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棋的基本特點是具有很強的藝術(shù)性、趣味性、娛樂性和競技性，正是這四者的結(jié)合，才使圍棋具有一種獨特的魅力。班固《弈旨》所謂“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實際上已接觸到圍棋的競技性問題，代表了當時一部分人對圍棋競技性的認識。但是，總的說來，在兩漢時期和兩漢以前，人們主要注重的是圍棋的藝術(shù)性、趣味性和娛樂性，對于競技性則基本上沒有給予注意，主要還是“志之空閑，玩弄游意”。

　　魏晉時期，這一情況發(fā)生了變化，人們在堅持“當無為之余日，差見玩于君子”（曹攄《圍棋賦》）的觀念的同時，也開始注意圍棋的競技性，有了通過一定范圍的比賽，較量棋藝分出棋品的觀念，邯鄲淳《藝經(jīng)·棋品》的出現(xiàn)即是其標志。比較正式的范圍較大的品棋活動開始于何時，現(xiàn)在無從考察，但從范汪《棋品》一書的出現(xiàn)，以及書中稱江虨、王恬為第一品、王導為第五品看，可以肯定，至少在東晉時已經(jīng)有了為棋界所公認的具有權(quán)威性的品棋活動。

　　南朝時期的帝王不僅愛好圍棋，提倡圍棋，而且比較注重棋藝的提高，再加上圍棋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這個根本因素，便大大的促進了人們對圍棋競技性的認識和圍棋競技性的發(fā)展。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里，出現(xiàn)了多次品棋活動和管理圍棋事務的專門性的機構(gòu)及官員，著名棋手不斷涌現(xiàn)，棋藝水平迅速提高。

　　南朝時期的第一次品棋活動，大概是在宋文帝時。那個賭郡得勝當了宣城太守的羊玄保，列為第三品。有“五絕”之稱的著名棋手褚胤，年方七歲便入高品。后來他的父親褚榮謀逆，褚胤亦牽連從誅，時人深為痛惜。

　　宋明帝時亦曾進行過品棋活動，最著名的棋手是王抗、褚思莊和夏赤松。王抗，瑯邪（今屬山東）人，官彭城丞，棋居第一品。宋明帝好圍棋，但棋藝甚拙，去格七八道。因位居人主，人們捧他為第三品。王抗曾與宋明帝對局，“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如此吹捧，未免過于媚上。但從另一方面看，棋手的地位是很低的，須看皇帝臉色行事。褚思莊，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官至朝請給事中，棋居第二品。褚思莊在宋文帝時已有聲名，曾受遣去會稽同羊玄保下棋，并帶回棋譜復給宋文帝看。褚思莊的棋用思深久，棋風沉穩(wěn)細膩，巧于斗棋。夏赤松，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棋亦居第二品。他思路敏捷，棋風凌厲，善于大規(guī)模作戰(zhàn)。這三個棋手，不僅是當時的名手，亦是整個南朝時期的著名高手。特別是王抗、褚思莊擅名數(shù)十年，在南朝棋壇上十分活躍。

　　宋明帝時還設置了“圍棋州邑”。《南史·王諶傳》：

　　宋明帝好圍棋，置圍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圍棋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庚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為清定訪問。

　　南朝宋的行政區(qū)劃分州、郡、縣三級，邑、郡都不是正式的行政區(qū)劃名。其仕途升降仍沿襲魏晉以來的九品中正制，“外州官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杜佑《通典·選舉》），由大、小中正品評舉薦人物。清定訪問一職不詳，可能是一種欽賜的臨時加官。圍棋州邑顯然不是一般的行政區(qū)劃，也不是朝廷的正式常設機構(gòu)，而是一種由皇帝臨時指定組織的專門管理有關(guān)圍棋活動的機構(gòu)，故官員都是兼職的。從任命宗室皇親和大臣兼大、小中正看，這一機構(gòu)還相當受重視。圍棋州邑的具體活動和職掌不太清楚，但從其人員構(gòu)成和兼職的官員來看，它大體上是負責圍棋人才的舉薦和考核，以及組織比賽、品棋、收集整理棋譜等工作。圍棋州邑雖然不是正式機構(gòu)，但它的職掌和活動內(nèi)容畢竟帶有專門性，可以視為歷史上第一個管理組織圍棋活動的專門機構(gòu)。

