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品格正直的人，一個成就卓著的學者，一個杰出的教育家，一個成功的學術帶頭人，一個優秀的作家，任何人只要占得其一就會覺得不愧此生。而程千帆先生一身兼此數種功德，他的人生該是多么滿足。然而眾所周知，千帆先生為此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價呀！回顧千帆先生的經歷，可以看到本世紀中國學者的普遍命運，而千帆先生的立身治學和教書育人則又向我們顯示了中國學者的優良傳統。

千帆先生的學術道路

　　千帆先生原籍湖南寧鄉，1913年生于長沙。叔祖是與易順鼎、曾廣鈞并稱為湖南三詩人的十發居士頌萬，著有《十發居士全集》。父名康，字穆庵，也能詩，著有《顧廬詩鈔》，為陳衍采入《近代詩鈔》，又與十發居士同著籍于汪辟疆先生《光宣詩壇點將錄》。千帆先生幼秉家學，少年時代便喜愛詩歌，又廣泛閱讀了四部典籍，打下傳統學問的根基。

　　1932年，千帆先生考入金陵大學中文系，師從于黃季剛、吳瞿安、胡翔冬、胡小石、汪辟疆、劉衡如諸先生。在前輩大師的陶冶下，他在小學、史學、文獻學、詩學、文學史等方面培養起廣泛的興趣和相應的研究能力。他最初的論著都是關于文獻學的，從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初，陸續發表《校讎目錄辨》、《別錄、七略、漢志源流異同考》、《雜家名實辨正》、《漢志詩賦略首三種分類遺意說》、《杜詩偽書考》等論文，不僅為日后的校讎學研究奠定基石，也為自己的全部學術開辟了廣闊的道路。此后的史學著作《史通箋記》及文學史通論《漢魏六朝文學散論》三篇，正是在此基礎上加以深入研究的力作。1936年，陳寅恪先生用英文發表《韓愈與唐代小說》一文，千帆先生敏銳地覺察到文中提出的“行卷”現象對唐代文學的重要意義，立即將它譯成中文，并在日后的研究中不斷搜集材料，進一步豐富、深化寅恪先生的觀點，終于在三十年后完成《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一書，對這一關乎唐代科舉制度、社會風氣和文學創作的重大問題，作了深入的闡述。該書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后，馬上被譯成日文，在海內外產生廣泛影響。這部寫得極為凝煉的著作，集中體現了中國學術文史結合的傳統。

　　先生自1941年任武漢大學中文系講師，一度任金陵大學、四川大學中文系副教授。1945年調任武漢大學中文系，1947年晉升為教授。五十年代初，先生主要講授文藝學。出于對新時代人民教師的榮譽感，他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新文藝的批評實踐和理論研究中，對當前各種文藝理論問題的論爭發表自己的意見，寫作了《關于對待祖國文化遺產問題的意見》等文章，對當時流行的狹隘的文藝觀念進行批評，即使今天看也通達可取。與此同時，他還有意識地在古典文學研究上進行理論探索，嘗試開辟一種新的研究思路。但不久，“反右”的政治迫害就剝奪了他學術研究的權利，迫使他離開學術崗位，離開親人，到廣闊天地干各種繁重的體力勞動。從1957到1976的二十年間，“反右”和“文革”曾消耗了兩代學者最寶貴的學術青春。千帆先生也歷經磨難，直到1975年才摘掉”右派”帽子。先生自己雖不以此為意，但深為年富力強被剝奪工作機會而憾恨。是啊，對一個學者來說，正值學問走向成熟的年齡，卻未能留下本該是最深的學術印跡，這怎不教人抱恨！

　　1978年，千帆先生被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延聘為中文系教授，兼任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重新獲得工作的先生對學術事業充滿熱情，盡管年事已高，健康不如從前，但依然孜孜不倦地治學著述，淵深的學養與過人的睿智以及對新知識的熱切關注，使他的學術活動在八十年代以后煥發出蓬勃的活力，達到成就的頂峰。先生平時指導古典文學、古典文獻學兩個專業的碩士、博士研究生，主編《全清詞》，還擔任各級學術機構和團體的重要職務，日常事務分外繁忙。但就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是勤奮地寫出了一批高質量的詩學論文，使他畢生顛沛以之、造次以之的詩學研究在晚年爆發出輝煌的創造力，結出豐碩的果實。以往的舊著也陸續整理出版，在不到二十年間先后出版著述二十余種，數量驚人。將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刊行的《程千帆文集》即收入其中十九種：

