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羅祎楠（1979—），男，北京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碩士，現就讀于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Email：nanyiluo1@hotmail.com

　　“唐宋變革”問題自1910年由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氏正式提出后，逐步成為唐宋史領域內吸引眾多學者關注的一個問題，時至今日依然如此。近年來，對“唐宋變革”理論本身發展歷史的回顧也在進行。美國方面，包弼德（Peter
Bol）先生的《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史的變化為主》一文對美國學者的研究情況做了比較詳盡的說明。[1]發表在《中國史研究動態》上的日本學者宮澤知之的《唐宋社會變革論》一文簡要介紹了戰后日本學界有關唐宋變革論中涉及經濟關系層面問題的研究情況。[2]日本學者丸橋充拓的《唐宋變革史研究近況》一文對最近的日本學者唐宋變革的研究做了分專題的說明與論述。[3]在大陸，近年來有關唐宋變革的問題正逐步吸引不同領域內學者關注的目光。一些學者開始比較全面的介紹西方和日本有關唐宋變革論的研究成果，同時在唐宋變革論的關照下對涉及唐宋史領域的一系列問題進行認識(參見張其凡的《關于“唐宋變革期”學說的介紹與思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以及他的《兩宋歷史文化概論》第43—52頁的相關介紹，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值得關注的是在2002年這一年中，大陸的廈門大學與浙江大學都召開了有關唐宋歷史的學術會議，其主要議題都與唐宋社會變遷相關。在會議中，許多學者對唐宋變革論做了回顧性的探討，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對此理論作出相應探討。相對近期大陸而言，港臺學者對唐宋變革論的關注顯得并不充分，而主要集中于各相關領域內具體問題的研究。比較直接的討論唐宋變革問題的文章如錢穆的《唐宋時代的文化》（《世界文化的前途》十五），傅樂成的《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版），邱添生的《論唐宋變革期的歷史意義——以政治、社會、經濟之演變為中心》（《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第7期），林瑞翰的《轉變與定型：宋代政治、社會的歷史特色》，《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1990年版)。

　　作為史學史和歷史理論的問題，唐宋變革論本身的變化過程就構成了一個非常有必要研究的課題。以往對于唐宋變革理論的研究主要是介紹和回顧性的。同時，在一些學者如包弼德先生的文章中也開始反思隱藏在種種變化后的中外史學界的在研究唐宋時代歷史上的基本思路的變遷(參見包弼德《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該文主要探討了美國學者在對唐宋變革問題的闡釋上如何擺脫舊有的“以歷史的目的論觀點為基礎”的討論框架而做出新的闡釋的。這種目的論的觀點，認為歷史的重點就是以地中海的資本主義文明為代表的現代化的實現。在他看來，新的闡釋“拒絕歷史目的論，但它仍認同歷史分期論”)。本文也將繼續討論唐宋變革理論變化發展的歷史，并以若干先后出現的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文章為個案，并結合相關材料對這些個案加以詮釋，在西方中國學史的背景下，研究這其中所隱含的西方學界在涉及唐宋變革問題上的基本分析模式上的變遷(我們主要著眼于美國和日本學者。主要因為這兩個地區的學者對唐宋變革論的討論在整個世界宋史學界的討論中居于主要地位。同時，偶爾也涉及到大陸學者、歐洲學者以及港臺學者的研究。但是他們的研究并不具有修正框架那樣的意義)。

一、中國學者傳統的唐宋時代觀

　　在中國古代的傳統史學觀點中即多將唐宋并稱。這其中，涉及制度層面的問題上，各類史書中多以為“宋承唐制”(比如在地域區劃制度上，宋元之際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卷三一六記：“宋承唐制，冀州之地為河北河東兩路。”在官制上，清《皇朝文獻通考》卷七七記：“宋承唐制，階品煩多，雖正官非別敕不治本司事。”科舉制度上，清代修《續通典》卷一一八記：“宋承唐制，科目亦以進士為貴，南渡后每科進士及第勛至四五百人，蓋倍于唐。”禮制方面，明代所修《明集禮》卷四“神主”條記：“宋承唐制，凡題主享前一日，質明太祝以香湯俗，……”)。所謂的“宋承唐制”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而并不能整個宋代在制度上都是承唐。一般而言，唐多指中晚唐，宋多指北宋甚或是北宋前期。而其所具體指北宋的哪個時期，還需要針對不同情況具體分析。但無論如何，在這些論述中，無疑是在強調宋與唐之間的連貫。

　　另外一種意見則強調宋代與前代的不同與后代的相似。持這類觀點的古代學者如王夫之、陳邦瞻等的著眼點是社會的總體特征(比如，明代學者陳邦瞻在《宋史紀事本末?敘》中所記：“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于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于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睹其極也。今國家之制，民國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宋近乎？”此觀點明確的將宋與元明列為一個時代。明末王夫之的《宋論》所持的，也是與此類似的觀點。可分見于其有關宋之興與宋之亡的言論。《宋論》卷一《太祖》記：“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漢唐是已。詩曰：‘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綏萬邦，功足以戡大亂，皆莫民者也。得莫民之主而授之，授之而民已莫，天下之事畢矣。乃若宋，非鑒觀于下，見可授而授之者……”同書卷十五有論宋之滅亡與漢唐之滅亡不同：“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皇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也。”從王夫之所論而看，他明顯的將宋與漢唐區分開來，而不同的一個時代)。其后，受西方史學影響與中國傳統史學浸淫的新史學家們也多關注到了發生在唐宋時代的社會的變動。這其中，錢穆系統的表達他的看法的一個。他的觀點可以見于多種著作。《中國文化史導論》中的表述比較明確。在該書的第十章中，他將中國文化的進展分為了三個階段。第一是秦漢時代。第二是漢唐時代。第三是宋元明清時代。在他看來，漢唐時代的特點是“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經濟平等的自由社會，次第實現，這是安放理想文化共通的大間架，栽培理想文化共通的大園地”；而宋之后的時代的特點則是“在此期內，個性伸展在背融合大全的條件下盡量成熟了。文學、美術、工藝一切如春化怒放般光明暢盛”。[4]可見依據他的歷史文化觀，他將唐宋分為不同的時期。而與他不大相同的，是陳寅恪先生的看法。在他的著名的《論韓愈》一文中所論：“綜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為前后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繼之舊局面，后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于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于學術文化者莫不如此。”以此論述為基礎，陳寅恪先生在一系列的研究中都貫徹了這種分期的總體看法。[5]

