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檔案界有轟動世界的“四大發現”：北京故宮內閣大庫檔案、河南安陽甲骨檔案、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經卷檔案和居延漢簡。前三大發現宣傳較多，影響很大，相對說來，對居延漢簡的宣傳較少，鮮為人知。本人在臺灣講學期間，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目睹了大量保存完好的居延漢簡原件，產生了濃厚興趣，后又親往居延地區實地考察，并參閱有關資料，寫成此文。

一、居延要塞

　　“居延漢簡”乃因這批漢簡在我國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的居延地區和甘肅省嘉峪關以東的金塔縣破城子被發現而得名。若了解居延漢簡的各方面狀況，必須首先了解漢代長城居延要塞的情況。“居延”古稱“流沙澤”，《尚書·禹貢》“西”、“余波入于流沙”之句，說明曾有河流名“弱水”，今稱“額濟納河”。王國維、羅振玉合著研究居延漢簡的名著《流沙墜簡》，即由此得名。

　　“居延”是匈奴語“天池”的譯音。《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寫：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夏，驃騎將軍霍去病攻打小月氏，曾“居延至祁連山”；在《史記·匈奴列傳》中亦記載霍去病“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查《尚書·禹貢》中，凡“”或“過”字，皆指水名，可見漢代這里有水。

　　“流沙澤”漢稱“居延澤”，唐稱“居延海”。唐著名詩人王維任監察御史時，于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奉使途徑居延，寫下名詩《使至塞上》：“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肖關逢侯騎，都護在燕然。”詩中“長河”即居延海。

　　公元1270年前后，馬可波羅曾經來到居延，見到居延百姓，說明直到元代居延還有水，后來干涸了，至今地面上還有河床遺址。

　　《漢書·地理志》“居延縣”下注引中有“闞云：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筑遮虜障于居延城”句。因漢代居延為匈奴南下河西走廊必經之地，漢武帝時為加強防務，也為防止匈奴和羌人聯系，令路博德在此修長城，名“遮虜障”，漢名將騎都尉李陵兵敗降匈奴，即在居延西北“百八十里”處（《史記·匈奴列傳》正義引《括地志》）。

　　漢武帝時，在居延設都尉，歸張掖郡太守管轄，不僅筑城設防，還移民屯田、興修水利、耕作備戰，戍卒和移民共同屯墾戍邊，居延即為中心地區，居延長城周邊兵民活動在漢代持續200多年，形成大量居延漢簡。

二、居延漢簡的發掘

　　1926年，北京中國學術協會和瑞典學者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到內蒙古、甘肅、新疆、寧夏等地，進行天文、地理、文物、古跡、風土、民情等綜合考察，初步了解到居延漢簡的一些情況，在漢代長城居延地段的甲渠侯官的城堡、甲渠第四燧的了望臺和肩水金關的關城等三個不同等級的軍事設施和建筑物發現了漢代木簡。1930年4月20日至5月8日，考察團成員瑞典學者弗克·貝格曼（Folke Bergman）首先在居延長城烽燧遺址發掘出漢代木簡。同年12月27日至1931年1月25日，貝格曼一行又在破城子甲渠侯官的城堡遺址，發掘出漢簡5200多枚，漢代遺物1230件，中國學者根據漢簡文字，確定破城子乃漢代張掖郡居延都尉所屬的“甲渠侯官”所在地，為重點發掘地區。

　　（一）甲渠侯官的城堡

　　“甲渠”為地名，“侯官”不作官長解，而是長城要塞上了望防范敵人的哨所，相當縣一級。弱水自北向東流向40公里外的居延澤，此地有水有人，乃匈奴重點進犯地區，亦為漢朝重點防務地區，設26個烽火臺和一個城堡（名“鄣”），由長城連接。

　　城堡東側是戍卒宿舍、廚房，有一間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貝格曼在小屋遺址中發現了成冊的木簡，有一冊為3枚木簡，內容是漢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一個下級武官父死居喪的報告書；還有一冊為77支木簡編在一起，內容為漢和帝永元五年（93年）的賬簿，如包括兵器、錢谷、器物、車馬等分類賬簿，以及名冊、報表、家信等等。“冊書”的出現，專家們推測此小屋很可能是當時的檔案室，后來在此的發掘證實了這一推斷。