　　齊高帝時也進行過品棋活動，他本人的棋便為第二品。這個第二品不知是否像宋明帝物議欺為第三名那樣，是人們有意吹捧抬高的，但他的棋藝不低恐怕確是事實。他的兒子武陵王蕭曄的棋也至名品。國子祭酒江斅的棋為第五品，“為朝中最”（《南史·江斅傳》）。不過，這時期最有名的棋手還是王抗、褚思莊和夏赤松。王抗仍是第一品，褚、夏二人同為第二品。一次，王抗和褚思莊在齊高帝面前賭勝負，“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齊高帝）倦，遣還省，至五更方?jīng)Q。抗睡于局后，思莊達旦不寐”。最后的勝負未見史書記載，但兩大高手的鏖戰(zhàn)卻傳為佳話。

　　齊武帝蕭賾時也有品棋活動。《南史·蕭惠基傳》：“永明中，敕抗品棋，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永明（483—493）是蕭賾年號，抗即王抗。這是第一次有明文記載的品棋活動。

　　梁武帝蕭衍在天監(jiān)年間（502—519）也舉行過有明確記載的品棋活動。《梁書·柳惲傳》：“惲善弈棋，帝每敕坐，仍令定棋譜，第其優(yōu)劣。”《南史·柳惲傳》：“梁武帝好弈棋，使惲品定棋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yōu)劣，為《棋品》三卷。惲為第二焉。”這次品棋是通過品定棋譜進行的，但范圍相當大，很有代表性。品棋后還專門撰了《棋品》三卷，可見其嚴肅和隆重。沈約有《棋品序》一篇，可能是這部《棋品》的序文。這時期的著名高手有梁武帝“棋登逸品”，朱異“圍棋上品”，到溉“弈棋入第六品”，三人間經(jīng)常互相對局。

　　朱異，字彥和，吳郡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他20歲時到京都，尚書令沈約見他如此富才，戲稱他貪婪不廉，朱異一時不知其意。沈約這才解釋說，天下唯有文義棋書，你一下子都拿去了，那當然不廉啰。

　　到溉，字茂灌，彭城武原（今江蘇徐州）人，聰敏有才學，聲名甚廣，常常與梁武帝下棋。《梁書·到溉傳》說：“每與對棋，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為笑樂。”到溉家有一尊長1丈6尺的奇石，武帝對局與他交賭，并加《禮記》一部，結(jié)果六品畢竟難敵逸品，到溉兩樣東西都輸了。奇石后來移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那天，傾城隨觀，人稱“到公石”。

　　大同（535—545）末，梁武帝又命人校定棋品。《南史·陸曉慧傳》：“大同末，（陸）云公受梁武帝詔，校定棋品，到溉、朱異以下并集。”顯然，這次是對前幾次已定的棋手品位作校定工作，檢查一下棋手原有品位，與現(xiàn)在的棋藝是否相符，然后作選汰升降。

　　從這些有記載的品棋活動看，品棋最早是棋壇上有地位的人主持，后來因帝王對圍棋的重視，漸漸變?yōu)橛苫实壑付毼缓芨叩幕适易谟H或大臣領(lǐng)銜，由棋藝較高的官員具體組織。品棋的具體方式不定，可以通過比賽，也可以通過棋手間對局的棋譜。南朝時期的品棋活動遠遠超過了魏晉的品棋活動，范圍廣，規(guī)模大，級別高，而且比較頻繁。經(jīng)常進行品棋，促進了圍棋的交流，對棋藝水平的提高和著名棋手的涌現(xiàn)，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著名棋手王抗和褚思莊在齊時都官至給事中，作為專職圍棋官員供奉內(nèi)廷。給事中，就是服務于內(nèi)廷的意思。最早是漢置，屬于加官。任何官階的官員，只要加給事中的頭銜就可以出入內(nèi)廷。故加給事中的官員，貴賤尊卑十分懸殊。南朝齊時，給事中一方面保留著加官的性質(zhì)，一方面又有轉(zhuǎn)入正官的。永明中，敕王抗品棋，而蕭惠基掌其事。王抗是給事中，蕭惠基是太常加給事中，但二人地位相距極大，王抗這個給事中顯然要低得多。這次品棋中，江斅為第五品，官職是竟陵王司馬，卻被稱為“朝貴中最”。由此可見棋居第一品、官至給事中的王抗，地位很低。另外，王抗、褚思莊都曾作過給事中，卻沒有留下字號和生卒年，也證明他們社會地位不是很高。王抗、褚思莊的給事中，顯然有專職棋官的性質(zhì)，他們雖然地位很低，但在品棋等活動中十分活躍，對推動圍棋的發(fā)展和棋藝研究的深入，起了不小的作用。