　　上述各家之唐宋時代觀與我們本文所要討論的唐宋變革論既有聯系又有很大區別。在討論唐宋時代社會的變化時，他們已經敏銳的觀察到了在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點與后來的日本學者與美國學者的觀察是吻合的。但是我們需要看到他們的看法與由西方學者提出所謂“唐宋變革論”有這一個基本立場的不同。這種區別也就是“中國人看中國-歷史”與“外國人看中國歷史”的區別。這種區別構成了兩者本質的不同。這也是中國學者沒有提出“唐宋變革論”的根本原因。我們下面在探討唐宋變革理論模式變遷時就要逐步明確所謂“外國人看中國歷史”的立場到底是什么。

二、內藤湖南與宮崎市定的唐宋變革論模式

　　“唐宋變革論”公認是由日本學者內藤湖南首先提出的。內藤湖南（1866—1934）是日本東洋史的研究上具有絕對重要地位的人物。他是日本“支那學”的開山祖、東洋史學創始人之一。[6]
1910年，內藤湖南在日本《歷史與地理》雜志上發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首先提出所謂“中國中世和近世的大轉變出現在唐宋之際”這樣一個觀點。[7]對內藤湖南這一觀點的介紹國內外學者已經很多了。[8]概括說來，他提出的看法包括主要幾點。

　　首先，從總體上看，內藤認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質上有顯著差異：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其間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過渡期。”進而內藤論述了他所謂的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狀態的不同。用最概括的語言講，在政治層面，這種變革在于貴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獨裁的出現。在經濟層面，宋代貨幣經濟比唐代大大繁盛。在學術文藝層面，首先，唐宋變革表現為經學由唐代前期的注重家法和師法、倡導古說、著述以義疏為主，經過唐中葉，開始有人懷疑舊有義疏、欲立一家之言，一直到宋代轉變為到宋代用本身的見解去重新解釋經學；其次，在文學方面，從文章到詩歌的形式都變得自由，文學由貴族產物轉變為屬于平民。在音樂層面，音樂也由屬于貴族的以樂為主發展為迎合平民趣味的以舞為主(內藤湖南的這一論斷，是基于他的一整套的對中國古代史的分期的思考而提出的。同時，內藤唐宋變革論中的“宋代近世說”也成為他的中國史時代區分學說的核心。在內藤的分期理論中，所謂第一期（上古期）：“從開天辟地至后漢中葉”。第二期（中世期）：“五胡十六國至唐中葉”。第三期（近世前期）：“宋元時代”。第四期（近世后期）：“明清時代”。而在各個期中還有所謂過渡期參見內藤湖南的《支那上古史》，《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關于觀點最具代表意義的介紹與批評，可參見宇都宮清吉《東洋中世史的領域》，《東光》2號（1947年5月），中文譯文見于《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冊），其他的如：韓國學者金學主的《中國文學史上的“古代”與“近代”》，《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他整個的唐宋變革觀念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是第一方面，也就是在內藤湖南看來的唐宋之際中國社會的政治形態由貴族政治向君主獨裁政治的變革。而其他三個層面的變化則是基于此變革而產生的副產品。在內藤所構造的這種轉變的框架中，有三個討論元素是他著力強調的，即：君主，貴族，平民（人民、庶民）。此三者間的關系變動演生出了內藤理論的基本內容。詳細可參見下表的說明。

?	君主	貴族	平民
中世（貴族政治時代）	貴族政治機制的一環或貴族階級的共有物。	由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長期自然相續，產生世家。名族占據優越的政治地位。政治屬全體貴族專有。	在貴族眼中視若奴隸，有如擁有君主的貴族團體的佃農。
近世（君主獨裁政治）	不再是貴族團體的私有物，直接面對臣民，但不是臣民全體的代表，本身成為絕對權力的代表。	貴族失勢沒落。	和君主直接面對，財產私有權的意義更加明確。

　　在內藤湖南看來，這一變動在政治上的表現主要有兩點，即官吏該為選舉以及朋黨產生變化。朋黨的變化主要是由唐代以貴族為主的朋黨爭斗變成了宋代的朋黨爭斗主要表現為政治上的不同主義的爭斗。

