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摘要】中華書局點(diǎn)校本《史記》是目前最為通行的《史記》讀本，堪稱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但仍難免疏誤。本文以點(diǎn)校本為據(jù)，刺取12例，對其中存在的一些標(biāo)點(diǎn)、校勘等問題試作校理，略加考辨，求正于方家，希望有助于更好地利用這部典范之作進(jìn)行古籍研究和整理工作。

　　【關(guān) 鍵 詞】《史記》；標(biāo)點(diǎn)；校勘

　　【作者簡介】謝秉洪（1964－），男，江蘇省宜興市人。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副教授，文學(xué)博士。主要從事中國古典文獻(xiàn)學(xué)、史部文獻(xiàn)專題等教學(xué)與研究。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jì)傳體通史，影響至巨，但經(jīng)過漫長的流傳與輾轉(zhuǎn)抄刻，難免錯(cuò)訛。長期以來，學(xué)者們對《史記》一書的校勘研究一直非常重視，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上世紀(jì)推出的中華書局點(diǎn)校本，是目前最為通行的《史記》讀本，堪稱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但瑕不掩瑜，仍難免疏誤。筆者近年校讀《漢書》，時(shí)與《史記》相比勘，偶有所獲，輒撰為札記。茲以點(diǎn)校本（1982年11月第2版、1999年11月北京第16次印刷）為據(jù)，刺取12例，對其中存在的一些標(biāo)點(diǎn)、校勘等問題試作校理，略加考辨，求正于方家，希望有助于更好地利用這部典范之作進(jìn)行古籍研究和整理工作。

　　卷7《項(xiàng)羽本紀(jì)》：漢果數(shù)挑楚軍戰(zhàn)，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頁330）

　　按：依原標(biāo)點(diǎn)，或有歧義。“使人辱之”宜屬上句斷，“不出”后句號改為逗號，文意始暢。考上文云：“項(xiàng)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jǐn)守成皋，則漢欲挑戰(zhàn)，慎勿與戰(zhàn)，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fù)從將軍。’”（頁329）可知項(xiàng)羽早有所料，并與曹咎有約在先，囑其堅(jiān)守成皋“十五日”不出；但曹咎后來卻經(jīng)不起漢軍的多次挑戰(zhàn)、羞辱，未能堅(jiān)守幾天便貿(mào)然出擊，導(dǎo)致兵敗自殺身亡。故此“五六日”宜單獨(dú)屬下，專指曹咎而言，與上文“十五日”相呼應(yīng)，更能突出曹咎的輕率盲動，文意顯豁。

　　卷8《高祖本紀(jì)》：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bào)曰：“前有大蛇當(dāng)徑，愿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shù)里，醉，因臥。（頁347）

　　按：“醉因臥”之“因”，《漢書》卷1《高帝紀(jì)》作“困”，《太平御覽》卷87引《史記》亦作“困”。按“困”、“因”二字形近，必有一誤。考朱一新《漢書管見》卷1云：“醉困臥，殿本、監(jiān)本、評林本‘困’作‘因’，《史記》亦作‘因’，恐誤。”[①]又周壽昌《漢書注校補(bǔ)》卷1云：“瞿鴻機(jī)曰：‘前云“高祖醉”，此復(fù)云“醉”，又曰“因臥”，是臥因醉也。何不因于前而因于此乎？’壽昌曰：據(jù)文義，始曰‘高祖被酒’，中曰‘高祖醉’，末曰‘醉困臥’，情事明有次第。其上曰‘行數(shù)里，醉困臥’，是言醉后行數(shù)里而困，故臥也。‘困’字似較‘因’字為勝。”[②]按朱說非，周說有理，王先謙《漢書補(bǔ)注》、王叔岷《史記斠證》等皆從周說。考此“困”字非“困乏”常義，乃極、甚之義，“醉困”亦即酒勁上來、醉得厲害之意，故不得不“臥”也。細(xì)味文意，高祖先是喝酒，接著喝醉了，但尚能堅(jiān)持趕路，待“行數(shù)里”后酒勁上來，醉得厲害而堅(jiān)持不住，遂不得不“臥”。正如周氏所說，三種事態(tài)層次分明，且合情合理。又，古書中屢見“困”、“因”二字相亂，例多不贅。綜上所考，似以《漢書》作“困”為是，可據(jù)以校改。又，“醉困”二字應(yīng)連讀，“臥”字單獨(dú)為句。