　　唐以前，雖然沒有棋官的專名，但棋官制度是肯定存在的。到唐代，棋官制度又有新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棋待詔和棋博士。

　　《新唐書·百官制》：

　　宮教博士二人，從九品下，掌教習宮人書、算眾藝。初，內(nèi)文學館隸中書省，以儒學者一人為學士，掌教宮人。武后如意元年（692）改曰習藝館，又改曰萬林內(nèi)教坊，尋復舊。有內(nèi)教博士十八人：經(jīng)學五人，史、子、集、綴文三人，楷書二人，莊、老、太一、篆書、律令、吟詠、飛白書并棋各一人。開元（713—741）館廢，以內(nèi)教博士以下隸內(nèi)侍省，中官為之。

　　內(nèi)教博士的隸屬有一些變動，先是稱文學館，又稱習藝館、翰林內(nèi)教坊，后又復稱習藝館，但玄宗以前都隸屬中書省。到玄宗時館廢，內(nèi)教博士改隸內(nèi)侍省。內(nèi)教博士所教之“棋”，即指圍棋，當然也可能包括其它棋類游戲。

　　唐玄宗開元初年始設置棋待詔一職，隸屬于翰林院。《舊唐書·職官制》：

　　翰林院……其待詔者，有詞學經(jīng)術(shù)、合煉僧道、卜祝、術(shù)藝、書、弈，各別院以廩之，日晚而退。

　　又《新唐書·百官制》：

　　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jīng)學之士，下至卜醫(yī)伎術(shù)之流，皆直于別院，以備宴見。

　　翰林院是為皇帝服務的機構(gòu)，翰林待詔即“天下以藝能技術(shù)見召者之所處也”（宋洪遵《翰苑群書》卷上唐韋執(zhí)誼《翰林院故事》）。棋待詔與諸藝待詔一樣，各住一院，領(lǐng)取薪俸，白天要隨時等待皇帝的召喚，日晚才退出。

　　像歷代棋官一樣，唐代棋待詔的地位是很低的。《文獻通考》卷五四《職官考》：“翰林初置，人才與雜流并處，其后雜流不入，職清而地禁，專以處忠賢文章之士。”所謂“人才”，是指以文學經(jīng)學見召者；“雜流”，是指以包括圍棋在內(nèi)的以諸藝見召者；所謂“其后”，是指明清之時，與此無涉。棋待詔職秩與內(nèi)教棋博士差不多，大致都是九品下階。

　　唐代著名的棋待詔有王積薪、王叔文、王倚、顧師言、滑能、樸球等人。

　　王積薪是唐代最著名的棋手，傳說他“夢青龍吐棋經(jīng)九部授己，其藝頓精”。他每次出游，“必攜圍棋短具，畫紙為局，與棋子并盛簡中，束于車轅馬鬣間。道上雖遇匹夫，亦與對手。勝則征餅餌牛酒’取飽而去”（唐馮贄《云仙雜記》）。玄宗時，為翰林院棋待詔。他和張說、僧一行有交游。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下：

　　一行公本不解弈。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為國手。”

　　一行，著名高僧，卒于723年。燕公，即張說，卒于730年。王積薪與之交游，當然是在此前。他當時已有國手之稱，到玄宗于安史之亂南逃時（755），還為棋待詔。足見其在唐代棋壇擅名之久。

　　有關(guān)王積薪的故事，在唐代就到處流傳。特別是他隨玄宗去蜀途中遇仙姑仙婦指點，技藝更加提高的故事，更是婦孺皆知。唐人薛用弱《集異記》對此有詳細記載：

　　玄宗西狩，百司赴行在，翰林善圍棋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客舍多為尊官有力者之所占。積薪棲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于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才瞑，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于檐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nèi)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為適，與子圍棋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況堂內(nèi)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新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維。夜將近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shù)，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已無敵于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數(shù)十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謂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棋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也。

　　這個傳說極為生動，流傳甚廣，說明他當時在朝野棋壇享有極高的聲譽。王積薪還撰有棋書傳世。《宋史·藝文志》著錄有王積薪等《棋訣》三卷。鄭樵《通志》有“《鳳池圖》一卷，積薪撰”。世間又流傳其《金谷九局圖》一卷，據(jù)說是開元中，他和馮汪于太原尉陳九言金谷第弈棋的圖譜，俗稱《金谷園圖》。這個圖譜十分出名，晚唐時還常為棋手摹習。韓偓《安貧》詩有“手鳳慵看八行書，眼暗休尋九局圖”的吟詠。所謂“九局圖”，即指《金谷九局圖》。