　　由以上的的總結歸納可以看出，內藤湖南從中國唐宋時代歷史中選取了貴族，人民以及君主這樣帶有社會階層意義的元素進行分析。并將其作為他的全部框架的核心元素。這構成了內藤唐宋變革論的基本分析模式。從總體上看，內藤對于中國唐宋轉型的研究是在借鑒一系列歐洲歷史研究的成果。比如，對于歐洲封建制瓦解，一種最為常規的看法就是封建制的瓦解實際是十四、十五世紀間發生的君主開始真正控制國家，貴族與教會逐步喪失行政權力，人民也開始向臣民轉化的過程。與此相適應的歷史特征包括比如新型君主制的產生，世俗文化的興起等[關于以上歐洲封建社會瓦解過程的研究國內外學者已經做過很多工作。無法一一列舉成果。簡明很概括的介紹可參見朱孝遠的《近代歐洲的興起》一書。第2、4、6、8章的相關內容可以和內藤的觀點相參照。另外，內藤湖南在他的理論中強調中國的唐宋之際轉變的結果是君主獨裁權力的加強。有的學者比如Peter
Bol認為這種強調是作為唐宋變革論的核心的，目的是為了論證所謂的“中國停滯論”。大多數中國學者認同這一點，進一步認為內藤學說為日本正在興起的軍國主義服務。（參見張其凡前揭文，以及李華瑞的《關于唐宋變革論的兩點思考》，2002年浙江大學唐宋時代的變革（學術討論會提交論文）有的日本學者也持此觀點。（參見溝口雄三《日本人為何研究中國》，《新史學》第1卷第2期。以及他的《方法とっての中國》（東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這實際是將內藤理論本身和其產生后產生的影響混淆起來。我個人認為，與其說內藤將獨裁增長做為其學說核心，倒不如說是他在比較貴族政治與君主獨裁政治并力圖說明其轉變過程。對于宋代后明清的所謂獨裁制的增長問題他也是附帶來論述的。因此內藤的唐宋變革學說中反映的實際上是他的“把中國作為中國來理解”的中國學的反映。有關中國停滯論的問題，從戰前整個國外漢學界的情況來看，中國停滯論確實是一種占據了主流的理論。在當時國際漢學的中心歐洲，這種理論被廣泛接受（參見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頁），但從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理論本身分析來看，其中并不明顯包含有肯定或者明顯強調中國停滯論的內容。上文已經論述，內藤湖南唐宋變革學說的比照對象實際是歐洲。也可以說，內藤是在用歐洲歷史的框架來比對中國的歷史。但他在強調中國出現的長時間的君主獨裁制時，實際也暗示了中國歷史發展的獨特性。當然他可能不一定認為這種獨特性有利中國的進步。相關觀點還可參見錢婉約的《內藤湖南及其內藤史學》（《日本學刊》1999年第3期）]。他的分析在這一大的思路對照下展開，同時又不時的將他所理解的唐宋轉型比附于這一進程。

　　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具有開端的意義。而一種學說如果要發展成為一個成熟的理論框架，則還需要其他學者繼之而起的構建與發揮。這種構建與發揮可能是沿著原創者的本意前進的，也可能是分化或背離了原創造者的本來意圖。這實際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戰后，繼續承襲其基本觀點的學者包括稻頁君山、小林竹夫、宮崎市定等京都大學學者。而他們中對唐宋變革論的第一位具有重要影響意義的豐富與再造者就是日本學者宮崎市定。

　　宮崎市定所發表的長文《東洋的近世》[9]可以看成這種豐富和再造的最為重要的文獻。該文結構為緒論部分：東洋近世史的意義；第一部分：世界和東洋交通的概觀；第二部分：中國近世的社會經濟；第三部分：中國近世的政治；第四部分：東洋近世的國民主義（Nationalism）；第五部分近世的文化；第六部分：東洋的近世和西洋的近世。從標題可以看出，宮崎市定在承繼了宮崎市定(內藤湖南)討論范圍（經濟，文化，政治）的基礎上，又增添了若干新的討論。其中重要的包括第一部分的有關世界和東洋交通的探討，以及第四部分的東洋近世國民主義的研究。此外，他還專門著重的探討了東洋近世史的意義問題，并明確了比較東洋近世與西洋近世。

　　通過對《東洋的近世》的詳細閱讀我們可以發現，宮崎市定在描述唐宋之際的變革過程中繼承了內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中的所采用的分析框架。他繼續采用內藤理論最基本的有關唐宋變革在政治上是由貴族政治向君主獨裁政治的轉變這一論點。以及在由此論點演生出來的有關官吏的選舉問題，黨爭問題，經濟繁盛問題，學術文化問題（經學轉變問題，文學轉變問題，藝術轉變的問題）等諸方面的變革。這些變革的觀點宮崎市定都給予肯定并進行了更為詳細的描述。

　　上文已經說過，在內藤湖南最初提出的唐宋變革觀中，含有用中國近世的特點比附西方近世的意味。盡管內藤在論述中并沒有說出這一暗含假設更沒有加以強調，但一般讀者都可以通過常識發現這一問題。而這一傾向則成為籠罩宮崎框架的一個最基本的思路。宮崎在50年代初的對于東洋近世的研究中所著力凸現的也正是要論證東洋近世與西洋近世是有共同特征和發展脈絡的。他明確的表示要將歐洲近代的“普遍意義”應用與對東洋歷史的研究。

　　把宋代以后作為東洋的近世、以前作為中世的分期法，似乎沒有聽到誰的異議。不過，對近世之名實在難以表示贊成的意見則聽過不少。然而這個意見的出發點，似乎是只理解歐洲近世的特殊的意形，而絲毫未考慮歐洲近代具有的普遍意義。