　　史通箋記　校讎廣義版本編 與徐有富合著

　　文論十箋　校讎廣義校勘編 與徐有富合著

　　閑堂文藪　校讎廣義目錄編 與徐有富合著

　　古詩考索　校讎廣義典藏編 與徐有富合著

　　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　被開拓的詩世界 與莫礪鋒、張宏生合著

　　閑堂詩文合鈔　古詩今選 與沈祖棻合著

　　杜詩鏡銓批鈔　兩宋文學史 與吳新雷合著

　　讀宋詩隨筆　程氏漢語文學通史 與程章燦合著

　　新詩少作　儉腹抄 鞏本棟編

　　桑榆憶往

　　此外還有《治學小言》及編集《汪辟疆文集》、《沈祖棻詩詞集》、《黃侃日記》等，其中除《史通箋記》、《文論十箋》及《閑堂文藪》、《古詩考索》中的部分論文作于三四十年代外，其它的都撰寫于“文革”以后，僅此也可以看出千帆先生研究和著述的勤奮。但瀏覽這份目錄，讓人在欽佩之余又不免惋惜：如果不虛耗那二十年的光陰，這部選集又將會增添多少內容？“十有八年真露電，剩將白首仰蒼旻”，“未答涓埃傷老悖，極知禍福自乘除”，“無成素業勞湔祓，不辨遺書孰在亡”。一誦《閑堂詩存》中的零余之作，俯仰今昔，教人悲欣交集。

千帆先生的學術品格

　　千帆先生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非我這個做學生的所能全面評價，這里談論他的學術品格只能涉及詩學一個方面。詩學本是先生的家學，也是先生用力最深的學問。只要讀一讀《古詩考索》、《被開拓的詩世界》二書所收的論文，我們就能窺見先生在這一學術領域的造詣及其不斷深厚的歷程。周勛初先生為《古詩考索》寫的“讀后記”及同窗張伯偉所編《程千帆詩論選》的“編后記”對此都有詳致的論述，無須復贅。在此我只想就自己從先生學及讀先生著作的收獲，略談點對先生學術品格的體會。

　　通觀千帆先生的著作，我格外感覺到受陳寅恪學風影響之深，這也是世所公認的。作為前輩大師，寅恪先生將錢牧齋注杜以詩證史、以史證詩的方法推廣到整個唐代文史研究，實開一代風氣。程、陳兩家本是世交，千帆先生誼屬晚輩，又夙欽佩寅恪先生的學問，學風受其影響是很自然的。其實，在三四十年代，寅恪先生淵博的學問舉世仰止，受他沾溉的學人指不勝屈。但至今，有又多少人能繼踵前修，以突出的學術貢獻立于學林呢？看來，學風并不是決定學術造詣和成就的一切，還須輔以有效的研究方式和思想的智慧。以我看，開放的胸襟和強烈的理論意識乃是千帆先生治學的基本品格。從早期著作《文論十箋》和《史通箋記》可以看出，先生從青年時代就對理論懷有熱情。這兩部書雖以樸學的方式著成，但指歸卻是文學理論與史學理論。整個工作不是要完成一個樸學的成果，而是藉樸學形式的深入鉆研達到對文史理論經典著作的深刻理解，從而為文史研究積累下豐厚的理論素養。值得提出的是，《文論十箋》是較早用當代眼光來處理古代文論資料，按中國傳統文論的框架來建構理論體系的嘗試。就我所知，這項工作發軔于劉永濟先生的《文學論》，弘度先生用傳統文論素材編撰了中國第一部現代形態的文學理論，但他的整體框架是借鑒于西洋文學理論的。此后不斷有各種文學概論出版，大抵稗販西說，因缺乏本土的創作實踐而與中國傳統文學脫節。《文論十箋》總結并建立起中國文論特有的理論結構和修辭學說，非但在當時有針砭時弊的意義，在今日“本土化”思潮下加以回顧更具有某種超前的意義。

