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陳東有，教授，為史學博士、著名歷史學家、文學研究專家。他曾任職于南昌大學，長期從事中國社會經濟史和中國文學史等專業的研究與教學，現為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他的專著《走向海洋貿易帶》、《現實與虛構》、《金瓶梅文化研究》在學界影響巨大，他還主編過《中國的農民》，合著《科教興國論》等著作。

　　

　　我們這個社會對《金瓶梅》的態度一直是矛盾的，或者說是存在著悖論的。“人皆好之，人皆惡之”。既有好奇、好讀之心，又有討厭、防備之意。

　　——陳東有

　　

　　閱讀提示：

　　■《金瓶梅》是中國古代一部描寫世態人情、自然人性的長篇章回體小說。它產生于明嘉靖、萬歷年間，比《紅樓夢》早200年，與明《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合稱四大奇書。

　　■書中人物潘金蓮、李瓶兒、春梅都是主要人物，書名就叫《金瓶梅》，又稱《金瓶梅傳》；西門慶也是書中重要人物，所以又稱《西門傳》。

　　■1932年北平圖書館從山西收購到一部《金瓶梅詞話》，該版本刊行于公元1617年，是迄今為止《金瓶梅》的最早刻本，刻本前附有序言，署名“欣欣子”，指明作者為“蘭陵笑笑生”。“蘭陵笑笑生”是何人？學術界有爭論。

　　■《金瓶梅》自它誕生之日起，就毀譽聚于一身，清代康熙年間小說理論家張竹坡曾做評點本《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肯定了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今天來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讀《金瓶梅詞話》的一些想法，一些研究心得。

　　從小說的文學文本中走出來，因此定的題目是《〈金瓶梅詞話〉的非小說意味》，請大家批評指正。

　　金瓶梅中的經濟意味

　　記得十多年前，與幾位經濟史同行閑聊，聊到了股份經濟的歷史，大家都說到，股份經濟和股份制，大概是在17世紀初，首先是從歐洲的資本主義發展起來的。于是，我講了《金瓶梅詞話》中的一段故事，請教諸位。

　　西門慶從開生藥鋪入手，賺了錢，開了絨線鋪，又賺了錢，于是想開一家綢緞鋪。他有錢，但缺鋪面和經營管理人才，于是與喬大戶商量。喬大戶把自己臨街的房子打開，作為鋪面和倉庫；西門慶出資本；又請來甘、韓、崔三個伙計做經營管理，算是管理技術入股。關鍵是利潤分成，書中第五十八回寫道：

　　“西門慶叫將崔本來，會喬大戶那邊收拾房子卸貨，修蓋土庫局面，擇日開張舉事。喬大戶對崔本說：‘將來凡一應大小事，隨你親家爹（指西門慶）這邊只顧處，不消多較。’當下就和甘伙計批立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譬如得利十分為率，西門慶分五分，喬大戶三分，其余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分均分。”

　　故事很簡單，參股分紅說得清清楚楚。于是大家議論起來，有人認為這還只能算是傳統的合伙經營，不能算股份經濟。有人則認為這是典型的股份經濟，其中不僅有以物資、資本入股，還有以管理技術入股，只是還沒有形成股份制度。有人問，這是什么時候的事？我告訴說，《金瓶梅詞話》有一署名“東吳弄珠客”所作的序，留下了時間標記是“萬歷丁巳季冬”。“萬歷丁巳”為1617年，而根據此序所說，書已經流傳了一段不短的時間。即使以此為成書年限的下限，那么書中所說股份經濟最遲也是在十七世紀初。

　　當然，我們不能說中國在十七世紀初就已經有了股份制了，但不能否認股份方式是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方式，股份經濟的早期模式在一些很有頭腦的經營者那里已經是運用得十分嫻熟。

　　《金瓶梅詞話》在中國小說史上有很高的地位，成功地寫活了一個十分紛繁復雜的社會：以西門慶及其家庭為中心，寫了市場買賣，寫了官場來往，寫了朋友哥們，寫了妻妾仆婦，真可謂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各人可以根據自己的閱讀偏好從中獲得文學的審美。《金瓶梅詞話》給我們提供的經濟史料是十分豐富的，這是它十分寶貴的所在。它生動形象地提供了大量明代中期的經濟資料，這種資料雖然不可與史料相提并論，卻也達到了一般史料達不到的生動細致水平，記載了史料所沒有記載的生活真實。比如剛才說的關于股份經濟的事情，還有棉花、棉布、綢緞及其加工和市場行情；服飾、飲食、家具的加工及其市場行情。特別值得一說的是小說展示了當時京杭大運河的河運、商業貿易、稅收的情況及由此帶動起來的服務業發展。