　　從這里可以看出，宮崎市定本文的基本指導思想是在探討東洋近世于西洋近世中可以對照的地方。也就是在對內藤所劃定的西方近世的模式中來尋求東洋近世研究的空間。正是基于這種思路，宮崎在接下去的對政治等問題的討論中，一般都要先詳細說明西洋近世史中發生的情況，然后對照此情況來說明在東洋近世中同樣有此情況的發生。盡管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他也承認東西存在著一些差異——比如中世的割據，歐洲的形態是封建制度，而中國的形態是豪強貴族的地方自治——但總體上看他還是著力的強調了東洋近世與西洋近世的相似特征。對這種近世，宮崎認為可以說明西方文明的普遍性。但宮崎強調這種普遍性的目的絕對不是要說明西洋的近世文明優于東洋的近世文明，宮崎宣稱：“在我們猝然否定比西洋更早開始的東洋近世前，請試站在馬可孛羅的位置看一看元代；或化身為利瑪竇，觀察一下明代的社會。”這實際上是將東洋的近世放在一個高于西洋近世的位置上來觀察的。宮崎認為如果以種種西洋近世的特點分析，東洋近世的開始應當是在十、十一世紀，也就是宋代。而歐洲的近世則大概是在十三、十四世紀才開始的。因此，宮崎認為“我們不能否定東洋在一段時期中的先進性和領導性”。這實際上是在強調東洋近世之優越。在此基礎上，宮崎市定強調了東西方歷史的發展不是平行的，而是互相影響的。宮崎市定認為東洋的文藝復興等早于西洋，因而他強調了東洋對西洋的影響（比如在繪畫領域）。他甚至認為即使是只在西方發生而沒在東方發生的工業革命和以法國為中心的大革命，其原因中也含有東方的重要影響。正是因為他要強調這種東方對西方的影響，所以在本文的正文第一部分他就詳細就世界和東洋的交通情況做一論述。這也構成了他后面要說的東方影響論的基礎。上面說的，是宮崎對內藤湖南學說極大的發揮的地方。他不僅論證了宋代及其后代作為東洋近世的情形，而且更將這種研究基于了一種與西方進行比較的視野中加以凸現。

　　我們還要關注宮崎對內藤理論的另一個新的強調。在內藤看來，宋代開始的君主獨裁制度“在宋以后逐步發達，到了明清時期，獨裁政治的形式變得完備”。而宮崎對君主獨裁制度的討論則有了新的視角。一方面，宮崎繼承了內藤對于宋后君主獨裁制發展的理論，并從政治體制上做了更為詳細的說明；而另一方面，站在以東方觀察西方的角度，他更強調了這種君主獨裁是東西方所共有的特征：“如果說這種東洋的獨裁政治并非近代的話，則法國十八世紀的絕對王政時代亦該從近世史中排除。中國社會由宋代至明清，一直停留在有如歐洲的舊體制（ancient regime）階段。”盡管宮崎也說了中國停留在歐洲的舊體制階段，但這種強調所暗含的意味是東西方都經歷了這一階段，因此，否認了將此階段做為中國特有階段的看法。同時，宮崎對明清比內藤做了更為詳細的論述。在他的論述中，并沒有說所謂的中國停滯問題，相反，卻更多的在凸顯明清在以宋代為開端的近世歷史上的變化意義[10]

　　通過對內藤與宮崎唐宋變革學說的詳細探討，我們可以發現盡管宮崎對內藤的學說做了許多的發揮，但是兩者在構造他們的唐宋變革論的時候所運用的討論模式是一致的。這種模式的表現是：首先，他們在對唐宋政治變革的描述中將視點集中于君主、貴族、平民這三個抽象元素中。通過對此三者關系的研究構造出唐宋之際的所謂由貴族政治向君主獨裁政治轉變這樣一副圖景。而后來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學者的大量討論，也正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上，并不斷的對這一框架做出充實或者給予反駁與修正。比如在平民的基礎上擴展出了自由民（公民）問題，并充實了對于奴隸問題的探討，對貴族也給予了更為充分的研究，涉及到莊園，地主等問題。而對君主的討論也開始擴大到了國家問題。這些擴展都是內藤與宮崎框架的內部延伸。而即便是反對的學者，也并沒有擺脫內藤和宮崎所設定的基本話語平臺。[11]第二，內藤與宮崎的唐宋變革論的研究對象是整體的中國。而非中國下的各個地域。他們的研究一談便是中國君主，或者中國的貴族等等。這實際說出了內藤框架的一個基本的前提假定，即中國是作為一個整體來看的。其內部的各地域間與整體具有同樣的特征，基本是“鐵板一塊”。因此在內藤和宮崎的討論中很少看到對中國不同地域間發展差異的研究。這一問題在宮崎后的學者中得到了一些程度上的糾正。一些后來學者如柳田節子等也開始關注在宋代不同地域間在發展程度上具有的差異。提出所謂荊、湖南北路四川是“后進地帶”的問題。[12]但這與我們下面要提到的美國學者的研究具有本質不同。

　　我們需要看到的是，內藤與宮崎的唐宋變革論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目的是要參照西方的歷史來探討東方中國的歷史。這種目的論在于它“假定文明能夠，而且應當朝向‘現代性‘自然的成熟”[13]。而這種建立在中西比較上的目的論假設也成為以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為代表的唐宋變革論模式的基石。