　　應當承認，理論意識只是一個優秀學者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但它具體體現在不同學者的研究中，方式是不太一樣的。千帆先生的理論意識，體現為研究活動中理論的運用與方法的自覺。考據與批評是傳統文史研究的基本方式，無論古代還是今天，都有無數學者運用這兩種方式獲得了豐碩的成果。千帆先生自己在早年的研究中，也分別運用兩種方式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他并不滿足。有感于清代學者將兩種方式分開，“使考據陷入繁瑣，批評流為空洞”的流弊，他試圖探索一種新的方式，開辟一條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的新途徑。1954年，沈祖棻先生在他們夫婦合著的《古典詩歌論叢》（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年）的后記中曾說，千帆先生在他的論文中“嘗試著從各種不同的方面提出問題，并且企圖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加以解決。因為在過去的古代文學史研究當中，我們感到有一個普遍的和比較重要的缺點，那就是沒有將考證和批評密切地結合起來”。抱著這樣的愿望，他們有目的地“嘗試著一種將批評建立在考據基礎上的方法”。這里說的考據和批評的結合不是以作家生平或作品本事、寫作背景的考據作為批評的基礎，那仍是傳統的方法；他們說的考據和批評的結合，是指用考據方法確立闡釋的起點或者說通過考據來解決闡釋的關鍵難點，實際上就是廣泛吸收、利用跨學科的知識，從非文學的闡釋中獲得文學和文學史的新結論。這清楚地反映在千帆先生當時寫的一些論文中。如《陶詩“少無適俗韻”韻字說》、《郭景純曹堯賓〈游仙詩〉辨異》、二文，通過對“韻”字“仙”字在六朝、唐代的獨特含義，揭示出其中包含的社會風習，從而對作品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論斷。《王摩詰〈送綦毋潛落第還鄉〉詩跋》一文，從詳細考察唐代科舉制度入手，發抉詩中包含的社會內容，使唐代習見的送人落第詩的深刻內涵通過個案分析得到了深刻的揭示。這些論文，都顯示出陳寅恪先生論著中的以史證詩的特點。而《韓詩〈李花贈張十一署〉篇發微》、《與徐哲東先生論昌黎〈南山〉詩記》二文則又運用近代物理學知識，引證登山運動者的視覺經驗，用以解釋韓愈詩中特殊的視覺描寫，并說明韓詩藝術表現上的一些特點及對后人的影響，非常新穎，不僅顯示出作者熱心關注學科以外知識、樂于接受新知識的開放態度，同時也體現了沈先生所說的從不同角度提出問題，并用不同方法加以解決的嘗試。讀《古詩考索》中的論文，我們能欣賞到一種方法的智慧──每一篇文章都出自獨特的角度，采取獨特的解決方法，具有獨特的構思和論析形式，給人以策略的啟示。這種方法的智慧決不同于前些年學界熱談的“方法論”，因為它們既不是作者一貫標舉或奉行的理論，也不是具有普適性的原則，而只是一種智慧──找到解決問題的最佳方式的智慧。除上引沈先生那段話外，千帆先生自己很少談“方法論”，只是通過具體的研究實踐表明，解決問題是有多種角度、多種方法的，而每個問題的提出方式將決定解決的方法，或者說問題本身會構成對方法的選擇。所以對所謂“新方法”，千帆先生的看法是：

　　應用新方法，有一個前提，就是一定要使結論比用舊方法得出的結論更深刻，新的方法要能發掘出新的內容。至少要對舊方法有所補充，否則又何必要新方法？新奇要落實到對作品的深入理解與開拓上，不然它就代替不了舊的。同時，不能因為提倡新的就排斥舊的，傳統方法仍要保留。（見《訪程千帆先生》，《文學研究參考》1987年第1期）

　　不難看出，千帆先生對方法的態度是非常通達的，因為它基于科學方法論的首要原則──有效性原則。他論文中體現出的那種講究方法卻不執著于既定之法的態度，同樣也是基于上述原則的。實質上，這正是中國古代工具論的最高原則——“至法無法”的具體體現。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理論意識在千帆先生的研究中，并非僅體現于研究過程及具體手段，更重要的是還貫徹到研究結果中去，表現為超越具體認識的對理論升華的追求。學界普遍認為，千帆先生的論文是比較有理論眼光的。我想這不光與他樂于學習新知識，了解新理論有關，也與他追求認識深度的學術觀念有關。千帆先生曾在《古典詩歌描寫與結構中的一與多》一文中申述了如下的主張：

