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我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據說為孔子所作。“春秋”一詞，本是東周列國史官所撰編年史的通稱。

　　傳說孔子寫《春秋》的目的就是要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懲惡揚善，撥亂反正。為達到這個目的，孔子在寫作時非常講究遣詞造句，這就是后人說的微言大義，以一字寓褒貶。所以古人特別重視《春秋》。漢代為《春秋》立官學，列為“五經”之一。

　　闡述《春秋》經最著名的有《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至隋代，盛行《左傳》，其馀二傳漸衰。

　　《左傳》原名《左氏春秋》，到西漢班固時才改稱《春秋左氏傳》。相傳為魯國史官左丘明所著，大約成書于戰國初期。全書六十卷，以《春秋》為綱，并仿照春秋體例，按照魯國君主的次序，記載了自魯隱公元年至魯悼公十四年間春秋霸主遞嬗的歷史，保存了許多當時社會文化、自然科學等方面的珍貴史料，在史學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后代史家梁啟超推崇《左傳》的出現是“商周以來史界之革命”。

　　《春秋公羊傳》乃儒家經典之一，舊題公羊壽撰。重在闡發《春秋》經中之微言大義，而略于敘事，可謂訓釋之傳。漢儒總結其有“三科九旨”之說，謂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公羊傳》訓釋《春秋》，頗多牽強附會之處，當代學者楊伯峻甚至稱它“不是空話，便是怪話”。不過由于《公羊傳》中所表述的“大同一統”思想，迎合了封建統治者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故公羊學屢興不絕。

　　《春秋穀梁傳》也是儒家經典之一，舊題穀梁赤撰，現代學者一般認為《穀梁傳》比《公羊傳》晚出，屬今文經學，其宗旨亦在闡發《春秋》經中之微言大義，只有少量敘事，間或有長篇對話。可能由于師傳不同，《穀梁傳》所釋之大義與《公羊傳》略有出入，但在曲解經文為己所用上，二者倒是不謀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