三、Hartwell模式

　　內藤和宮崎的唐宋變革論提出后，在日本學術界引發了熱烈的討論。在討論領域上，主要是局限于經濟，土地，生產關系方面。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內藤和宮崎所設定的社會史的方向。但從討論的對象來看依然是延續和充實了他們的設定。因此雖然觀點林林總總。但主要還是由于觀察視角的不同而導致的。并沒有看到具有開創意義的新的討論。值得注意的到是，日本學者中的一些人，比如柳田節子等開始關注宋代不同地域間存在的差異，以此來修正宮崎市定的某些觀點。（代表的是佐竹靖彥的《唐宋變革の地域研究》）這反映出宮崎體系中的單線模式開始在日本受到懷疑。但是，這種懷疑并沒有導致研究方法上的根本變革。[14]而唐宋變革論模式的變遷是最終由美國學者完成的。

　　美國學者對唐宋變革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宋史的學者群中。與內藤宮崎等日本學者不同的是，美國學者對宋代歷史的興趣并非是將宋代作為“近代初期”而來探討它具有多少所謂現代性這樣的問題[15]。他們對宋代的興趣來自于在他們看來的宋代發生的一系列有趣的變化以及宋代在中國歷史上所具有的高峰意義的繁榮。[16]而就美國學者的關注點而看，其中一個重要的特點是“大部分美國學者對宋代的研究，實際上都和所謂的‘士大夫’（士人）和他們的文化有關”。[17]這實際也成為美國學者在探討唐宋變革這一問題上的一個基本的視角。可以說，美國學者對唐宋變革問題的討論多是以士人在唐宋時代的變化作為思考的出發點的。這種思考的起點就是對于宋代科舉制度的研究。

　　美國學者對于宋代科舉制度的研究早在四十年代就已經開始，最初的研究是由何炳棣與柯睿格（Edward Kracke）進行的。他們在根據宋代進士登科錄（柯睿格）與明清兩代進士及舉人登科錄（何炳棣）所做的研究中發現絕大多數人的曾祖、祖父和父親都沒有官職，因而是上升流動的。他們進而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官僚貴族是依靠官職和考試而獲得地位的，官僚貴族的構成具有很大的流動性。[18]從他們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證明宋代官僚貴族階層有較強的流動性是兩位學者研究的核心內容。而之所以要證明宋代官僚貴族階層的流動性恐怕是和西方有關精英論研究的背景有關。西方對所謂精英（elite）的社會學研究是19世紀末伴隨著社會分層理論的產生而發展起來的。其產生之初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社會學家帕雷托（Vilfredo Pareto），在帕雷托及其后來的社會學家所構造的社會模型中，一般的社會群體可分為兩個主要集團，一是精英集團，一是普通大眾集團。精英集團最重要的特點是需要不斷設法吸平民階層中的卓越人才，而精英階層本身就是一個具有很大流動性的階層。這就是所謂“精英循環”理論模式[19]。實際上，何炳棣與柯睿格在研究中國宋代的官僚貴族問題時，是在以西方社會學中的精英這一理論模型進行詮釋的。在盡管我們并沒有在柯睿格與何炳棣的論著中找到精英（elite）與精英循環這樣的提法，但可以看出，美國學者從他們開始就關注宋代科舉造成的社會流動性問題，這應當是受到了西方社會學中的精英與社會分層理論的影響。

　　柯睿格的研究直接啟示了他后來的學者賀若貝（Hartwell）。賀若貝改變了何炳棣與柯睿格只把注意力集中到父系直系上的狹隘，而充分考慮了婚姻關系以及世族甚至兄弟姐妹和叔伯等重要因素對于官僚貴族地位的影響。由此論證出在北宋的大部分時間內財政機構甚至整個政府是被所謂的“職業精英”階層控制著的。這一階層憑借最適當的利用科舉與蔭補，憑借婚姻關系以及憑借可以控制官僚升遷的黨派關系來維持其地位。[20]這一觀點也成為他后來提出的一個完整的唐宋變革模式的一部分。這可以看成是我們后面要詳細討論的Hartwell唐宋變革理論模式的來源之一。

　　與此同時，我們還要關注的是西方中國研究的另一個取向。王銘銘先生在他的《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中介紹了西方學術界上個世紀用社會人類學來研究對中國進行研究的情況。按照王先生的介紹，當代的社會人類學的內容可以歸結為：親屬制度（包含家庭）、經濟人類學、政治人類學以及宗教人類學。而半個世紀以來，西方社會人類學的四大焦點已經完整的在漢學中扎根了。這其中，在經濟人類學的范圍內，施堅雅（William Skinner）的經濟空間理論不僅引起了漢學研究的變化，而且對中國社會歷史的研究也頗有影響。施堅雅對中國地域社會的研究代表了西方學者將社會人類學理論運用于漢學研究的一個時期。這主要指從五十年代后期延續到七十年代[21]。施堅雅是在力圖確定十九世紀中國城市化程度的同時引進區域研究法的。[22]他的區域研究方法中的重要的一個觀點是，他認為所有的區域系統都經歷了發展與停滯的循環過程。這種過程某種程度上是和王朝的興衰更迭相一致的，有的時候又有其特定的變化。[23]這一觀點在八十年代被一些美國的漢學家發揮用于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傳統的觀點常把中國經濟的發展看成是線形的，而地區的差異是發展程度之不同，或是處于線形的不同階段。而在區域研究法的影響下，八十年代的新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的趨向是線形的，而發展過程是周期性的，地區的差異是結構的不同，并會有相反的運動。這被稱為“空間的時間的趨向和周期”（Spatial and temporal trends and cycles）。[24]而后來的Hartwell也運用了這一基本思路，并進一步發展到了社會，政治史領域，從而提出了新的唐宋變革論的理論模式。