　　從理論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學，應當用兩條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學理論”，二是研究“古代文學的理論”。前者已有不少人從事，后者則似乎被忽略了。實則直接從古代文學作品中抽象出理論的方法，是傳統的做法，注意這樣的研究，可以從古代理論、方法中獲得更多的借鑒和營養，并根據今天的條件和要求，加以發展。

　　同窗張宏生認為：“程千帆教授的治學，資料考證與藝術分析并重，背景探索與作品本身并重。研究問題時，往往從某些具體對象入手，然后從中抽象出一些規律來。”（《江湖詩派研究》后記，中華書局，1995年）張伯偉則將老師對理論的態度歸納為“以作品來印證理論”與“從作品中抽象理論”（《程千帆詩論選集》編后記，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前者如《讀詩舉例》一文，從古代作品豐富的藝術經驗出發，考察了批評史上“形與神”、“曲與直”、“物與我”、“同與異”、“小與大”五對審美范疇，以創作實踐發明了理論；后者則如《古典詩歌描寫與結構中的一與多》一文，由描寫、時間、聲律、章法多方面揭示出古典詩歌寫作中整一與錯綜的辯證關系，從古代詩歌豐富的藝術現象中提煉出一對未經理論家總結的美學范疇，抽象出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藝術規律。這樣一種主張及其實踐，在理論上的意義是巨大的。從研究對象上說，它“不啻為古代文論研究界提供了已發現一個新礦藏的重要信息。而且這一礦藏，猶如古代傳說中的‘息壤’，是生生不息，沒有窮盡的”（張伯偉語）。而從研究主體來說，它要求學者在研究古代文學時不應滿足于對具體事實的認識，停留在藝術現象的表面，而應該去發現紛紜的藝術現象背后那深刻、永恒的結構性存在。這實質上是對文學研究提出了超越現象，深入內核的哲學要求。這一要求無疑是非常高的，也許就是在將來也很少有人能企及。但這志在高遠的期待與黽勉不息的努力，已足以使千帆先生的詩學研究與時代的脈搏共振，以新穎的角度和獨造的深度，給學術界以耳目一新的感覺。我們還記得，十年前《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誤解》、《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等論文發表時，帶給學界的是一個什么樣的驚喜。博得一致稱贊的《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雖只是杜甫一首詩《飲中八仙歌》的闡釋，可是千帆先生的闡釋不僅角度新穎，分析透辟，而且通過一個個案的剖析，令人信服地作出一個論斷：偉大的作家在他們創作出偉大作品之前都有個心理和藝術上的準備過程，并在一些作品中留下標志其自我覺醒之轉折點的印跡。這是“從作品中抽象出理論”的一次成功的嘗試，其宏觀著眼、微觀入手的方式，也突破“三段論”的八股氣，給人一種新的感受。

　　作為親炙于千帆先生的學生和后輩學者，我經常驚異，先生的學術研究在七十高齡還保持著旺盛的活力，保持著敏銳的思維。顯然，強烈的求知欲和勤奮的思考能使人變得年輕。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學術思潮急劇涌入。當學術界非議蜂起，許多更年輕的學者都在抱怨“看不懂”，懷疑甚至拒斥它時，千帆先生卻在冷靜地理解、接受。以他的年齡，自然不可能去讀原著，但他仍通過各種途徑吸取新的知識，并以豐厚的藝術修養和通達的見識包容、消化它們。事實上，人類的心靈是相通的，對世界的認識本質上也是相通的。當人的學養與見識達到一定的深度廣度時，就會在世界上發現愈益多的相似，錢鐘書先生的學問便是個典型的例子。1980年千帆先生寫作《相同的題材與不相同的主題、形象、風格──四篇桃源詩的比較研究》時，尚未接觸原型批評的理論，只是受清代金德瑛的啟發；而1982年寫作《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誤解》時，也尚未讀到關于接受美學及解釋學的學說，可是這兩篇論文的出發點、意旨和方法卻完全與上述兩種理論相融通。這不僅啟示我們，傳統的研究方法中也包含有現代批評的因素，現代文學理論需要學習和借鑒；更重要的是說明了，理論最根本的源泉是創作和研究的實踐。從具體的實踐中抽象出理論，才是學術研究的根本任務和最終目的。因為這才意味著認識的深化。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千帆先生的學術品格：開放的胸襟，強烈的理論意識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對認識的深化和超越的自覺追求。

