常是談天說地，幽默講笑，問問家庭生活，關心愛情婚姻。”[⑥]正是他在學術之內的嚴格求，經他指導的碩士、博士生，個個都是好樣的。就我所見，他的學生方元珍的碩士論文《文心雕龍與佛教之關系》、博士論文《王荊公散文研究》，劉渼的碩士論文《魏晉南北朝文論佚書鉤沉》、博士論文《劉勰〈文心雕龍〉文體論研究》、蔡宗陽的博士論文《劉勰〈文心雕龍〉與經學》，都是“龍學”著作中的扛鼎之作。如果學生的學位論文有半點抄襲現象，憑他對所導論文學科文獻的掌握程度，那是逃不過他的責難的。

　　話說到這里，使我想到大陸上的一些學位論文，抄襲如此嚴重，如果不是導師對此類學科文獻的盲然無知，就是他的失職。如果是盲然無知，還算什么導師？如果是失職，還要這樣的導師干什么？可惜大陸這方面對導師沒有問責制度。

四、王先生的學術研究

　　王先生從任小學教師時期的二十三歲開始在《國教季刊》第五期（1952年11月出版）發表論文，到我所看到的2009年的安徽蕪湖“龍學”國際會議上的論文《中國大陸近五十年（1949—2000）“文心雕龍學”研究概觀——以戚良德著〈文心雕龍學分類索引〉為依據》止，共發表論文二百四十余篇（內含少量雜文和序跋）[⑦]，其中“龍學”研究論文五十余篇。先生的學術研究，將文史哲三科融會貫通，使得先生見別人所未見，識他人所未識。先生撰寫論文，其邏輯結構皆是由前言、本論、結論三部分組成。當然，在本論部分，又根據內容需要，再分為若干標題。先生的專門著作，也是這樣的邏輯結構：全書分為緒論、本論、結論三部分。當然，在本論部分，又根據內容需要，再分為若干章節，脈絡十分清楚。先生自己的著作是這個結構，而經他指導的學生的著作，也是遵循著這個模式作下去。在他的學生的著作中，深深地打上了導師的學術烙印。他視學生為自己學術生命的延續，除了學術風格以外，而學生做的碩士、博士論文，也是他久已想做而來不及做的課題，甚至是他原有論文的細化或深化，例如方元珍教授的《〈文心雕龍〉與佛教之關系》，毫無疑問，這篇碩士論文，就是先生所持觀點的實證。劉渼教授的《魏晉南北朝文論佚書鉤沉》，就是對先生1978年、1979年發表的《魏晉六朝文論佚書鉤沉》的擴展和細化和深化。

　　王先生從四十歲出版專著《中國文化概論》開始，到目前為止，已經公開出版專著五十余種，涉及的學科主要有：教育學、文獻學、古典文學、古典文論、文心雕龍學、文化學、歷史學、經學、子學等等諸多方面。其中“文心雕龍學”方面的著作有：《文心雕龍研究》、《文心雕龍導讀》、《重修增訂文心雕龍研究》、《文心雕龍范注駁正》、《文心雕龍研究論文選粹》、《文心雕龍讀本》、《重修增訂文心雕龍讀本》、《文心雕龍新論》、《文心雕龍選讀》、《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秘寶——文心雕龍》、《臺灣近五十年〈文心雕龍〉研究論著摘要》、《歲久彌光的龍學家——楊明照教授在‘文心雕龍學’上的貢獻》、《文心雕龍管窺》等14部，可見他的主攻方向是文心雕龍學，其他方面都是為研究“文心雕龍學”而做的外圍工作。其研究的系統性、全面性和深刻性，至今不見有出其右者。他對“龍學”的研究范圍很廣，涉及“龍學”的方方面面。從《文心雕龍》的版本、校勘、原文譯注到理論闡釋；從劉勰的家世到劉勰的生平履歷；從《文心雕龍》到與劉勰其他著作之間的關系，都要做出自己的考訂和研判，不像有些人那樣，自己平時只是對《文心雕龍》發幾篇文論方面的闡釋，對劉勰生平和家世并沒有研究，更談不到“深入”二字，而在出版專著時，拾人牙慧，拉一個大學者對劉勰生平的議論來做為自己的盾牌，把別人用過的資料再放到自己的嘴里重新嚼一遍，那滋味嘛，不甜不辣，話到嘴唇留半句，以顯出自己的慎重和偉大，讓人讀了之后大有浪費時間之感。而讀王先生書，給人以常讀常新的感覺。王先生還是最早打起兩岸三地“龍學”橋梁的一位學者，也是一位雕刻“全龍”的學者，更是一位真正的“龍學”大師。

五、結論——兩頭燃燒的蠟燭

　　王更生先生是河南省汝南縣官莊鎮人，生于1928年7月20日。早年讀過私塾，也讀過新興小學，抗日戰爭時期，在國立第十中學讀初中，繼而在十中附設的師范部就讀，因戰亂輾轉遷徙了大半個中國，過著半學半兵的生活。后流落到了臺灣。1973年，應聘臺灣師大國文系副教授職，1978年晉升為教授，1998年以70歲年齡退休。名義上退休，實際上仍未放下教鞭，繼續在臺灣多所大學講授“文心雕龍學”，并指導研究生，直至去世時的兩個半月之前，仍在教室給學生授課。

　　王先生的大學本科讀的是臺灣師大夜間部國文專業。他白天是中學的老師，夜間是師大的學生。每天要乘火車走兩個多小時的路程，披星戴月，風餐露宿，天天如此，漫漫五年的求學路，可謂含辛茹苦。碩士和博士階段的讀書生活也是在臺灣師大，名為全日制，但是他需要籌集學雜費，他需要養家糊口，不但在中學兼課，還為師大國文系的兼任講師。盡管教師收入微薄，生活清苦，他還是盡量擠出資金購買圖書，使自己坐擁書城。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家藏圖書一萬余冊。他教書、寫書，終生醉心于學術。淡泊名利，粗茶淡飯，每天過的是名未“出家”，實已“出家”的苦行僧生活。一生視文章為千古大事，無論是發表論文，還是出版專著，總是一再校對，改之又改。他是把別人喝茶的時間，都用在了學術研究和寫作上。一生完成了幾位普通教授都不可能完成的五十余部專著，可謂兩頭燃燒的蠟燭。他是跑步走完了八十二年的人生之路。

　　如今，哲人雖駕鶴西去，但是，他作為一位教師，“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美德，作為一位學者，留下的豐碩成果，都將成為后人永久的精神食糧。

注釋：

[①]對劉勰《文心雕龍》的研究，已成世界顯學。“文心雕龍學”，簡稱“文心學”，俗稱“龍學”。?

[②]王更生《文心雕龍讀本》第22頁，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本。

[③]林平銀《為職工點筆生花的導師——王更生教授》，臺灣師范大學《師大校刊——慶祝三十七年校慶專輯》1983年6月。又載《更生退思文錄》第432——433頁，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7月。

[④] 文載臺灣1982年9月22日《中央日報·晨鐘》。又見王更生《更生退思文錄﹒附錄》。

[⑤]呂武志《一顆挺立懸崖上的蒼松——我所認識的王更生先生和他的“文心雕龍學”》，見《更生退思文錄·附錄》第458頁。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7月。

[⑥] 呂武志的文章，見王更生著《更生退思文錄·附錄》

[⑦] 該數字是根據《王更生自定年譜初稿》統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