　　距城堡東門30米處，是廢棄物灰燼堆積，從中發掘出222支木簡和739件漢代遺物。這些漢簡有皇帝的詔書，甚至發掘出成冊的詔令集，如漢武帝時期的《詔書輯錄》殘冊，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的《詔書冊》16枚木簡及王莽的《詔書輯錄》殘冊等。

　　（二）甲渠第四燧的了望臺

　　距甲渠侯官城堡以南5公里許，有侯官和3個烽火臺遺址，1913年貝格曼曾在此發現一枚漢簡，定名為“甲渠第四燧遺址”。漢長城侯官之間每隔約5公里建立一亭燧，用以夜間報警。每一燧下有若干烽火臺，每燧有戍卒三、五人，多達30人左右，有一人經常了望，其余則積薪、炊事等。“絲綢之路”從長安開始，共2萬余里，僅漢朝境內就有1萬多里，在河西走廊則依仗烽燧保護商旅，它對“絲綢之路”作用重大。若匈奴南下，“以烽主晝，以燧主夜”，白天放煙，（在柴草中放入狼糞，煙則直入云霄，故稱“狼煙”），夜間點火，以通敵情。在這里出土的漢簡上，記載有第四侯長何某的治所，因而得知這里是第四燧，后來成為第四侯侯長長駐在的烽燧。

　　（三）肩水金關的關城

　　肩水金關在甘肅省金塔縣，漢代是肩水侯官所屬的一座烽燧關城，歸張掖郡管轄。1930年貝格曼在這里遺址發掘漢簡850多枚和50多件漢代遺物，如麻紙、封泥、筆、硯、木版畫等。

　　20世紀30年代初，貝格曼一行共在居延60個區域內挖掘，其中有21個區域發現漢簡，在挖掘的586個坑中，463個坑有漢簡，共掘出11000余枚。1931年5月下旬，這批漢簡運抵北平，立即引起學術界震驚，許多史學家、考古學家、檔案學家參加整理和詮釋，成績很大。1937年抗戰爆發，這批漢簡經上海輾轉運至香港，又到美國，保存在美國國會圖書館，20世紀50年代又運到臺灣，現存臺北市的“中央研究院”。

　　1937年秋，在上海的簡牘照片原版毀于戰火，莫干先生將留下的照片副本帶到四川奧地南溪，繼續單獨研究，1943年他在四川出版了石印本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三部共四冊，1945年又出版了《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三部二冊，是迄今為止研究這批漢簡的權威之作。

　　1972年至1976年，中國考古隊又在居延地區全面、深入發掘，出土19637枚漢簡，其中有紀年的漢簡就達1222枚，乃歷年出土最多者。

　　20世紀這兩次大規模發掘的居延漢簡，其形成年代，上起西漢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下達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昭帝時最多，未發現建武八年以后至和帝（88年）以前的木簡，殤帝以后僅發現一枚。

三、檔中珍品

　　兩次發掘的漢簡，多為木簡，竹簡極少，乃因西北少竹之故。木簡長度為漢尺1尺（23.1厘米）。簡牘形式與文種：有簡（唐代孔穎達解釋為：“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孔釋：“牘乃方版，廣于簡，可以并容數行”。）；檢（覆蓋在簡牘正文外的表皮，如今曰信封）；符（木制的通行證、身份證或相當于今日之護照）；棨（出入關津用的憑證，亦稱“棨信”，在肩水金關遺址發掘，為21×16厘米的紅色織物，上寫“張掖都尉棨信”，其文字為鳥蟲書。）；簽（亦稱“遣策”，墳墓內隨葬品的清單或目錄）；多棱之觚（在一塊方木的四面寫字）；兩行（加大寬度的木牘）；削衣（將木牘上錯字削下來的木片）等等。還有其字體有小篆、隸書、章草。