　　卷9《呂太后本紀(jì)》：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馀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chǎn)廷中。日餔時(shí)，遂擊產(chǎn)。產(chǎn)走。（頁410）

　　按：日餔時(shí)，《漢書》卷3《高后紀(jì)》、《通鑒》卷13《漢紀(jì)五》敘事皆同。考《漢書》景祐本[③]無“日”字，與宋祁校語[④]所云“越本、邵本并無‘日’字”合。按古人計(jì)時(shí)有不少特殊的名稱，如隅中、日中、日昃、餔時(shí)（亦作“晡時(shí)”）、黃昏、人定、雞鳴、昧旦、平明等，其中餔時(shí)指日昃之后、日入之前這段時(shí)間，相當(dāng)于申時(shí)，即午后三點(diǎn)至五點(diǎn)。在“餔時(shí)”前多一“日”字，不合古人計(jì)時(shí)的表達(dá)習(xí)慣。考“餔時(shí)”一詞載籍屢見，如《漢書》卷63《武五子傳》云：“其日中，賀發(fā)，餔時(shí)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于道。”同書卷99《王莽傳》下：“七月，大風(fēng)毀王路堂。復(fù)下書曰：‘乃壬午餔時(shí)，有列風(fēng)雷雨發(fā)屋折木之變，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又《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云：“朝已食而入湯中，到餔時(shí)出休，病即俞（愈）矣。”皆作“餔時(shí)”，無“日”字。古人敘事既無于“餔時(shí)”前加一“日”字者（明確指稱某日者除外），亦無于干支后加添“日”字者，例多不贅。據(jù)此，景祐本異文于義為長，“日”字疑為衍文。

　　卷53《蕭相國世家》：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后，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 （頁2019）

　　按：從行文來看，上文已言“何病”，則下文不當(dāng)再重出一“病”字，用了兩個(gè)“病”字，語意重復(fù)；而《漢書》卷39《蕭何曹參傳》敘此下“病”字作“疾”，亦有疊床架屋、語意累贅之嫌，蓋有脫訛。按《漢紀(jì)》卷5《孝惠皇帝紀(jì)》敘此作“何病，上自臨，問：‘百歲之后誰可代君者？’”又《資治通鑒》卷12《漢紀(jì)四》敘此作“酂文終侯蕭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皆僅用一個(gè)“病”字，言簡意賅，蓋荀悅、司馬光二人亦有見于此而作刪改也。考之史籍，類此記載帝王探視臣下之病，諸書多于“上（或作‘帝’）自（或作‘親自’）臨視（或作‘臨’、‘臨候’、‘臨問’）”句式前交待某人“病”或“病篤”、“病甚”等情形，鮮有于該句式后贅加“病”字者。《漢書》中亦不乏其例，如：卷66《陳萬年傳》云：“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卷97《外戚傳》上：“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皆其比。又卷74《丙吉傳》云：“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群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遣詞造句，簡直與此如出一轍！所不同的是，此處未在前面交待探視對象的病重情形，只是簡單著一“病”字，而在后面加以補(bǔ)充說明。考《漢書》敦煌殘卷伯2973B號（題“漢書蕭何曹參張良傳殘文”）“疾”字下多一“困”字。如上所述，“困”字極、甚之義，《廣韻·慁韻》云：“困，病之甚也。”可見病得厲害、生命垂危亦可謂之“困”。“疾困”即“病困”，與上引“病篤”、“病甚”等意思相近。按殘卷多一“困”字，層次分明，語意完整，了無窒礙，只是標(biāo)點(diǎn)應(yīng)略作改動而已。正確的標(biāo)點(diǎn)為：“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困]，因問曰……”從上下文意來看，蕭何此次患“病”非同尋常，而惠帝可能仍如往常一樣前去探視；待發(fā)覺蕭何已經(jīng)病得不輕，亦即到了“病困”的地步，遂以后事相問。如果是一般的“疾病”，探病的惠帝便不應(yīng)以后事相問，否則即與情理不合，故此“困”字似不可少。傳世刻本脫漏“困”字，蓋因與其下“因”字形近而誤刪，或“因”字即“困”字之訛。