　　此外，從七十年代開始，伴隨著對日本學者內藤和宮崎提出的所謂中國的宋代是“近代早期”這一說法的否定，美國宋史學界逐步贊同不同文明的演進并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型。而研究中國歷史本身的發展軌跡。持此看法的代表人物是美國宋史研究的開創者劉子健。1974年,劉子健出版了他的最為著名的《中國轉向內在》一書。該書集中討論了南北宋之間的轉型。他從文學，經學，政治團體等領域進行研究，從而提出了中國在南宋開始逐步轉向內在。士大夫對自身的關注成為主題。

　　這一研究奠定了美國討論唐宋變革問題的基本領域在研究社會，思想等方面，而這些研究都是圍繞士人群體進行的。此外，他第一次將南宋與北宋作為兩個時期進行研究。認為唐宋變革的劃分線在南北宋之間。這一轉變的原因，在于他的觀念和日本學者的根本不同，他認為不應當將宋代作為“近代初期”，因為近代后期并沒有出現。而相反，他更認為，應當將宋代作為中國官僚社會最為發達的時代。這奠定了后來的Hartwell唐宋變革論模式中的唐——北宋——南宋的時段劃分格局。

　　正是基于以上的研究成果，Hartwell在1980年北京召開的從宋代到1900年的中國社會經濟史討論會上提交了論文《中國的人口、政治與社會的變革：750—1550》（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25]并于1982年在美國的哈佛亞洲周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發表。該文在美國宋史學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奠定了其后20年美國宋史學界對唐宋變革研究的理論框架和討論模式，其影響延續至今。Hartwell模式與內藤、宮崎模式有著本質的不同。這種不同來自于上面我們所追溯的西方漢學界的近一個世紀的傳統。下面我們就這篇文章具體分析Hartwell所確立的美國唐宋變革論的理論模式。在本文的開頭，Hartwell即明確說明了他寫作的目的是要提供一個可能的研究框架。而構成他的框架的各部分元素是1，地區內部的發展。2，地區間殖民（setterments）的不同方式。3，政府的正式組織。4，精英分子在這個長期的變革中的社會和政治行為。

　　作者研究的基礎是所謂的歷史進程中的一般性區域周期的假設。他認為：

　　不同的人口絕對和相對密度，以及這些密度升降的不同速率，與該地區內的公共行政、經濟專門化、地方社會結構等性質密切相關，這種狀態貫穿了區域發展的四個不同的階段——開辟期、高速發展期、系統性衰落期和均衡期。

　　我們上文已經詳細說明了Hartwell這一基本假設的理論來源。而他本人又極大的發揮了施堅雅的經濟空間議論。將其運用范圍擴展到了唐宋史領域，并且突破了此理論只運用于地域經濟研究的局限，而擴展到了社會與政治史領域。這也成為了Hartwell理論的起點。在此基礎上，Hartwell提出了一個貫穿經濟、社會、政治領域的唐宋變革論框架。按照他本人的概括，這個框架的基本內容是：

　　區域相對優勢的變化和整體上財富和人口的增長，導致的不僅僅是區域內發展進程的變化，對全國范圍內的政治社會結構也產生了綜合性影響。帝國內部高密度人口地區的擴散引發了行政上的困難，從而導致中央權威下放地方，具體表現在省的出現和縣獨立性的增強。與此同時，中央政府的官僚化進程卻趨于停滯，如果不是倒退的話。這些政治經濟圖像的變遷致使一個過去壟斷著國家高級職位的半世襲性職業官僚階層的消亡，及其在宋代被地方性士紳家族所取代。

　　我們可以將他的模式簡單歸結為這樣一個結構關系：個體區域經濟發展，財富人口增長→不同增長水平間的地域人口均衡（帝國內部高密度人口地區的擴散）→行政困難引發的中央權威下放地方，而中央政府的官僚化進程趨于停滯→主要統治階層由唐代的世襲精英階層發展到北宋的職業精英（官僚）階層,再到南宋地域精英（士紳家族）。

　　按照Hartwell的看法，這一過程是貫穿整個750—1550年的中國歷史的。但從他的描述中看，上面的轉變的第一個周期的完成是到宋代結束。而其起點則是在唐代中期（實際上，按照Hartwell的看法與地域周期理論，不同地域間在人口，經濟與社會上的變化也并不是同步的。他所歸納的變革也應當是分地域一波波進行的。因此，在他看來，有的地區的變化需要花數個世紀的時間。這也正是Hartwell將他研究的時段定在750年間的原因）。實際可以看到，Hartwell的唐宋變革觀構成了他的從750—1550這一長時段研究的基礎。實際上，Hartwell模式的三個環節是融會了前人的研究的一個綜合體。他的來源包括：西方學者通常認為的宋代是科技和財富的大發展時期這一觀點[26],施堅雅所認為唐代開始伴隨人口增長和流動以及伴隨而來的行政人員相對減少造成的政府行政困難，中央控制力下降的觀點，以及Hartwell本人修正柯睿格和何炳棣的科舉制度造成社會流動的理論后所提出的職業精英轉向地域精英轉化的觀點。這一轉變過程自其柯睿格與何炳棣的研究開始就在無形的受到西方社會學中的精英論的影響。而Hartwell更是直接借用了社會學中的職業精英與地域精英這一術語和背后所包含的理論背景。而貫穿在三個環節背后的基本思想方法是地域的研究。