　　金瓶梅中的道德意味

　　我們這個社會對《金瓶梅》的態度一直是矛盾的，或者說是存在著悖論的。“人皆好之，人皆惡之”。既有好奇、好讀之心，又有討厭、防備之意。問題不僅是因為它其中有百余處近兩萬字的性描寫，或者說是與人物命運緊密關聯的性故事，更是因為讓人們看到很多故事就是發生在今天，一些人可以從中看到現實中的某某，看到現實中的社會某個方面。這是個令人頭痛的問題。這樣看來，《金瓶梅詞話》的道德說教也就不是簡單的可以用“封建”“傳統”概括得了的。

　　西門慶是小說的核心人物，一號角色。他的兩只腳，一只踩在商場上，一只踩在官場上；他的兩只手，一只不斷地收進錢財，一只伸向女色。商場上，他是最會賺錢，十年不到，家產從數千兩發展到近十萬兩。官場上，他上結京城要官，下聯縣府四衙，中央、地方的官員有很多是他的朋友，既有不少是他需要的朋友，也有不少是需要他的朋友。女色上，直接有性關系的女人有二十多位，他好女色，最終為女色丟掉了性命；女色也好他，有錢的原因，有權的原因，也有他自己的風流倜儻舍得在女人身上花錢花時間的原因。因此，在中國小說批評史上，還有中國的文化史上，他得到的道德批判要比他應該得到的文學批評和文化評論多得多。到后來的今天，則干脆就是“流氓”“惡霸”“市儈”的評判。其實，我們對書中的道德說教研究得并不夠。

　　《金瓶梅詞話》道德說教的主旨集中體現在小說開篇的《四季詞》和《四貪詞》以及第一回的開場白上，穿插在全書人物和情節中的說教都由此展開。《四季詞》和《四貪詞》從一正一反兩個方面，以具體的酒、色、財、氣為批判對象，以西門慶等人的命運故事作為案例，對自己所肯定的道德規則和人生價值作了辨析和說教。

　　一是戒貪酒。酒不能不飲，“酒熟堪酌，客至須留”。但那是在清幽的茅舍之中，獲得“無榮無辱無憂”狀態，所以才可以“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四季詞）。不能貪酒，貪酒能亂性，令飲者失去原本應該有的行為約束。“酒損精神破喪家，語言無狀鬧喧嘩”，“失卻萬事皆因此”（四貪詞）。“萬惡淫為首”，但“酒是色媒人”。因此，“切須戒，飲流霞，若能依此實無差”（四貪詞）。小說中說到縱欲行為，大多與酒密切相關。西門慶所用春藥一定要用酒為引，是形象的“色媒人”。

　　二是戒貪色。“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具有濃厚的子嗣觀念和養生意識的中國人不提倡也不接受禁欲主義。但不能貪色，不能縱情，更不能縱欲，縱欲不僅是道德問題，也是生理問題，縱欲必然導致倫理混亂和折壽夭亡。西門慶就是順著這條邪道走到黑的。戒貪色不等于禁欲，而寡欲則為節欲的表現。所以作者提出的問題是“少貪紅粉翠花鈿”，“莫戀此，養丹田，人能寡欲壽長年”（四貪詞）。情色二事，關系密切，互為因果。戒色，必然要做到抑情。“情色二字，乃一體一用。故色絢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第1回）情生于自心，為體，有情則好色，遇色則情煽。所以“從今罷卻閑風月，紙帳梅花獨自眠”（四貪詞）。這是以抑情來節欲，從而達到“休愛綠鬢美朱顏，少貪紅粉翠花鈿”的戒貪色的目的。《金瓶梅詞話》道德說教中針對的最大道德問題就是色欲。

