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實”之間
自古有“名”“實”之辯。名和實這個問題,對于我們自身,猶有覃思深慮的必要。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這個名實,不是西方哲學史上唯名論和唯實論對立爭論的內容,也不全是邏輯學上的名實。我僅僅把它放在現實生活里,作為觀念和實在、形式和內容,針對社會現象和個人修養來理解和把握。
莊子說“名者實之賓也”,實在先,名在后,或者說實為主,名為賓,這是兩者之間的正確關系。我們看到太多的有名無實,或者有實無名的情況,都是名和實在關系上的錯位。老子和莊子歷來厭棄名,他們對儒家提出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觀念也鄙夷不已,主張要廢仁棄義。莊子在《胠篋》里打了一個淺顯卻精當的比方:一般人為防竊賊,把箱子上鎖牢固,把袋子束扎結實,這只不過防一般小偷罷了,等到真正的大盜一來,搶劫擄掠,扛麻袋背箱子的時候,唯恐箱子上的鎖不牢固,袋子打的結不穩緊了。圣人治國,宗廟之器,祖宗之法,提倡仁義道德,一切的有為政治,都像前邊給箱子袋子上鎖上鑰的人,只是便宜了這些真正的大盜。老子和莊子在政治上講求清凈無為,所以容易有這種極端的論調。但是我們若結合名實的關系來看,便很容易明白莊子的意旨所在。他不過是認為名是容易被盜用的。名的提出和宣傳,更容易滋生大盜,造成“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局面。
其實孔子在名實的關系上也早就深有認識,覺得那時候禮崩樂壞、天下混亂,究其原由,也是名和實之間的關系錯位導致,因此他在政治上主張“正名”,他告誡統治者“子帥以正,其孰敢不正”。所以“八佾舞于庭”,他才那樣激憤,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做司寇時第一件事,就是誅了少正卯,做的也無不是溯本清源“正名”的事業。孔子對待名實的態度,也讓他養成了一種務實的作風。他反對“巧言令色”,覺得君子在個人修養和行事風格上,要有一種“訥于言而敏于行”的傾向,要“先行其言而后從之”,另一方面,他也極清醒的意識到,名是最容易被混淆盜用的,因而他“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貶斥“鄉愿”,撥亂反正,都為要杜絕這種似是而非的現象出現。
《論語·陽貨》一章里記錄弟子子貢在祭祀時要撤掉“告朔之餼羊”的時候,孔子深情慨嘆地說“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透露出他在那種無可奈何的現實底下對無實之名的留戀。這種名存實亡的現象,不獨見于古代政治。在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里,政治上宣傳的理念,到最后往往容易流于形式空洞的口號。這種口號的現實作用,像孔子的那句慨嘆一樣貧乏無力。古人在名實關系上的態度,對于現代的執政者來說,是很該鑒戒卻不易把握的。
顯然,這種不易把握,也同樣體現在個體道德、事功、藝術和學問的追求上。在這些個體的問題上,成語“實至名歸”很能夠一語中的地道出這其中的關系?!懊睂τ凇皩崱痹跁r間上的不同一性或者說落后性,讓人們在這一系列問題里,極容易陷入矛盾。韓愈說:“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又說“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更透露出這種名實和毀譽之間的淆亂。沽名釣譽、欺世盜名的現象迭起不衰,在于人自身很容易走入愛慕虛名的歧路,造成名和實的割裂。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割裂,在自身修養的過程里,有可能不易察覺。孟子在論說如何養那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時,描述的那個揠苗助長的宋人,就是一種逾階越等的名實割裂,結果“不獨無益,而又害之”。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名實之間,蓋有微者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