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是蒲松齡的傳世名作，整一著作沿襲中古時代精短小說和唐傳奇的結(jié)構(gòu)，篇幅長短不一，參差落齊，語言通俗凝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頗有造詣之功。《聊齋志異》一流傳，而中國小說人物形象就此增多一類型——狐女。狐女形象及其背后所蘊涵的文化價值、蒲氏心靈世界的觀照，歷來深受學(xué)者和研究人員的青睞。筆者在閱讀過程中，發(fā)現(xiàn)在眾多女性形象當(dāng)中，有幾位在塑造過程中與中國小說的“俠”形象具有相當(dāng)?shù)念愃菩再|(zhì)，是行俠的女性，即俠女形象。今就《俠女》《紅玉》《霍女》《蕙芳》《房文淑》《農(nóng)婦》諸片進行分析、歸納。

　　俠女、紅玉、蕙芳、霍女行俠的背景、行俠的目的上的一致性。在俠女行俠之前，男主人公多有坎坷乃至不幸的遭遇：一、學(xué)有所成而才無所用。顧生“博于才藝”卻仕途不濟，只能“惟日為人書畫”（《俠女》），鄧成德“游學(xué)至袞州界”為人坐館（《房文淑》）。二、家境貧寒。馬二混“以貨面為業(yè)，家貧，無婦，與母共作苦（《蕙芳》）。顧生“家綦貧”，“受贄以自給”（《俠女》）。三、孝順。顧生“以母老不忍離膝下，惟日為人書畫，受贄以自給”，馬二混“與母共作苦”。在經(jīng)過俠女的俠義相助后，該輩在生活上得以煥發(fā)新生，子嗣延承，家道興盛。“馬自得婦后，頓更舊業(yè)，門戶一新。笥中貂錦無數(shù)，任馬取者：而出室門，則為布素但輕暖耳。女所自衣亦然。”（《蕙芳》）馮相如家日富，“腴田連陌，夏屋渠渠矣。”蒲氏對俠女的的塑造，突破傳統(tǒng)俠文化“快意恩仇”的思維模式，俠女行俠并非單純的困囿于個人的恩怨，其中更是在自覺理性的驅(qū)動下所做出的對傳統(tǒng)思想采取既繼承又反叛的姿態(tài)，是一種不求回報的有選擇性的俠行為。劫富濟貧是傳統(tǒng)俠士的作風(fēng)，“于吝者則破之，于邪者則誑之”，然這并非俠女行俠的單純方式。傳統(tǒng)俠士基本上是以武行俠，“以武犯禁”，俠女、霍女等行俠更具特色的是帶有“神性”，與《聊齋志異》整一作品的風(fēng)格趨向一致，蒲氏自云：“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聊齋志異自序》）作為俠女，行俠之際更是籠罩上鮮明的性別特征，施俠對象的子嗣問題亟待解決明，原本沒有子嗣者，宗姓香火得以延續(xù)。俠女或以身相許，為其舉子女，延一線之續(xù)，如俠女，房文淑者；或有如紅玉、霍女者出資為其聘妻，以求姓氏連延。對“以性行俠”，承延子嗣的俠女的塑造，和蒲氏自身仕途坎坷、家境不濟有著極為密切的深在聯(lián)系。蒲氏19歲應(yīng)童子試，得縣、府、道三試第一進學(xué)，自此之后，屢應(yīng)鄉(xiāng)試不中，直至年逾古稀，方才援例取得歲貢生的科名，其一生在科舉縲紲中反復(fù)輾轉(zhuǎn)，“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缽”（《聊齋志異自序》）而立之年曾南游做幕僚；分家后，蒲氏累年設(shè)帳坐館，五十多年的教館生活構(gòu)成其人生的主要莖干。蒲妻劉氏攜帶兒女在家度日，經(jīng)濟拮據(jù)、生活清苦。蒲氏雖然有一身才華，無處施展抱負(fù)，且一世凄清終為生計奔波勞碌，“門庭之棲寂，則冷淡如僧”。（《聊齋志異自序》）。因此，蒲氏對落拓書生以及家貧孝順者懷有一種深切地理解和同情，對其坎坷的困境借助俠女行俠的方式來解決。這亦是蒲氏對自身不得意的仕途和踉蹌的生活道的一種精神層面的自我慰藉。