　　三是戒貪財。作者道德說教的批判標準不是不要財富，而是一要公道本分之財，“錢帛金珠籠內收，若非公道少貪求”（四貪詞）。“富貴自是富來投，利名還有利名憂。命里有時終須有，命里無時莫強求”（第14回）。二不能貪多，不是公道本分之財不能貪，就是公道本分之財也不能多。貪財者會因貪而不仁，財多者因富而致禍。“淫嬻從來由濁富”（第27回），“富遭嫉妒貧遭辱”，而且“親朋道義因財失，父子懷情為利休”（四貪詞）。三強調積財不如積善，“為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崇當日富，難免殺身災。鄧通饑餓死，錢山何用哉！……多少有錢者，死了沒棺材”（第79回）。西門慶受批，最大的罪過是縱欲，但最先的罪孽是有錢，是因富而獲名，因富得貴，也因富而縱欲。沒有那么多的錢，他哪里能那般地用銀子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什么，也就能做成什么？結果，死時連棺材也沒來得及備妥，近十萬家財也沒帶走一分一厘。

　　四是戒使氣。使氣也可曰“尚氣”，氣是強梁之氣，強橫之氣。“一時怒發無名穴，到后憂煎禍及身”，所以待人“莫太過，免災迍，勸君凡事放寬情。合撒手時須撒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四貪詞）。主張“柔軟立身之本，剛強惹禍之胎。無爭無競是賢才，虧我些兒何礙”（第1回）。在小說中，使氣逞強逞能者大多無好下場。西門慶、李瓶兒、潘金蓮、孫雪娥、宋惠蓮、春梅、陳經濟，一概如此。尤其是潘金蓮、春梅，都是有理無理皆不饒人的人物，春梅更是一副剛性脾氣。

　　這些道德說教中包含的價值觀、人生觀，有傳統社會的標準，值得商榷，值得反思，但其中不乏人生和社會規律性的東西，很有承繼的意義，不能一概否定。特別是在我們的經濟發展有了很大很快的進展，而社會建設、道德建設卻跟不上的時候；特別是有些人的財富也有了很大很快的發展，而個人卻無法恰當地處理這些財富的時候，由財富而滋長的色欲、物欲、霸氣卻超常表現出來，《四貪詞》的告誡就不無道理了。《金瓶梅詞話》并不是反財富論之書，而是告誡人們在獲取財富上需有正當手段，在處理財富中要有智慧。于是，小說中人生觀、價值觀的哲學意味也就透顯出來。

　　金瓶梅中的哲學意味

　　道德觀是社會倫理意識，實際上是人生觀、價值觀的體現。人生觀、價值觀又取決于人的行為的根本指導思想的世界觀或者說哲學觀。社會的道德說教不僅要依靠一定的社會倫理準則，而且更要以哲學思想作為基礎。

　　《金瓶梅詞話》成書時間約為嘉靖末年至萬歷初年。故事所寫的空間乃為當時商業經濟和市民階層最為發展的中國東部運河一帶。故事所反映的現實，或者說道德說教所批判的對象，是十分活躍的商鎮河埠中的商人市民階層構成的商業小社會反傳統道德的觀念、行為，說明當時在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地區，傳統的倫理道德體系受到了極大的沖擊，而新的能夠規范人們行為倫理道德體系還沒有建樹起來。從目前研究的成果來看，《金瓶梅詞話》中說教的道德標準的構成主要是作為大眾行為準則的明代理學中若干訓條和融道、佛二教善惡觀、因果報應等為內容的民間宗教意識以及民眾的生活經驗。作者的這種選擇，自有自己的哲學基礎。

　　一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和節欲觀，寡欲以養心。

　　從《金瓶梅詞話》的道德說教主旨看，西門慶、潘金蓮這類人都壞在人欲上，而且是過分的貪欲。“富與貴，人之所慕也，鮮有不至于淫者；哀與怨，人之所惡也，鮮有不至于傷者。”“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惡之。人非堯舜圣賢，鮮不為所耽。”但應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欣欣子序）不可似“金蓮以奸死，瓶兒以孽死，春梅以淫死”，“奉勸世人，勿為西門之后車可也。”（東吳弄珠客序）這正是《中庸》中所謂的“中和”節欲觀的具體運用：“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儒家不同意禁欲。“食色，性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強調用倫理規范來約束人的男女關系及其各種欲求，同時又使這種約束作為一種修養來促進人的道德的完善。“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盡心下》）寡欲存善，多欲失善，養心在于存養善性，當要寡欲。