　　這一理論模式與內藤湖南的理論模式具有本質上的不同。這種本質的不同在于理論基礎的差異。上文已經論及，內藤、宮崎理論模式的著眼點在于整個中華帝國。因此他們的分析是基于整個中國的。而
Hartwell框架的基礎是中國內部具有不同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周期的各個地域。此外，相對于內藤與宮崎所包含的比附西方歷史的傾向,Hartwell的框架則更多的是從中國本身來研究的，而不再刻意的進行中西比較。也正因為這些原因，Hartwell明確反對了內藤湖南所提出的宋代有一個到帝國專制主義的轉變這一觀點。關于這一點,美國學者包弼德先生的認為這是的一種改變了日本學者創造的舊闡釋中歷史目的論的新闡釋。[27]實際上，任何歷史的研究都要受到研究者本人所處的學術背景的影響。這是無論什么時代什么領域的學者都不能擺脫的。我們上面已經分析出，Hartwell的新的唐宋變革模式實際也是套用了西方社會學，人類學的理論模式的。并且力圖用那些模式中的理論模型來理解和解釋中國的歷史。這難道不也是一種新的歷史目的論么？

　　實際上，我們可以將Hartwell的模式看成一個中轉環節。它將前人的研究進行了綜合與整理。而在它之后，他的后來人又運用這一模式進行具體的研究，并使這一模式不斷細化和豐富。這一細化的過程實際上代表了美國宋史學界近十多年來研究的一種趨向。在Hartwell之后的Hymes與包弼德等的研究都是朝這一方向進行的。在這其中，我們需要著重關注的是由Conrad Schirokauer 和Robert Hymes所編輯的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一書。該書是1986年一月在亞利桑那召開的宋代思想與行動的治國之術的討論會（Conference on Sung Dynasty Statecraft in Thought and Action）的論文選編[28]。編入這本論文集的論文的作者都是美國宋史學界最重要的學者[29]。而本書收錄論文的領域也不僅僅是在社會、經濟、政治史的領域，而且還進入了思想史、哲學史、文學史諸領域內。這本書的前言是由Hymes和Schirokauer共同撰寫的。在前言中，作者歸納了唐宋社會政治史領域內的主要變化。作者把這一變化的明確的分成了三個過程（Process）來理解。第一個過程是由施堅雅提出的人口增長與政府控制力下降理論。第二個過程是唐宋間經歷了經濟、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發展，而這也導致了財富精英可以通過科舉進入政府。第三個過程是Hartwell所提出的北宋到南宋的精英地方化理論。而這三個過程也成為該書各篇文章作者的一個基本共識。我們可以看到，這實際反映出了這些文章是在Hartwell所設立的模式的基礎上進行研究的。[30]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在思想史領域，美國學者如包弼德提出了唐宋思想文化的轉型表現在從唐代基于歷史的文化觀轉向宋代基于心念的文化觀；從相信皇帝和朝廷應該對社會和文化擁有最終解釋的權威轉向相信個人一定要學會自己做主；宋代學者相信可以獨立政權來領悟“道”，以為地方精英的利益來服務。這些觀點是Hartwell所沒有提出來的。而這些觀點一方面是受到了劉子健的南宋轉向內在理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在無形中延伸著Hartwell框架中的精英地方化理論。因為精英的地方化實際也就要求精英逐步擺脫中央的控制，也就要求精英轉向自我的發展。

　　在眾多學者關注唐宋變革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了美國學術界的另外一種觀點。一些學者開始關注在宋明之際發生的社會政治變革。這其中代表的是美國學者Bettine
Girge對宋元婦女、財產與儒學家反應的研究。在本書中，她明確提出了蒙古入侵對中國的性別關系以及由此帶來的婦女在法律和經濟上的地位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另外，大陸的一些研究政治制度的學者也提出了元代在宋明的政治制度變遷中具有重要的地位。[32]對于宋元轉型的研究現在正在逐步受到美國學者的重視。1997年七月，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召開了“宋——元——明的轉型”討論會。會議的論文集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Paul Smith主編）將由加州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我們關注新討論的問世。

注釋：

[1]參見包弼德《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中國學術》第三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63頁。另外，有關西方學者對唐宋變革問題概括性的簡要介紹還可參見Bossler：Powerful
Relations: Kinship， Status 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pp237—238.以及Robert 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1—3。

[2]參見宮澤知之《唐宋社會變革論》，《中國史研究動態》1999年第6期。本文由游彪摘譯自谷川道雄所編《戰后日本的中國史論爭》一書的第五章。另外，日本學者對到唐宋經濟變革問題研究的回顧還可參見渡邊信一郎《日本唐宋變革期研究現況與研究課題——特別以農民土地所有的形成為中心》（《為新歷史學而寫》176），以及大澤正昭《唐宋變革的歷史意義》，《歷史評論》357。

[3]丸橋充拓的《唐宋變革史研究近況》，《中國史學》第11卷（2001年10月）。

[4]錢穆《中國文化導論》，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203—204頁。此外他在《唐宋時代的文化》以及《理學與藝術》等文章中也表述過相關看法。

[5]有關陳寅恪類此觀點的詳細說明可參見王永興《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6頁。以及王永興的《我與唐史研究》，載于《學林春秋—著名學者自序集》，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504—506頁。兩文有所不同。

[6]參見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論著選譯》第一冊第18頁中有關內藤湖南的介紹，中華書局1997年版。內藤湖南之貢獻，可參見宮崎市定:《獨創の支那學者內藤湖南》,《中國に學び》，中國學者中有關內藤湖南的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錢婉約的《內藤湖南的中國學研究》，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0年，另外有關對內藤的介紹，還可參看她的《內藤湖南及其內藤史學》，《日本學刊》1999年第3期。