　　這批簡牘的形式，有的以前只在古籍文獻中有記載，如“檢”，此次人們首次見到實物，方知在“檢”上還寫有收件人的姓名、地址。如發掘出一“甲渠侯官”檢，中間一行是收信人官職“甲渠官”，右側“高弘”乃封信人姓名，左側小字寫上何時到達，收到信后在簡側簽名。“檢”下端有一凹處，用以綁上細繩，繩之結頭封上泥，泥上蓋鈐記，別人則不便私拆了。因陽文印章蓋在泥上，字成陰文，不明顯，易仿造，因而紙張發明前，簡版泥封多用陰文印章，用陽文印章乃發明紙張之后的事。從發掘的“檢”中可知漢代公私信件以這種方式傳遞，進而還可了解漢代公文和郵傳制度。

　　1972年重點對懷疑是甲渠侯官的“檔案室”遺址挖掘，在此出土了從王莽天鳳元年（14年）到東漢建武元年（25年）的各種簿籍70余冊，每個簿冊以二道或三道繩索編綴，綴以紅線的多屬于王莽時期，為簡牘的斷代提供了依據。在此“檔案室”內還發掘出各種簡牘900余枚。在北、東、南三面出土的簡牘多為昭帝、宣帝時代的，西北部多為元帝、成帝時代的，西部為王莽時代的，說明在“檔案室”內的簡牘是按形成時期分類保存的。其文種還有律令、檄文、符券、匡方、日歷等等。

　　就發掘的居延漢簡之內容而言，更是豐富多彩，有記載政策漢令（如兵制和屯田制度）和重要事件的、有官吏任命書及侯官組織、有追捕亡人的通緝令、有邊境備警的通知、有烽燧制度及烽火信號的規定，還有一些抄寫的殘簡，如《算術書》、《九九術》、藥方、《卷頡篇》等等，反映了漢代科技文化知識之普及。

　　漢代最偉大的科技成就，莫過于繼承秦朝，大力修筑長城，秦漢修長城資料，現存極少，但在居延漢簡中卻有充分的記載。后人經常疑問，在西北荒涼的不毛之地，如何大規模筑城？居延漢簡的記載解答了這個問題，秦漢以屯田、徙民來實現筑城、戍邊的任務。有一枚居延漢簡記載了屯田情況：“元康四年（前62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護鄯善以西校尉吉、付衛司馬富昌、承慶、都尉寅重郎”，這枚木簡講的是漢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設立了西域都護，以管理當時西域50個屬國的行政事務和屯田，自此西域屯田大發展。

　　還有的木簡寫有“……詣居延為田，謹詣故吏，孝里大夫……”。是說派一個有經驗的官吏孝里大夫到居延管理屯田。“徐子禹自言家居延西第五辟，用田作為事。”“……郡陽槐里景，家居第五辟……”。“田舍再宿，又七月中私歸遮虜田舍一宿”等等。可知居延有“田作”所居之“辟”若干、有田舍若干、城里有里居，由孝里大夫這樣級別的官吏來管理，可見居延在西漢是屯田、實邊的戰略要地。

　　居延漢簡還詳細記載了發現敵情時，如何發揮長城要塞烽火臺的作用。1974年在甲渠侯官遺址出土了《塞上烽火品約》木簡17枚。“品約”是漢代的一種文書形式，用于同級衙署之間簽訂或互相往來的文書。《塞上烽火品約》是居延都尉下屬的殄北、甲渠、三十三井這三個要塞（即“鄣”）共同訂立的聯防公約，反映了發現敵情時，長城各要塞應如何點烽火以傳遞消息，無疑這對于研究長城御敵詳情，彌足珍貴。

　　《塞上烽火品約》第九條：“匈奴人入塞，守亭鄣，不得燔薪者，旁亭可舉烽、燔薪，以次和如品”。是說如果匈奴人攻來，守要塞者來不及燃薪，或被圍困而無法燃薪，鄰近的烽火臺有義務點燃自己的薪火。