　　還是在四十年代，千帆先生最初發表的幾篇詩論，就以探索和創新意識博得前輩大師朱自清先生的贊賞。四十多年過去，先生的新作仍充滿活力，給后輩學者以多方面的啟迪。這本身不就意味著先生的詩學在隨著時代進步，并始終站在時代的前沿嗎？如果從本世紀中國詩學研究的學術流程來看千帆先生的論著，就能感覺到它在當代中國詩學研究中所占的承先啟后的位置。先生繼承文史結合的學術傳統，從目錄學入手，以史學為本，熔考據批評于一爐，開創了一種古典詩歌批評的新模式。可以預見，日后我們回顧八十年代的學術史時，先生的詩學會愈益凸現它在學術轉型中承先啟后的意義。

千帆先生的教書育人

　　千帆先生不僅是一位優秀的學者，同時也是一位杰出的導師和學術帶頭人。十八年的政治風雨消耗了他最寶貴的學術年華，等到重返學術崗位時，先生已是六十四高齡。歷經磨難使他對學術有了更深遠的抱負和關懷，在勤奮著述的同時，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學科建設和培養學術隊伍上。千帆先生三十四歲就任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又兼中文系主任，對教學、科研包括學科建設和管理都有一定經驗，更兼對匡亞明先生的國士之遇深懷知己之感，所以一調入南京大學工作，便為大學系科的建設和管理貢獻一系列有價值的意見。如今，學界同人常感嘆，南京大學中文系因聘請程先生任教而煥發生機，古典文獻研究所由此成立，古典文學專業由此再度興旺。先生關于古典文學文獻學研究生培養的幾次講話，后來作為教委文件發到各院校，對古典文學和古典文獻專業研究生培養、學位論文的規范化及評審基本原則的確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先生不僅對新知識十分關注，對后輩學者的成長，對學術隊伍的建設也倍加關注。每次聽先生論學，都感覺他對后輩學者的論著非常了解，熟悉許多后輩學者的特點。入學不久，他就讓我們都讀一下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說這部書的寫法很有特點。又讓我讀臺灣大學張淑香女士的《李義山詩論析》，說這部書運用了當今西方的各種文學理論，可謂十八般武藝俱全，讀一讀可以了解海外學者是如何研究古典詩歌的。羅宗強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也是先生經常提到并給予好評的著作。當時南開大學中文系博士生蕭占鵬到南京訪學，正值羅先生申請博士導師，想聽聽程先生的意見。我陪蕭占鵬去拜見先生，當介紹蕭王達津先生的研究生，也是羅宗強先生的學生時，千帆先生說：“羅先生我知道的，他的文章也讀過，很佩服。”蕭占鵬說他擔心您不知道他，先生說：“我對中青年學者的東西還是注意看的。我們也干不了幾年了，很快要交班，以后主要靠中青年同志來干。”這種交班意識時時縈繞在先生心頭，在學會組織、系科建設、梯隊培養一系列問題上表現出寬容大度的胸襟和高瞻遠矚的眼光。唐代文學會老中青三代學者的團結和良好風氣，南京大學古典文學專業梯隊的形成，與先生對學術的公心是分不開的。

　　眾所周知，千帆先生為國家培養了第一個文學博士莫礪鋒，到1990年退休為止，共培養了十名博士及近二十名碩士。據說當年讓程先生招博士生時，他起初是有顧慮而推辭的，因為誰也不知道博士是何等樣的水平。后先生辭不獲已，就提出先看看海外的文學博士論文，等到看過一些博士論文后，先生心里有了底，向有關部門說：“如果博士論文就是這樣的，那么我能指導。”先生的謙虛和自信就是這樣統一在一起的。先生晚年將培養學生放在第一位，花了無數心血在指導學生研究上，從研究生入學的課程設置、教學到學位論文的指導，全都是他自己考慮、安排的。每份課程作業他都一字一句細心批改，然后從文章的主題、結構、材料到論證、行文、格式各方面指出還存在的不足，讓我們修改，有時甚至反復多次。我作博士論文時，先生正抱病住院，部分文稿是送到醫院，由先生在病房審閱批改的。第一稿上幾乎每頁都有先生的批語，第二稿也有許多頁留下先生的手跡，后來學校圖書館要求凡博士論文須將底稿交館保存，我忍痛交出第二稿，而將第一稿珍藏篋笥。