　　在這幾位女性當(dāng)中，并非全屬狐、仙一族。紅玉乃狐；蕙芳、霍女、房文淑為仙；俠女自稱“浙人”，起行跡近乎仙。以上幾個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都帶有“神性”的色彩，而小說里還有另外一個具有“俠”特征的人物形象——農(nóng)婦則是一位實實在在的“人”，小說文本有“邑西磁窯塢，有農(nóng)人婦，勇健如男子，輒為鄉(xiāng)中排難解紛。”蒲氏在狐仙世界里安插農(nóng)婦這一形象，打開小說人物世界的另外一扇門窗，增添一位以世俗生活立身立命的女性形象，在蒲氏對待社會不平景象、自身個體無能為力而只得借助于狐、仙等具有非常人能力的形象，來完成某件常人欲為卻無法為之、無能力為之的事件或行動的俠女人物形象的塑造里，無疑是一種自我潛意識的超越。陶女農(nóng)婦“勇健如男子”以販陶為生，如果所得有贏余，則主動接濟乞丐者，人不貧困而不忘貧困者，看見較自己貧困的人而生惻隱之心，接而盡自己的能力幫助貧困者度過難關(guān)。農(nóng)婦聽到與自己有密切交往的女尼有污穢的行徑，“拳石交施，至不能號”聞見有傷風(fēng)敗俗的淫穢行徑，怒不可遏，雖為婦道人家，對與自己交往甚密者亦不加回避和掩飾，以自己的拳頭抗擊人性里靡穢的風(fēng)念。農(nóng)婦形象頗與小說另一類人物形象——悍婦相似。二者實有質(zhì)上的差異，悍婦剽悍大多出自人性的嫉妒心理，以蠻悍強勢著稱，又通過惡劣的暴力行徑外化顯露出來，多體現(xiàn)對丈夫的報復(fù)。農(nóng)婦“拳石交施”實際上是出于對某一傷風(fēng)敗俗行徑的憤懣而施以暴利，并非帶有蠻悍強勢的性質(zhì)。農(nóng)婦對貧者的施給和對穢尼的拳打，實質(zhì)上是讀一社會風(fēng)尚敗落的鞭笞和對溫馨的世俗人情的倡揚。農(nóng)婦是憑自己崇真崇善的心性來行使“俠”的行為。這種俠與傳統(tǒng)意義上以武行俠有著技術(shù)層面的實質(zhì)差別。對此，異史氏贊嘆：“世言女中丈夫，猶自知非丈夫也，如并忘為巾幗矣。其豪爽自快，與古劍俠何以少殊，毋亦其磨鏡者流耶！”農(nóng)婦“爽豪自快”舉止間深備俠義風(fēng)格。

　　蒲氏在《聊齋志異》里塑造的俠女人物形象，突破了俠文化“以武犯禁”“快意恩仇”的思維模式，以女性特有的特征來展示另外一種行俠的風(fēng)格，將帶有“神性”色彩的俠女賦予人間世俗的生活特征，并且引入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物（農(nóng)婦），豐富俠女形象的類型，是對清前游俠、俠客人物形象塑造的繼承和發(fā)展。對俠女的塑造也對后來俠文化人物形象的塑造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后世武俠小說女俠客并非只是男性的陪稱，在新武俠小說里（如梁羽生《江湖三女俠》），她們同樣可以以小說主人翁姿態(tài)，在新的江湖里自有一番作為。

【參考文獻】

①《聊齋志異》（二十四卷抄本），蒲松齡著，齊魯書社，1981年9月版

②《二十世紀(jì)中國古代文學(xué)研究史（小說卷）》，黃霖主編，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