　　《品約》第十條：“若誤，亟下烽滅火，侯尉史以檄馳言府。”若萬一信號有誤，立即“下烽滅火”，由侯官的尉史將書面報告馳報都尉府。

　　《品約》第十四條：“匈奴人即入塞，千騎以上，舉烽，燔二積薪；其攻亭鄣塢，□□□舉烽，燔二積薪，和如品。”匈奴來犯，（不滿千騎，只燒一積薪；超過一千人，燒二積薪；兩千人以上，燒三積薪）。其他烽火臺以火勢大小判斷來敵之數。

　　《品約》第十六條：“匈奴人入塞，天大風，風及降雨，不舉燃者，亟傳檄告入，走馬馳□以夜，急疾□□□。”匈奴入侵，天氣惡劣，無法點薪，則應立即寫書面報告馳送上司。

　　上述幾枚木簡的內容，形象描繪出長城要塞，在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的生動畫面。

四、珍品中的珍品

　　長城不僅起到御敵作用，它還是聯系各民族友好往來的紐帶，有一枚漢簡十分難得地記錄了漢朝和各少數民族的密切關系：“皇帝陛下，車騎將軍下詔書曰：烏孫小昆彌烏就屠……”，記載的是何事呢？查《資治通鑒》載：

　　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宣帝派鄭吉為使都護西域騎都尉，西域都護府設在烏壘城，管理西域的烏孫、大宛、康居等36個屬國。甘露元年（前53年）烏孫內部爭奪王位，烏就屠自立為昆彌，漢宣帝特下詔書曰：“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遣長羅侯將三校屯赤谷（今哈薩克斯坦共和國伊塞克湖畔）。”這枚木簡記載的就是這件事。以后西域發展為50個屬國，“自驛長至將相王侯，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西域王公接受漢王朝冊封。

　　尤為難得的是，還發掘出完整成套的冊書，毫無缺損。如貝格曼一行在張掖辟郡肩水都尉府的廣地侯官遺址發掘出的《永元兵物簿》，共77枚木簡編為一冊，其中有字者75枚，空白2枚，極為罕見的是，出土時，這77枚木簡不僅次序未亂，而且編繩殘跡猶存，由兩道麻繩編綴而成，出土時裹作一卷。對研究漢代整理和保存木簡檔案的方法，提供了僅見的例證。其內容為東漢和帝永元年間（89—105年）廣地侯官下屬的侯長向侯官的報表，按月上報兵器狀況，記載了烽燧中各種兵器的名稱和數量，所使用的“敢言之”。“叩頭死罪敢言之”為漢代公文的固定用語。

　　1974年前后發掘出《甘露二年御史書》一套，木簡三枚，約500余字，相當于今日的通緝令，是一套法律檔案，其內容為：漢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署名為“丞相少史、御史守少史”，“移（送）郡太寧”的一道律令，追捕一個女逃犯。她是漢武帝女兒蓋主的貼身大婢，漢昭帝元鳳元年（前80年）蓋主死，她家牽涉到謀反罪，判處“絕戶”（剝奪宗室籍，幸存者一律免為庶人），這個大婢乘亂逃跑，未被抓獲。甘露二年，大婢的胞兄，是蓋主之弟、漢武帝第五子廣陵王劉胥的馬車夫，犯了叛逆罪，大婢再次受到株連，罪名是“大逆同產”，而被追通緝。

　　這套通緝令木簡是給張掖太守的，張掖太守又將文件轉給各都尉，都尉又轉給各鄣塞侯官，鄣塞侯官又轉給各侯長。發掘出的這套木簡反映了漢王朝中央政府發布文告、律令的文書形式，以及邊塞各級官署上下級組織關系，和公文傳遞時的層層照轉關系，對于研究漢朝的政治制度及文書檔案制度，意義重大。