　　二是道家的“道法自然”，寡欲以保身、養生、養親、盡年。

　　對于人的種種欲望持什么態度，在先秦諸子中已有不同的看法。《老子》提倡“無知無欲”，原因不復雜，“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圣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所以“不上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圣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三章）老子這種愚民不知以達到無欲的哲學，是過于理智了，大概在當時“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現實中就行不通，到后來經濟發展了，社會進步了，就更行不通了。但是其中說到物欲的緣起和節欲在社會倫理中的意義以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的終歸自然的思想卻是啟發了其他的哲學家，并極大地影響了后人。《金瓶梅詞話》中也就有了不少“寬性寬懷過幾年，人死人生在眼前；隨高隨下隨緣過，或長或短莫埋怨；自有自無休嘆息，家貧家富總由天；平生衣祿隨緣度，一日清閑一日仙。”之類的說教。（第49回）

　　與老子同，莊子主張寡欲，主張回歸自然；與老子不同，莊子把寡欲同貴生、養生結合起來。莊子追求他的“逍遙游”，期待的是有涯之生命獲得無涯之逍遙。但他同時也深知“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所以講求保身、全生、養親、盡年（《莊子·養生主第三》）。莊子認為人生有涯，實質上是肯定人的自然屬性，所以其保身、全生、養親、盡年論的就是自然之身的保養，這與儒家寡欲以獲得道德的完善不同。“夫富者，若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也。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至樂第十八》）輕欲重生，止欲而貴生。莊子的這些思想，對后人的影響非常大，《金瓶梅詞話》的作者也不例外。生命的內涵是什么？后來者有不同的看法，追求生命的自由逍遙當然大有人在，把貴生發展成為養生，甚至發展成為養生之術的也大有人在，但對廣大民眾來說，主要還是健康保命。《金瓶梅詞話》的《四季詞》宣揚的就是寡欲養生的境界，而書中不少的說教是重在尋求健康保命的目標上。

　　三是楊朱一派適（節）欲順生觀。

　　楊朱之學認為人欲與人的生命存亡密切相關，有關觀點主要保存在《呂氏春秋》的《貴生》、《重己》、《情欲》等篇中。“凡生之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適欲。”（重己）“適欲”就是“節欲”。“圣人深慮天下，莫貴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芳香，口雖欲滋味，害于生則止。”“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貴生）“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圣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圣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情欲）這里認為貪心與欲情也是人天生的，無論是誰，要生存，就要節制自己天生就有的這種貪心和欲情。圣人修節止欲得到的就是不過節之情，于是得以生存；而未能得生存者是因為不能修節止欲，失去了不過節之情，也就是放縱了自己的欲。“俗主虧情，故每動為亡敗。耳不可贍，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為也。”（情欲）人欲與人之生存的利害關系，解釋了作為自然的人與自然規律之間的關系，合乎自然之理，也易為人們所接受。所以，也成為后來包括中醫診治預防由貪欲而引起的疾病在內的各種說法的思想基礎。（孫思邈《千金寶要》卷六有：“快情縱欲，極意房中，稍至年長，腎氣虛竭，百病滋生。”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七《養性序》有：“恣其情欲，則命同朝露也。”）《金瓶梅詞話》在說教中勸人們節欲的指導思想當然與此有關。

　　這就是《金瓶梅詞話》道德說教的哲學基礎，了解中國傳統哲學的人也都知道，這些哲學基礎又是中國哲學的傳統命題。

　　金瓶梅哲學意味的反思

　　《金瓶梅詞話》不是一部哲學著作，但其道德說教以中國哲學的傳統命題作為自己的基礎。《金瓶梅詞話》的道德說教目的不僅在于維系或彌補或重建被經濟社會沖擊了的傳統的倫理道德體系，而且還在于關注人，關注人自身的命運。所以，這部作品才會具有超越時空的美學魅力和哲學內涵。

　　一是處理生命與欲望之間關系的合理性。

　　《金瓶梅詞話》的作者面對著的世界不僅是一個由于理性壓抑而扭曲了人性的現實，更是一個由于經濟發展而膨脹了的欲望發泄的現實，傳統的倫理秩序受到了沖擊，傳統的道德規范也失去了曾有過的約束人心人行的力量。所以作者總是強調生命和欲望之間關系的辯證說法，反貪酒貪色貪財使氣以節欲，節欲以保身，以達到生命與欲望的和諧。