[7]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歷史與地理》第9卷第5號（1910年），中文譯文參見《日本學者研究中國論著選譯》第一冊。他的相同觀點還可參見《中國近世史》第一章《中國近世史的意義》（《內藤全集》8內容相同），東京：弘文館1947。其實，內藤的觀點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甚至更早的時期。參見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o Konan (1866—1934),（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pp168—210。以及包弼德（Peter
Bol）的《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中國學術》第1卷第3期，pp65的注釋2。

[8]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遠東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 14卷第4期（1955年），pp533-552
以及 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o Konan(1866-1934)
（Cambridge, Mass: Co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1984），pp.168-210
以及Tanigawa Michio：Problems Concerning the Japanes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1，1987） pp150—168。另外，中國學者張其凡等也介紹過內藤湖南的研究，參見張其凡前揭文。

[9]教育時報社1950年出版，后收入《亞洲史論考》上，以及《宮崎市定全集》第2卷，1992年巖波書店出版。中文譯文參見《日本學者研究中國論著選譯》第一冊。

[10]需要說明的是，到了八十年代，宮崎又在《從部曲到佃戶》一文中吸收了個方面包括批評的意見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了進一步的闡釋。相關介紹可參見張其凡前揭文。

[11]有關戰后日本學者唐宋變革論的介紹可參見宮澤知之的《唐宋社會變革論》，《中國史研究動態》1999年第6期。

[12]參見張其凡前揭文。另外，有關日本學者地域史的研究情況可以參見岡元司、勝山稔等的《相互性と日常空間——“地域”という起點から》，載于宋代史研究會編《宋代人の認識——相互性と日常空間》，汲古書院東京2001年版。

[13]包弼德《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中國學術》第三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72頁。

[14]一些學者如礪波護也在試圖通過對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探究唐宋之際的國家與官僚，貴族的關系（參見礪波護的《三司使の成立にっいて》，《史林》1961年44卷第4期
以及矢野主稅的《“使”制度の發展にっいて》，《史學研究》1940年第12卷第2號）。

[15]參見劉子健：《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的序言部分。趙冬梅翻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6]參見包弼德《美國宋代研究的近況》，《新史學》第六卷第三期，第187頁。另外還很說明這一觀點的例子是體現在由Fairbank和Merle Goldman所編著的China:
A New History一書中的。該書是在美國非常暢銷的一本有關中國通史的書，并被認為是美國學生了解中國歷史的入門書。而在此書中，有關宋代的標題是這樣的：China’s
Greatest Ag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這里將宋稱為greatest age，并從宋代的物質增長，教育和考試制度，理學的創立以及士紳社會（gentry
society）的形成各方面加以研究。可見美國學者認為宋代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是具有高峰意義的。

[17]包弼德《美國宋代研究的近況》，《新史學》第六卷第三期，第188頁，另外有關美國學者對士人研究的狀況可參見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中第2章《士的轉型》。劉寧翻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8]Edward Kracke 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HJAS1 10(1947)，第103—123 頁。以及他的Religion, Family and Individual in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載于Fairbank所編的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utions中，（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Chicago 1961）第251—268 。以及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Columbia 1962）。另外有關他們的研究的介紹與評論可參見賈志揚《宋代科舉》，臺灣東大圖書公司印行。第13頁。以及李弘祺的《公正、平等與開放》，載于《宋代教育散論》，（臺北：東升，1980），第23—35
頁。

[19]有關精英理論的介紹，可以參見李強的《社會分層與貧富差距》，鷺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124頁。以及Malcolm Water 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 （《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中文譯本楊善華翻譯，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頁。

[20]參見Hartwell的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
一些學者如Chaffee認為Hartwell對科舉制度在維系社會精英階層中的作用的估計偏低。參見他的《宋代科舉》一書。

[21]參見王銘銘《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4—15頁。

[22]對于施堅雅相關觀點的介紹可參見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文譯本林同奇翻譯，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44—146
頁。

[23]Skinner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收入他所編輯的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書。中文譯本葉光庭等翻譯，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42—297 頁。此外，施堅雅的理論中還認為中國從唐代到清代的歷史中經歷了一個政府的衰落期，這是由于人口的增長以及伴隨而來的政府人員的相對減少而造成的。此觀點也在影響了后來的Hartwell的唐宋變革論理論框架的創建。

[24]參見吳承明為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所寫的序言，見該書的第6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5]本文所采用的譯文是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鄧小南先生的研究生們的翻譯。特表示感謝。

[26]最主要的研究是Mark Elvin的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27]包弼德《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

[28]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les, Oxford)

[29]其中包括Peter Bol, John Chaffee, Theodore de Bary, George Hatch, Robert Hymes,
James Liu, Conrad Schirokauer, Paul Smith, Richard von Glahn, Linda Walton。

[30]還有一個可以說明問題的例子就是包弼德的《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一文。該文在總結所謂新的闡釋的時候所說明的新的闡釋的觀點就是Hartwell所確立的模式的內容。所增加的是對美國學者在有關思想史文學史與哲學史的轉型的研究的介紹。在而這些Hartwell模式所沒有包含的領域內，所謂的轉型也是為了對應和證明Hartwell的社會政治史轉型模式。

[31]Bettine Birge: Women, Property and Confucian Reaction in Sung and Yuan
China960–136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1—2

[32]閻步克先生的《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一書中提出了“品位—職位”視角，按照這一視角，在官僚等級制度上，唐宋可以算做一個時期，而明清又可以算做另一時期。張帆先生通過對金、元兩代散階制度的研究論證了元代在宋明間的轉變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參見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65頁的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