　　發掘出36枚木簡一套的《建武三年十二月侯粟君所責寇恩事》，記載了東漢建武三年（27年）甲渠塞鄣侯官一個叫粟君的，誣陷雇工寇恩欠他的債，告到居延縣里，縣官查明情況，做出公正判決的經過，是研究漢朝司法訴訟制度不可或缺的珍貴檔案史料。這一套木簡按案情發展階段和公文程序，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十二月乙卯（初三日）的木簡，粟君向居延縣官上劾書告發寇思欠債，居延縣將劾書轉給寇恩所在的都鄉，都鄉專管刑訟的嗇夫（官名），復審寇恩，嗇夫依寇恩的口供寫了爰書（復文）回復居延縣，認為寇恩不欠債。粟君不服，再次向居延縣衙的上司居延都尉府上告，居延都尉府令居延縣“更詳驗問”，居延縣下文都鄉再次驗問。

　　第二部分是十二月戊辰（十六日），嗇夫再次審問寇恩，寫成爰書。

　　第三部分是十二月辛未（十九日），嗇夫把堅持原口供的初三日爰書再次上報居延縣，并將十六日書以附件形式隨同呈上。

　　第四部分是十二月己卯（二十七日）居延縣衙接到都鄉爰書后，給甲渠侯官的移文，并抄附都鄉爰書和給居延縣的報告，甲渠侯官將這份文件連同爰書一起存檔，并標其卷名為“建武三年十二月侯粟君所責寇恩事。”

　　這一組木簡不僅給我們展示了漢代訴訟程序的全過程，還客觀地記錄了漢代衙署形成文書、上報下達、存檔立卷的原則和方法。例如，木簡的第四部分居延縣衙給甲渠侯官用“移文”，就很有講究。“移文”用于兩個平級衙門或兩個沒有隸屬關系的機關。居延地區甲渠侯官相當縣級，且又是軍事單位，而居延縣衙是地方政府，因而用“移文”，這種作法和“移文”文件名稱一直沿用到民國。

　　1973年在肩水金關的關城遺址發掘出《永始三年詔書冊》，共16枚木簡編連而成，內容為漢成帝劉驁永始三年（前14年）臣僚的奏章和皇帝的批詔。這組木簡從內容上分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共3枚木簡，記載丞相方進、御史孔光給成帝的奏章名稱。

　　第二部分：共6枚木簡，記載了方進、孔光奏章的內容，如奏請頒布“除貸錢它物律”，規定“還息與貸者必不可許”的禁令，以及永始三年成帝的批詔，為本組木簡主要部分。

　　第三部分：共3枚木簡，記載了永始三年七月丞相方進將皇帝詔書下至“少府、衛將軍、二千石”和各州郡刺史、郡太守諸官吏。

　　第四部分：共4枚木簡，記載當年十月張掖太守譚、守郡司馬宗行長史事，將詔書發布至肩水金關嗇夫“令民皆知之”，事后此組木簡為肩水金關嗇夫收藏。（現存甘肅省博物館）。

　　這批珍品中的珍品之發現，不僅真實地反映了漢代歷史原貌，而且將漢代文書檔案制度栩栩如生、無可替代地描繪和展現給了后人。

　　綜上所述，20世紀兩次發掘的居延漢簡，有例行公文，官吏任免，人事變動，邊塞動靜，軍紀處理，奉廩勞作，物資輸調，物品出入、檢核、折傷等等。此外，還有郵信、名籍、牒書、爰書、勛狀、存檔公文底稿以及吏民之間的買賣和借貸契約等等。這些漢簡乃我國長城歷史的真實記錄。在挖掘過程中，由于采用了現代科學方法，因而其出土場所、層位關系的記載，都十分準確而清楚，發掘后的復原和整理皆十分規范、科學，海峽兩岸對其保存也都精心、重視，未受到人為破壞。

　　居延漢簡的出土，對研究長城乃至漢代的政治、經濟、軍事、邊防、屯田、水利、地理、交通、法律、民族、宗教等狀況，均有極高的參考價值，有的可以彌補文獻古籍略而不載或載而不詳之不足，有的可以糾正史書上記載的錯誤，還有的可以為文獻古籍上述而不明之處作詮釋，因而居延漢簡無論其自身，還是其內容，以其價值而言，列為我國檔案界20世紀的“四大發現”之一，當之無愧。

原文題目《漢之遺墨國之瑰寶——居延漢簡述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