　　卷53《蕭相國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頁2019）

　　按：“何置田宅必居窮處”句，《漢書》卷39《蕭何曹參傳》作“何買田宅必居窮辟處”，“置”作“買”，多一“辟”字，各本同，而伯2973B殘卷“買”上多一“置”字，“辟”作“僻”。考《漢紀(jì)》卷5《孝惠皇帝紀(jì)》敘此作“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資治通鑒》卷12《漢紀(jì)四》敘此作“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前者“買”字與《漢書》同，后者“置”字與《史記》同，兩“僻”字則與殘卷合。按載籍中屢見“置田宅”、“買田宅”、“置買田宅”等連文，例多不贅，故此處作“置”、“買”或“置買”，義皆可通。而辟、僻二字乃古今字。師古曰：“辟讀曰僻。僻，隱也。”蓋師古所見本即作“辟”。《漢書》喜用古字，故當(dāng)以作“辟”義勝。殘卷作“僻”字，與傳世敦煌抄本好用今字、通假字或俗字的風(fēng)格正相符合。而《史記》作“窮處”，文義晦澀，疑有脫漏，可據(jù)此殘卷等校補(bǔ)。

　　卷53《蕭相國世家》：太史公曰：蕭相國何于秦時(shí)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jié)。……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勛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后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頁2020）

　　按：群臣，《漢書》北監(jiān)本、汲古閣本、殿本、補(bǔ)注本等皆與《史記》同，而伯2973B殘卷與景祐本、大德本、汪文盛本等皆作“群后”。按作“群臣”或“群后”雖皆可通，但從上下文意來看，則以作“群后”于義為長。“群后”指眾諸侯，《漢書》卷73《韋賢傳》有“庶尹群后，靡扶靡衛(wèi)，五服崩離，宗周以隊(duì)”云云，師古曰：“庶尹，眾官之長也。群后，諸侯也。”而“群臣”則指眾臣子，其中當(dāng)有未封侯者。考高祖以蕭何“功第一”，故得先封侯，位在眾諸侯之上，此即所謂“位冠群后”也。又，載籍屢見“位冠群后”連文，而鮮見“位冠群臣”連文。如：《太平御覽》卷562引干寶《晉紀(jì)》云：“四月，太尉魯公賈沖薨。……及議謚，博士秦秀曰：‘沖位冠群后，惟民之望而悖禮溺情，以亂會倫。案謚法：昏亂紀(jì)度曰“荒”，沖宜謚“荒”。’上弗從，賜謚曰‘武’。”又《梁書》卷1《武帝本紀(jì)》云：“相國位冠群后，任總百司，恒典彝數(shù)，宜與事革。”《南史》卷6同。又《周書》卷19《達(dá)奚武傳》云：“或謂武曰：‘公位冠群后，功名蓋世，出入儀衛(wèi)，須稱具瞻，何輕率若是？”《北史》卷65亦同，皆其證。據(jù)此，頗疑《史》、《漢》通行本之“群臣”二字乃后人所妄改。

　　卷89《張耳陳馀列傳》：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頁2583）

　　按：禮甚卑，《漢書》卷32《張耳陳馀傳》作“體甚卑”。按體、禮二字繁體（體、禮）形近易訛，或謂此“體”乃“禮”之誤，實(shí)非。細(xì)玩文意，“體卑”即卑躬之義，趙王卑躬屈膝與高祖“箕踞”罵詈適成對比，皆為體態(tài)動作。若作“禮甚卑”，則與“有子壻禮”句語意重復(fù)，故班固改“禮”為“體”未必有誤。《資治通鑒》卷11《漢紀(jì)三》敘此作“趙王敖執(zhí)子婿禮甚卑”，僅用一“禮”字，蓋亦為避《史記》兩“禮”字重復(fù)之嫌。

　　卷92《淮陰侯列傳》：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guān)，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頁2613）

