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活實用和文化上的中西交流（主要是引入）有目共睹

　　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無可比性的問題似乎已經成了一個真正的問題，并且關系到了中國學術和文化的純正性。但是自近代以來的知識分子，凡是觸及到這個問題，都再也不能像以前的士大夫那樣鄙夷地說他們無君無父，類似禽獸了。畢竟，我們的生活至少在器具實用層次上已經完全“西化”了，如果說，現代的科技和產品代表著西方文化的話。不過，現代的科技發展固然是西方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西方人卻未必就認同這個命運。海德格爾對世界圖像時代來臨的恐懼和對西方哲學的痛加反思，就是他們要擺脫這個命運的努力。不過近來頗有知識分子以要求中國文化的自留地為由，對西方哲學和思想行摒棄之事了。

　　我們自清朝末年，西方的洋槍洋炮打開國門，就痛定思痛，要師夷長技以制夷，學習西方，爭取超過他們，起碼能夠和他們抗衡，不受欺負。我們仿照他們建立船廠和武器工廠，造出了一樣的堅船利炮。結果怎么樣？甲午一戰，負于日本彈丸小國。國人大驚。反思我們為什么會失敗？發現日本不但一樣的仿照西方造船造槍，而且在政治和文化上進行改革。這就要在更深的層次上接受西方文化這個不速之客。我國的知識分子反思的結果是，必須從思想上革新，學習外來文化，尤其指西方文化。我們開始重視西方的思想，是有深刻的歷史教訓為前提的。如果閉目塞聽，不知道西方的思想精髓，而僅僅學些皮毛末技，還是于事無補。但是政治和文化上的改革不能像更新武器裝備一樣容易說服人。而且也不是說拿來就拿來的。國人的傳統思想根深蒂固。魯迅筆下的阿Q就是難以受到西方“新文明”洗禮的代表。在近代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眼中，中國要強大，非去掉諸如此類的源自傳統的劣根性不可。

　　難道他們的認識是錯誤的？他們對病痛的體驗是真實的，所開的藥方可能也是急方。未必對一切時代都有效。既然我們的病漸漸有了氣色，再用急藥恐怕不成。有丟開這個藥方的想法也并非不行。但是我們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疼。

　　從實實在在的歷史，我們可以得到的教訓是，對于有形的國土，不能閉關鎖國，對于無形的精神國土，閉關鎖國也不是好的出路。從實用和交流上來說，只有知道了西方文明的根本——當然是別人的思想文化，才有根據決定，什么是應當從他們那兒拿來的。羅素在其1922年發表的《中國問題》中，曾對中國的文化作出極其鼓舞人心的預言，他認為：“我相信，假若中國人能自由地從我們西方吸收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壞因素對他們的影響，那么中國人完全能夠從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中獲得一種有機的發展，并能結出一種把西方文明和中國文明的優點珠聯璧合的燦爛成果！”同時羅素也預言到兩種令人擔憂的發展傾向，一種是中國文化的拋棄，代之以西方的文化。世界上徒增另外一個智力發達的工業化、軍事化國家，這種國家正折磨著我們的這個星球。另外一種傾向就是完全的文化保守主義，排斥外來文化。這種做法的后果不可預料。但是就當時的狀況來看，中國的內憂外患促使人心思變。連20世紀初的羅素都認識到，傳統的中國文化固然偉大而崇高，但失去了生機和活力。如何發展中國思想文化的問題，可以說就是促發其內在的生機，重新使它變得充滿活力，進而再度繁榮昌盛。來自中國思想和文化內部的刺激很有必要，但是來自外部的激發和對照也不能隨便放棄。

　　2．中國思想作為學術其純正性的必要和不必要

　　作為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的研究方法，本身有存在的必要。這種問題不只是在我們現代的中國存在，在現代的西方和中古的西方都存在著。總有這樣一些人，他們不計名利和功用，孜孜以求古籍中的真知灼見。雖然當時風光無限和身后青史留名的人往往都不是他們。但是，文化精髓和命脈的傳承全要仰賴這些人。古往今來的那些皓首窮經的人不應當因為他們沒有提出對現實的建設性意見就遭到嗤笑。“為往圣繼絕學”者，非他們又是誰呢？海德格爾就說，德國思想總是在一再地回到古代獲得自己的生命力。他說，古代任何思想都不能被替代和超越。我們只有回到古代才能認清自己，才能知道自己、自己的民族行動的方向。

　　不過在汲取古代文化精髓中，需要辨明的一點是，學術上的純正的訴求并非一種精神上的血統純正的要求。如果把接受外來思想和方法的刺激，甚至把外來的文化吸收到自己的經典解釋中去看作大逆不道。更有甚者認為，不但沒有必要讓外來文化來玷染中國傳統思想的純潔，而且要始終分清它們的異質性，謹防混亂。把這種學術成果看作混雜不純的私生子，那就是對學術純正的過分的要求，乃至可以稱為“潔癖”。這種要求其實并無益于思想的傳承和學術的發展。甚而至于，它如果真的成了宗教，就要鬧出個宗教裁判所來鉗制異端，像中世紀的西方那樣。

　　人的出生地有東有西，但精神自身無分中西，不以地域而劃分自己的取向。我們生生不息，所生活的物質和文化環境都不斷變化。我們的生活和實踐也不斷遇到新的問題，這是文化問題的最基礎的來源，也是我們要求思想和文化有所發展的最終根據。這個根據也是東西一理的。只是思想的積淀和歷史形成的不同關懷向度，使得中西思想文化顯現出了差異。所以，那種要求身為中國人就應該完全同意并接受中國思想和文化的取向，若不如此，則有各種不名譽的嫌疑的看法，是沒有什么更深的依據的。

　　3．學科方法問題

　　對于古代經典的探索，可以說是一種敲擊和反應。我們對之敲擊力度越大，它發出的回應越大。就像伽達默爾認為的，我們對經典的解釋就是和經典和歷史的對話。經典給予我們的回答，很大程度上都是來自我們的問題。我們能否提出更好的更有價值的問題，在于我們是否有更廣闊的視野和更深切的關懷。這種視野不是憑空架設，提出問題也不是白日做夢。超越方法的差異，發現西方哲學思想中對存在和對人自身的探索的努力，這就是對真理自身的探求。

　　所以，對待一個學科的方法問題是一個問題，比如用數理的方法量化的、精確的考察對人文學科不適用。這一點不是近代以來的詮釋學家的新發明，早在2000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已經說了，數學的方法不能用于實踐哲學。但是在哲學或者思想文化研究范圍之內，方法問題并不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用其他學科的方法來研究哲學和思想，這是中國和西方思想都抵制的研究方式，這一點它們并無沖突。至于它們各自在歷史上形成的不同問題領域和不同的研究方式，只會互相借鑒，而不應該相互抵牾。那些一向在我們視野之外的問題，一旦被發現，恰會鼓蕩激勵我們去提問，去敲擊。如果我們不用“我們的”和“他們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問題和方法，僅僅從哲學和思想本身來考慮，也許會更坦然地承認它們之間到底區別在何處，在當下的境域中，問題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