　　無論是誰，都不可能生就一副可以承受任何欲望摧殘的金剛之身，人的肉體的形成、成長、死亡，是自然的規律。人不僅生命有涯，而且肉體的承受力也有限。人的欲望是意識活動，不僅無涯，而且會不斷膨脹。以有涯、有限的自然生命之體去抗爭無涯、無限的欲望追求，必然導致肉體的崩潰。若要阻止這種崩潰，就必須把無涯、無限的欲望追求限制為有涯、有限的欲望實現。節欲、寡欲的意義正在于此。生命與欲望之間關系的合理性，就是合乎自然規律性。《金瓶梅詞話》在敷演第一號人物西門慶的一生時所從事的道德說教，正是要說明這么一種人生觀、價值觀。批西門慶毒害人命，占人妻女，腐蝕官吏，得財枉法，還是屬于表層次的道德批判，深層次的批判在于他對自身的自毀，他那難以抑制的縱欲在破壞社會倫理的同時，也在消耗他自己。他要求胡僧給他那百十粒春藥丸如同他以肉體生命為賭注的籌碼，以縱欲來消耗自己生命的賭博，每一次都是失敗的，用去一粒春藥，就是失去一個籌碼，最后必然藥盡命喪。作者為了強調這一點，對西門慶臨死時的慘狀作了突出的渲染。我們應該客觀地肯定這種死對生命與欲望關系作出的合理的解釋。因為這種解釋在“封建社會”和“封建社會”前前后后，在西門慶、東門慶、南門慶、北門慶身上都是合乎事物的普遍規律性因而具有積極意義。

　　二是肯定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和諧性。

　　人與自然之間關系和諧地發展，是人類社會永恒的哲學命題。人與自然的和諧，不僅是人與動物世界、植物世界，與山地河流、海洋極地之間符合自然規律的共生共存，也是社會的人與自然的人、欲望的人與肉體的人之間合乎規律的生存與發展。人本身就有自然屬性，人就是自然中的一員，人應該通過自己的理智控制自己超越自然之體的承受限度的欲求行為，實現良好的健康生存。尤其是在一種束縛人的自由發展、完全扼殺人的自然欲求的時代行將結束，而新的倫理道德尚未成熟之時，人的欲望在財富與權力的支持下，必定會無忌無憚地噴涌出來，人與自然和諧的命題就更為重要，肯定人的生活欲求與自然生命的和諧就具有了現實的意義。四百年前的明代社會，不可能有我們今天這樣對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深刻的認識，但是《金瓶梅詞話》道德說教提出來的問題和對人們的告誡，正是在闡釋自然的人與社會的人之間應有的和諧關系，盡管書中的節欲觀帶有濃厚的傳統道德色彩，但節欲并不是禁欲，道德說教不等于扼殺人的天性。我們不否認明清時期以官方理學為武器的道德說教對人的生存與發展的束縛，具有壓抑人性解放和個性發展的弊病，但是針對一個在金錢、權力和肉欲的支配下人可以失去理性的時代，不能把人應有的自我約束和社會應有的理性都看做是封建的枷鎖。

　　強調享受生活的權利，是現代觀念，以此觀念去批判中世紀西方的禁欲主義和東方的以維系天命綱常為目的的明代禁欲理學是對的、進步的。但即使在現代社會，享受生活的權利也并不等于無節制的縱欲。恰恰相反，享受生活更重在對生命的珍重。因此，我們在批判明代理學對人的正當生活欲求無情遏制時，不能把人的縱欲行為說成是積極的、進步的、合理的，否則，就等于是從理論到實踐上否定了我們自己作為人的價值。強調個性的解放，褒揚愛情自由和婚姻幸福，不能等同于頌揚娼妓和一夫多妻行為以及違反自然規律和社會倫理的行為。否則，悖論的價值觀不僅毫無意義，而且會使新的文學和新的文明陷入到一個新的否定怪圈之中，難以作出合理的解釋，不利于人自身合乎規律的發展。

《人民政協報》2011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