　　王叔文（753—806），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貞元（785—805）末，以棋待詔翰林。順宗在東宮，叔文嘗侍棋。”（《冊府元龜》卷八六九《總錄部·博弈》）劉禹錫《子劉子傳》稱他：“以善棋得通籍。”順宗即位，貞元二十一年（805）二月，為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與柳宗元、劉禹錫等一起進行“永貞革新”，兼任度支及鹽鐵副使，執(zhí)事146天。后順宗禪位于憲宗，被貶為渝州司戶，次年被殺害。王叔文由棋待詔而升遷，最后執(zhí)掌朝廷實權(quán)，這在唐代是僅見的。正是因為自己出身低賤，他掌權(quán)后曾將翰林棋待詔等全部罷掉。《太平御覽》卷七五：“順宗朝，署翰林陰陽、星卜、醫(yī)相、射覆、棋弈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棋待詔，即用事，惡其與己儕類相亂，故罷之。”但后來又都恢復了。

　　王倚，字號里籍不詳，唐敬宗寶歷（825—827）初為棋侍詔，《冊府元龜》卷八六九《總錄部·博弈》：“王倚善弈，寶歷初為待詔。”

　　顧師言，唐宣宗時為棋待詔。大中二年（848）三月，曾與善棋的日本國王子對弈，以33鎮(zhèn)神頭的著法勝日本王子，當時傳為美談。蘇鶚《杜陽雜編》卷下對此有生動詳細的記載。

　　閻景實，唐宣宗時棋待詔，曾與顧師言對弈，爭蓋金花碗一只。閻景實執(zhí)白先行，結(jié)果顧師言勝一路。此譜見于《忘憂清樂集》。

　　滑能，唐僖宗時（874—888）棋待詔。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十：

　　唐僖宗朝，翰林待詔滑能，棋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張小子，年僅十四，來謁覓棋，請饒一路。滑能棋思甚遲，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意，仍于庭際取適，候滑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旦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滑以棋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辦裝挈家將行。張生曰：“不必前邁。某非棋客，天帝命我取公著棋。請指揮家事。”滑能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京都共知。

　　天帝派張生召他弈棋，這當然是荒謬不經(jīng)的，不必去管他。但由“京都共知”，亦可見他當時是何等出名。

　　樸球，新羅人，約唐懿宗咸通時（860—873）棋待詔。詩人張喬曾有《送棋待詔樸球歸新羅》一詩，中有“闕下傳新勢，船中覆舊圖”，說明他在任棋待詔時，曾創(chuàng)制過新的圖勢。

　　棋待詔和棋博士制度，是古代專職棋官制度成熟的表現(xiàn)，對圍棋棋藝水平的發(fā)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棋待詔多由當時的國手或著名高手擔任，如王積薪、顧師言等都有國手之稱，盡管其地位并不高，甚至還可以說很卑微，但比那些在民間以課徒教習和博彩為生，或游走于公卿之門的專業(yè)棋手，在經(jīng)濟上要有保障得多，政治上也要高出一頭。這對專業(yè)棋手來說，無疑是一種鼓勵和誘惑，必然促使他們鉆研棋藝，提高棋藝，去爭取棋待詔和棋博士的職位。對于擔任了棋待詔的專業(yè)棋手來說，他為了應付皇帝的宣詔和對外文化交流的需要，為了確保自己的地位和名譽，他必須盡可能多地搜集和整理古代和當代的局譜，不斷鉆研圍棋理論，不斷提高棋藝水平。由于他們無衣食之虞，有大量的時間，有接觸禁中所藏的歷代棋藝典籍的機會，通過努力完全可以達到目的。王積薪擅名30余年，并著有不少棋藝著作，就是很好的證明。

　　當然，由于隋以后，廢除了曹魏以來的九品中正制，以科舉選士，這樣，棋界以品流定棋手的制度，和經(jīng)常舉行的品棋活動也隨之取消。由于封建帝王更多的是注重圍棋的娛樂性，完全忽視或不注意圍棋的競技性，因此，棋待詔的職責主要是供奉帝王，棋博士的職責僅限于教習宮人。這就大大限制了他們在棋壇的作用，影響了圍棋交流的范圍，對圍棋競技性的發(fā)展又產(chǎn)生了諸多不利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棋待詔和棋博士這種專職棋官制度又表現(xiàn)出封建制度的專制性和落后性，對圍棋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一些副作用。唐以后，棋壇再也沒有出現(xiàn)那種百余年間“弈思爭流”、棋藝著述極為豐富繁榮的氣象，和這種制度也不無關(guā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