　　千帆先生培養學生的宗旨是德才兼備，全面教育，不光做學問，做人的方面也從嚴要求。平時待人接物、立身處世，甚至小到寫信、題款的格式問題，都隨時指點。先生對學生的要求之嚴在學術界是有名的，以致日后常有人問我一些傳聞是否真實，我一聽幾乎都實有其事。先生的嚴格要求，有兩點給我印像最深：一是從小事抓起，二是不輕許可。比如世傳先生要求寫字必須正楷，不許潦草，確有其事。我們入學后第一次謁見先生，他就提出這個要求，作業須工整書寫，不得連筆草書。先生當時的訓誡還錄音保留下來，收在同窗鞏本棟編的《程千帆沈祖棻學記》（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以前曾有個碩士生，作業潦草，先生指出多次不改，最終令他退學。我的書寫也曾被先生批評過，先生強調這是要培養我們一絲不茍的認真習慣。三年中，我常聽先生稱贊別人的研究和工作，卻很少聽到對我們學生的稱贊。我受到的可以認為是肯定和稱贊的評語只有一次，是稱贊《左傳》課程作業《〈左傳〉與〈戰國策〉中說辭的比較研究》在思維能力和寫作水平上有所提高，后來先生把他推薦給《南京大學學報》發表。

　　先生在專業上對學生的要求，正如周勛初先生所概括，是“治學應溝通古今，融文史于一爐，考據與批評并舉，嚴謹與創新并重”。在這總的原則下，先生還要求學生知識面廣，關注理論，學好外語，提高研究和寫作水平。先生經常說，博士博士就是要博通一門學科的多方面知識，只知道自己研究課題的有關知識，將來既不能教書，學問境界也不高。我至今保留著博士生入學考試的試題，是應試后默記的。專業基礎考試“中國文化史”的試題為：

　　1．《左傳》與《公羊傳》有何不同，各對后世產生什么影響？

　　2．試述《漢書·藝文志》的淵源與學術價值。

　　3．考定一部古代作品有哪些方法？請舉恰當的例子加以說明。

　　4．在科學上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闕一不可，交相為用，請以章炳麟、王國維或陳寅恪等人的著作說明這個觀點的正確。

　　專業考試“唐宋文學”的試題為：

　　1．中國文學史上“賦”有幾種含義？它們各產生于什么時代？關系怎樣？

　　2．南北文風、學風不同，前人多有論述，就你所知加以說明。

　　3．試述從建安到元和的駢、散文的變化。

　　4．簡論謝靈運詩。

　　5．簡論王維詩。（與上二題選一）

　　這兩份試卷大概可以顯示，先生心目中的博士生應具什么樣的知識面。這種意識不只體現在考試之際，也貫穿在日后的教學中。當時不少學校的博士生都不讀課程，入學后就研究問題，做學位論文。千帆先生不贊成那樣的方式，認為課程的學習，不光能為日后的研究打下廣博的基礎，更直接為學位論文的研究和寫作創造一個演練的機會。就我自己的體會而言，學位論文的寫作是深深得益于六門課程的研習的。先生對學生的培養，不光因材施教，更因學施教，每根據各人的基礎和才性以及專攻方向制訂教學計劃。同樣是六門課，先生給我開的和給張宏生、曹虹開的就不同。我的是《詩經》、《楚辭》、《左傳》、《莊子》、《史記》、《文心雕龍》，要求讀完六部書，各寫出達到省以上刊物發表水平的報告。因此我第一年讀得很苦，報告則到第二年上學期才全部做完，后來發表了四篇，《莊子》和《史記》自覺拿不出手，至今壓在箱底。我在碩士階段除了學位論文，沒做過什么大型的研究，經過六篇報告的寫作，我真是感到把握問題，論述問題和文字表達的能力都明顯提高了。

