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有“名”“實”之辯。名和實這個問題，對于我們自身，猶有覃思深慮的必要。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這個名實，不是西方哲學史上唯名論和唯實論對立爭論的內容，也不全是邏輯學上的名實。我僅僅把它放在現實生活里，作為觀念和實在、形式和內容，針對社會現象和個人修養來理解和把握。

　　莊子說“名者實之賓也”，實在先，名在后，或者說實為主，名為賓，這是兩者之間的正確關系。我們看到太多的有名無實，或者有實無名的情況，都是名和實在關系上的錯位。老子和莊子歷來厭棄名，他們對儒家提出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觀念也鄙夷不已，主張要廢仁棄義。莊子在《胠篋》里打了一個淺顯卻精當的比方：一般人為防竊賊，把箱子上鎖牢固，把袋子束扎結實，這只不過防一般小偷罷了，等到真正的大盜一來，搶劫擄掠，扛麻袋背箱子的時候，唯恐箱子上的鎖不牢固，袋子打的結不穩緊了。圣人治國，宗廟之器，祖宗之法，提倡仁義道德，一切的有為政治，都像前邊給箱子袋子上鎖上鑰的人，只是便宜了這些真正的大盜。老子和莊子在政治上講求清凈無為，所以容易有這種極端的論調。但是我們若結合名實的關系來看，便很容易明白莊子的意旨所在。他不過是認為名是容易被盜用的。名的提出和宣傳，更容易滋生大盜，造成“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局面。

　　其實孔子在名實的關系上也早就深有認識，覺得那時候禮崩樂壞、天下混亂，究其原由，也是名和實之間的關系錯位導致，因此他在政治上主張“正名”，他告誡統治者“子帥以正，其孰敢不正”。所以“八佾舞于庭”，他才那樣激憤，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做司寇時第一件事，就是誅了少正卯，做的也無不是溯本清源“正名”的事業。孔子對待名實的態度，也讓他養成了一種務實的作風。他反對“巧言令色”，覺得君子在個人修養和行事風格上，要有一種“訥于言而敏于行”的傾向，要“先行其言而后從之”，另一方面，他也極清醒的意識到，名是最容易被混淆盜用的，因而他“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貶斥“鄉愿”，撥亂反正，都為要杜絕這種似是而非的現象出現。

　　《論語·陽貨》一章里記錄弟子子貢在祭祀時要撤掉“告朔之餼羊”的時候，孔子深情慨嘆地說“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透露出他在那種無可奈何的現實底下對無實之名的留戀。這種名存實亡的現象，不獨見于古代政治。在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里，政治上宣傳的理念，到最后往往容易流于形式空洞的口號。這種口號的現實作用，像孔子的那句慨嘆一樣貧乏無力。古人在名實關系上的態度，對于現代的執政者來說，是很該鑒戒卻不易把握的。

　　顯然，這種不易把握，也同樣體現在個體道德、事功、藝術和學問的追求上。在這些個體的問題上，成語“實至名歸”很能夠一語中的地道出這其中的關系。“名”對于“實”在時間上的不同一性或者說落后性，讓人們在這一系列問題里，極容易陷入矛盾。韓愈說：“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又說“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更透露出這種名實和毀譽之間的淆亂。沽名釣譽、欺世盜名的現象迭起不衰，在于人自身很容易走入愛慕虛名的歧路，造成名和實的割裂。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割裂，在自身修養的過程里，有可能不易察覺。孟子在論說如何養那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時，描述的那個揠苗助長的宋人，就是一種逾階越等的名實割裂，結果“不獨無益，而又害之”。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名實之間，蓋有微者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