　　按：“合齊、趙共擊楚”句，《漢書》卷34《韓彭英盧吳傳》作“令齊、趙共擊楚彭城”。王先謙《漢書補(bǔ)注》云：“王念孫曰：‘令，當(dāng)依《史記》作“合”，謂漢與齊、趙合而共擊楚也。先謙曰：《西漢年紀(jì)·考異》云：‘楚方擊齊于城陽，齊安得助漢入彭城？意“齊”字后人妄加耳。’先謙案：《史記》作‘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各為一事，未嘗不合；若擊楚彭城，則齊不與，是班氏改并《史記》偶未及檢處。”[⑤]按王益之說是。考之史實(shí)，此處《史》《漢》二書皆有訛誤。若“令”字為“合”字形近之誤，則其下“彭城”二字當(dāng)衍，而“漢兵敗散而還”句亦無根，王念孫說未確。史載漢王二年“劫五諸侯兵”，遂有楚漢彭城之戰(zhàn)。按“五諸侯”之說，據(jù)顏?zhàn)⒓啊堆a(bǔ)注》所引凡9說，此外又有梁玉繩、趙紹祖等不同說法。上文所載魏、河南、韓、殷四者皆無疑；齊嘗與漢共抗楚，卻未助漢入彭城，故齊當(dāng)不在“五諸侯”之列。其時(shí)常山王張耳兵敗歸漢，手下無兵，亦非“五諸侯”之一；而是時(shí)陳馀遣兵助漢，兼“趙”為“五”耳。據(jù)此，則此“齊”字當(dāng)為衍文。

　　卷99《劉敬叔叔孫通列傳》“方今櫻桃熟，可獻(xiàn)”《索隱》：“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蔫寢廟’。”（頁 2726）

　　按：此《史記索隱》所引《呂氏春秋》之文出自該書《仲夏記》，“仲春”當(dāng)是“仲夏”之誤。含桃即櫻桃，成熟于初夏，此處正文云“方今櫻桃孰”，可見已非仲春之月。考《禮記·月令》云：“仲夏之月……農(nóng)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通典》卷49、《藝文類聚》卷3、卷86、《齊民要術(shù)》卷4等引《禮記》皆作“仲夏”，是其證。又《淮南子》卷5《時(shí)則訓(xùn)》敘此“羞以含桃先蔫寢廟”之事亦在“仲夏之月”，可為旁證。點(diǎn)校本失校。

　　卷106《吳王濞列傳》“卒踐更”《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dāng)?shù)鼮橹菫樽涓Ｘ氄哂櫢X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月，亦各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diào)，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是為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后改為謫，乃戍邊一歲。”（頁2824）

　　按：此《史記正義》所云“更有三品”以下一段文字實(shí)為引《漢書》如淳注，同書卷124《游俠列傳·郭解傳》《集解》亦引之（頁3186—3187）。考此如注，《漢書》卷7《昭帝紀(jì)》顏師古注、《后漢書》卷2《明帝紀(jì)》李賢注、《文獻(xiàn)通考》卷10《戶口考一》注、卷150《兵考二》、楊侃《兩漢博聞》卷3等皆引之，互有異文，可資參校。如“是為”，《漢書》作“是謂”，“為”、“謂”二字古時(shí)通用。又，“亦各為更”，諸書所引皆作“亦名為更”，見此“各”字乃“名”字形近之誤，其下“所謂”正承上“名”而言。又，“后改為謫，乃戍邊一歲”句，《漢書》、《文獻(xiàn)通考》等作“后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改易”者乃“更”法，文意明白，于義為長，疑《史記正義》所引有脫誤。

　　又按：“古者正卒無常人”句，“人”字當(dāng)屬下與“皆當(dāng)?shù)鼮橹边B讀，否則便有歧義。原文是說擔(dān)任“正卒”（師古曰：“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者沒有固定對象，人人皆當(dāng)輪流為之，下文“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可為證。

　　卷107《魏其武安侯列傳》：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后棄之者。《集解》：“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棄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索隱》：“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jié)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排根者，蘇林云‘賓客去之者不與通也’。孟康云‘音根格，謂引繩排彈其根格，平生慕嬰交而棄者令不得通也。小顏根音痕，格音下各反。骃謂引繩，排彈繩根括以退之者也。’持彈，案《漢書》本作‘抨彈’，音普耕反。”（頁2847）