　　千帆先生于文學研究尤重體驗，在詩歌批評方面，格外強調創作經驗對批評的重要性，諄諄告誡后學：“從事文學批評研究的人不能自己沒有一點創作經驗。”（《答人問治詩》）先生自己是個詩人，大學時代就曾與常任俠、汪銘竹、孫望等先生結土星筆會，出版《詩帆》。1937年與女詞人沈祖棻結婚，雖置身于戰亂流離中，不廢筆墨唱和之樂。當時他們都熱心于新詩創作，所有作品后由先生在武漢大學的學生陸耀東教授編為《沈祖棻程千帆新詩集》刊行。據查考，現代詩中第一首寫南京的詩作就是千帆先生1934年發表的《鼓樓》。但后來先生寫作更多的還是舊體詩詞，前后累積有數百首，不幸毀于浩劫。劫后就記憶所及并近作編為《閑堂詩存》，約二百首，附刊于《被開拓的詩世界》，贏得廣泛好評。先生曾說，此舉意在讓人知道，自己的詩論如果還有一二可取之處，那是與會做幾句詩分不開的。基于這種體會，先生總是鼓勵我們學寫古體詩詞。遺憾的是我夙乏才情，又比較懶惰，偶爾寫一兩首，始終沒有進步。1997年在日本應人之請，為某尼僧作題畫像詩，該尼素愛杏花，希望詩中有杏花意象，遂成七絕曰：“不隨群妍競芳時，疏雨簾櫳雪滿枝。廿四番風吹夢遠，冰心未許世人窺。”后呈先生審閱，先生復函說不成體：“看來我對你們的訓練還是有缺陷的，你對作詩全未入門。要下功夫好好學才行。”我看了十分慚愧，更慚愧的是我還不知道毛病何在，先生開示說：“作詩猶學書，平日當博覽，寫作時則當先守一二家入門。”不知何時才能不負先生苦心。

　　千帆先生對外語水平要求之高，也是學界的傳聞之一，莫礪鋒大師兄是外語系出身，多多少少加強了人們的印象。這也確實是事實。但先生重視考生的外語成績，是因為他希望學生在讀學位的三年中可以少花時間在學外語上，這就不是人們都知道的了。先生曾有三年中讓我們出國游學一次的打算，1986年3月他曾對我們說：“我在盡力設法能讓你們出去一次，把外語提高，也開開眼界。今后的文學研究，非要打開窗戶接受別人的成果不可。我對考生外語要求高，正是為了入學后可以少花時間學外語，可以一心學專業。不知道的人，以為我就注意外語。”這就是先生的思路。而我當時確實參加過日本文部省獎學金進修生的申請，最終因受在學學生的規定限制未能實現。現在，南京大學的古典文學專業已和日本奈良女子大學合作，每年互派學生訪學，實現了先生當年的心愿。

　　先生對學生要求雖嚴，但決不拘束學生的研究個性，不僅尊重學生的獨立思考和見解，更鼓勵學生在學術思維和研究方法上多方探索。先生的教學方式也是靈活多變的，正像要求學生能寫作詩詞一樣，特別注重體驗。記得入學的第一年，先生有意讓我們到棲霞山棲霞寺的金陵佛學院去旁聽一個月，就住在寺中，跟僧徒一起晨鐘暮鼓地生活一陣，好對佛門境界有所經驗。為此我去拜訪擔任院長同時也是鎮江焦山定慧寺住持的高僧茗山法師，申明此意，遺憾的是，法師當時因外事活動繁忙，法體違和，且以曹虹旁聽，法席多有不安，而婉轉謝絕了。現在回想當時的對話還很有趣，法師有言：“小和尚怕見女人。”這個怕，我想不會是“歸正求真，怕甚么虎狼妖獸”的怕，無非是他自己怕再現“鬧道場”的情景罷。

　　先生為人幽默風趣，出口成章，而且一肚子掌故，聽先生論學，侍先生談笑，那絕對是一種享受。逢先生高興，講些儒林舊聞，莊諧雜出，一座生風。八十年代后期，先生漸覺精力不濟，遂不著書。除取歷年治學心得，與吳新雷教授及門人徐有富、莫礪鋒、張宏生合作完成《兩宋文學史》、《校讎廣義》、《被開拓的詩世界》三書外，主要從事汪辟疆先生文集、黃季剛先生日記、沈祖芬先生詩詞集的編訂。曾對我說：“顧亭林說注古典易，注今典難。許多本事，惟有當事人知曉，時過境遷，則不知所謂。”于是便舉沈祖棻先生《得介眉塞外書奉寄》“猶憶春風舊講堂，穹廬雅謔意飛揚”兩句，給我講了它的本事：王易字曉湘，博學而訥于言詞，三十年代初在中央大學講樂府通論，學者多以聽受為苦。女生游壽（后任哈爾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素善謔，便擬《敕勒歌》之體嘲道：“中山院，層樓高。四壁如籠，烏鵲難逃。心慌慌，意忙忙，抬頭又見王曉湘。”見者無不大笑。先生當時念詩的音調和表情至今歷歷在目。