　　按：以上《史記集解》與《史記索隱》所引蘇林、孟康等注，與《漢書》卷52《竇田灌韓傳》顏師古注所引略異，各本互有脫誤，異文較多，可資參校。細(xì)味文意，注文“棄之”當(dāng)作“去之”。考景祐本（百衲本）、元彭寅翁崇道精舍刻本等與《漢書》各本所引蘇林注皆作“去之”，《索隱》所引亦作“去之”，明蘇林所見本即作“去之”。按“棄”、“去”二字義近，此處蘇林注乃以“去”釋“棄”，意謂賓客先慕竇嬰名而來，待見其失勢，則又棄之而“去（離開）”，文意明白。《漢書》卷55《衛(wèi)青霍去病傳》云：“自是后，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dú)任安不肯去。”即其比。而殿本、局本等作“棄之”，當(dāng)系后人據(jù)正文妄改，遂至版刻相亂。究其致誤之因，蓋緣“賓客”二字下衍“也”字，致使“去之者”三字無根；后人不曉，誤以“不與交通”四字乃為注解“棄之”二字而設(shè)，遂據(jù)正文改“去之”為“棄之”以求一致。事實(shí)上， “不與交通”的主語是嬰、夫二人，非賓客也。

　　又按：蘇林注“引繩直之意批根”六字當(dāng)作一句連讀，點(diǎn)校本腰斬之，不知所云，明顯誤標(biāo)。如上所考，“不與交通”的主語是嬰、夫二人，故“賓客”下“也”字亦當(dāng)移至“交通”二字后，與顏?zhàn)⑺嗪稀４俗⒁诵８臑椋憾讼嘁校K直之意批根（也）。賓客（棄） [去]之者，不與交通[也]。

　　又按：原標(biāo)點(diǎn)將“小顏根音痕”至“排彈繩根括以退之者也”一段皆統(tǒng)入“孟康云”下，變成孟康注語，大誤。按孟康乃三國時(shí)魏國人，如何能言及“小顏（師古）”與“骃（裴骃）”？故當(dāng)于“令不得通也”后引斷，其下當(dāng)為裴骃注文無疑。

　　卷120《汲鄭列傳》：黯學(xué)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其治，責(zé)大指而已，不苛小。……治務(wù)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頁 3105）

　　按：弘大體，《漢書》卷50作“引大體”。考凌稚隆《漢書評林》云：“隆案：《史記》‘弘大體’，《漢書》改‘弘’為‘引’，是。”梁玉繩《史記志疑》卷35引凌稚隆說，蓋亦以作“引”為是。而王先謙《補(bǔ)注》云：“引，《史記》作‘弘’，疑形近致誤。”按王說未確，《通鑒》卷17、《太平御覽》卷241、《冊府元龜》卷622等引皆作“引大體”。考之典籍，屢見“引大體”、“持大體”之文，而鮮見“弘大體”之文。按“大體”指有關(guān)大局的道理，而“弘”有“大”、“光大”等義，與“大體”義復(fù)，亦與“無為”相矛盾；引、持則義近，乃取用、執(zhí)持之義，此處“引大體”意謂汲黯處事皆從大處著眼、從把握大局的原則出發(fā)，正與“務(wù)在無為”、“不拘文法”相應(yīng)。《宋史》卷337《范鎮(zhèn)傳》云：“鎮(zhèn)獨(dú)務(wù)引大體，非關(guān)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闊略不言。”即其比。按《史》《漢》二書爰盎本傳皆有“盎常引大體慷慨”云云，而此處下文云黯“常慕傅柏、爰盎之為人”，既慕之，則學(xué)之，明此亦當(dāng)作“引大體”無疑。今人猶有“做事要顧大局、識大體”之語，蓋即從“引大體”發(fā)展而來。

注釋：

[①] 朱一新《漢書管見》，《二十五史三編》本，岳麓書社，1994年，第337頁。

[②] 周壽昌《漢書注校補(bǔ)》，《續(xù)修四庫全書》單行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6頁。

[③] 按：“景祐本”系沿用舊稱。該版本經(jīng)趙萬里等專家考訂，定為北宋刻遞修本，理由詳見趙萬里主編《中國版刻圖錄》等。《中華再造善本》收入時(shí)即題作“北宋刻遞修本”。

[④] 按：宋祁校語首載《漢書》南宋慶元本，其后蔡琪本、白鷺洲書院本、殿本等亦詳錄之，校勘價(jià)值極高。

[⑤] 王先謙，《漢書補(bǔ)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933頁。

（本文原刊于《古籍整理研究學(xué)刊》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