　　先生談話常信手拈古引典，娓娓不絕，有些可能會引起尷尬的問題，先生以妙語出之，頓時輕松化解。曾聽陳尚君說，一次章培恒教授與先生閑談，以不嫻于書為愧，先生隨口說：“章學誠字也不好。”蓋章教授紹興人，大學者章學誠是他的鄉先輩，先生雖一時戲語，卻寓褒許于解嘲，可謂妙語解頤。記得二年級的時候，看到其他學校的研究生都出去開會，我們幾個也想去。對我們的要求，先生不置可否，卻說了《世說新語》上的一個故事：“謝安石隱居東山時，兄弟都做了官，他夫人對他說：‘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安石捂著鼻子說：‘但恐不免耳。’你們也是，他年恐不免耳。”我們都樂了。張伯偉說，程先生剛調到南京大學時，身體還健朗，給本科講大課，那才叫精彩，真是妙語連珠。當時正值校內基建，聲音噪雜，學生或不耐煩，先生泰然自若，說：“我們應該忍受，因為這是建設。”雅量真不可及。我畢業離開先生后，常與先生通信。先生的書翰都很風趣，信手引用古詩古語，最是妥帖有味。一次講到最近眼睛不好，很少看書，引東坡句：“山中老宿依然在，架上《楞嚴》已不觀。”讓人忍俊不禁。1989年6月10日，我經歷“六四”回鄉省親，經過南京謁先生。值《汪辟疆文集》甫印成，先生取一冊頒賜，并隨手題了一句：“‘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蔣生大弟無恙南歸，書此以贈。”這種記誦涵泳的功夫和運用存心之妙，讓做學生的佩服到地。

　　讀先生的論著，明顯能感到藝術感覺的敏銳。平時聽先生論學，隨便談起古人或近人的詩，總有出自體會的妙語，如果記錄下來一定是精彩的詩話。記得有次談到風格的把握，先生說：“唐詩和宋詩不同，讀多了宋詩，就會不滿唐詩。唐詩固有許多宋人不可及處，但與宋人比，唐人顯得笨拙。唐人對仗多僵硬，而宋人則活脫。就作家而言，蘇、黃同為大家，但有不同，蘇淺黃深。蘇盡管學陶，終淺，陶深。蘇東坡對一切都滿不在乎–要在乎他早死了。坡詩如浪濤澎湃，但較淺，只是在上面翻滾。”這段話給我印象特別深，回去記在筆記里，越琢磨越覺得真正是深造有得之言。如今的詩歌批評，雖然理論一套一套，橫豎說得頭頭是道，但這種嚴羽稱為“取心肝劊子手”的解悟，卻是百不遇一了。

　　回想從先生受業之日，倏忽已十年，當日的白袷少年今已風塵滿面，先生也垂垂老矣。說來我和先生也算有緣。1980年我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寫了一篇論絕句起源的習作，寄給先生請求指點，這也是我平生惟一的一次將習作寄給不認識的人審閱。我記不起當時是怎么想到寄給先生而不是別人的了，大概只覺得千帆先生很有名吧。那時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學術研究，先生回信告訴我，這個問題已有些學者發表過論文，《學原》第一卷四期登有孫楷第先生的研究，值得參看。做學問必須先了解別人的研究，然后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當時我找不到《學原》，這篇習作也沒有再接著做，但先生的話深印在我腦子里。考碩士研究生時，我第一志愿就是報考千帆先生，因外語成績不好落第，后來我再考先生的博士生，最終有幸列在門墻，飽受三年教誨。讀課程的一年多，每次去先生家問學，回來都記下所聞。最近我把那些筆記整理出來，題曰《立雪私記》，附在后面，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先生求知治學和教書育人的苦心。

　　先生的生涯雖歷經顛沛，晚年終究是幸福的。看到自己的文集、晚年主編的《全清詞》、《中華大典》文學卷陸續出版，先生滿心歡悅。更讓他欣悅的是，他用心栽培的學生，都如他所期望，老老實實地在做學問，做人，這給他老人家的晚年增添愉快和滿足。我借此機會遙祝老師身體健康，幸福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