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田寶祥，男，甘肅慶陽人，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碩士，師從白奚。

　　五月的北京街頭，夜猶寒。我頂著傘，迎著風雨，奔向兩公里外的車站。這些年，一個人孤身在外，也吃過一些苦，但內心從不沮喪。我是個讀書人，我只懷疑知識，從不懷疑自己。

　　一個人在精神面臨困惑時最需要什么？我的答案是學問。對國人而言，諸子百家的經典，就是最好的學問。杜甫寫過一首極有名的古體詩，題為《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最好的兩句在結尾，“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儒家后學向來有家國情懷，杜少陵也不例外。孔孟之道之所以綿延不絕，除了它思想內部的嚴密性與包容性，也得益于其積極入世、慮國憂民的士大夫精神。

　　人字，一撇一捺，既特立獨行，亦大道至簡。當下的人，尤其是身處大都市浪潮下的熙熙之人，常嗟嘆生活之苦、人生之悲，試問：這種不痛不癢的苦與悲，于漫長的人類歷史而言值幾斤幾兩？沒有哪個國家、哪種制度會拒絕個體的自我發展，關鍵在于，我們所追求的那一份世俗的物質享受，并不是人生意義之最重要構成。楊光祖先生舉過一例：作為知識分子，我們可能看不慣蕓蕓大眾攥著手機讀《鬼吹燈》、《盜墓筆記》，可若是整個大街上、地鐵里，人人皆手捧《論語》、《莊子》，似乎也有問題。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是：人人手捧《論語》、《莊子》的前提，乃建立一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君子之國，這不是什么天馬行空、不切實際的未來時，恰恰是人皆可為、勢在必行的現在時。事實上，完好秉有個人之天賦德性的，正是部分人口中那個日漸遠去、守舊庸常的先秦時代。

一、與先秦諸子隔空對話

　　張立文先生有一種提法：和合學，我覺得甚妙。“和合”的思想于先秦古籍中隨處可見，能將其提煉并體系化，張先生也算貢獻不小。近來讀《墨子》，我便發現了“和合”原出的一種。《墨子·尚同上》有云：“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想和合。”不得不說，在“以小家見大家”的構想上，墨子與杜甫出奇得一致。可以說，“儒墨”在亂世之先秦呈“顯學”之傲姿，實乃視野與氣質決定之。

　　日本、韓國文化遺存少，可他們的國民很識趣，除了挖掘現當代的文化資源、塑造引領潮流的文化偶像外，他們更很好地奉行了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我在想，他能硬著頭皮說端午節歸他，但他能昧著良心說屈原之《離騷》以及整部楚辭所代表的詩性傳統也歸他嗎？舍易棄難，于個人發展來說或有好處，于文化選擇而言卻不見得好。“摩頂放踵利天下”的墨家，因為超前空想的社會理念和嚴肅苦行的價值取向，一度遭遇“中絕”的命運，不可謂不遺憾。名家所推崇的邏輯思辨因其抽象性、非現實性，沒能自上而下推及普通大眾，沒能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不能說不可惜。也許是我們枕在老祖宗的文化遺產上酣睡太久了，竟忘了那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不朽寄語；也許是百年血淚史的記憶還不夠沉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老二”的麻木不仁還在持續，我們竟忘了兩千多年前的諸子百家也曾締造過一個文學歷史哲學、政治經濟軍事、數學物理邏輯無一不包、體系完備的“文化軸心時代”！

　　自秦漢始，到新文化運動前，整個中國文化無不受先秦諸子思想之影響。李白從老子那里取了“道”，又得莊子“境界”之美，這才完成了詩歌創作的飛躍。杜甫習孔孟的“仁人”教誨，又得儒家“格物致知”之教化，從而成就一代“詩圣”之名。道教在生成論上取法《老子》，養生延壽之術則拜《莊子》所賜。墨家思想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始終沒有獲得主流意識形態的青睞，但卻在清代中后期呈疾風勁草之勢，得畢沅、俞樾、孫詒讓、吳汝綸、梁啟超等一批大學問家之力挺。黃老之學在先秦生根發芽，直至“文景之治”才結出碩果，當然算得上功德一件。儒家的道德倫理發端于制禮作樂的周公，在孔子那里確立了第一個德性的范疇——“仁”，孟子發展之，提出“仁政”與“四心說”。董仲叔揉陰陽五行與法家之“術”于儒，創立了“天人感應”的儒教體系，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更為這套學問提供了相對完善的哲學論據。可以說，傳統儒家縱貫千年的這套倫理與哲學體系，下不輸康德、黑格爾的德國古典哲學，上可追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亦遠非奧古斯丁、托馬斯·阿奎納的中世紀神學體系可比。

二、還原最純正的諸子學問

　　然而，任何一種偉大的思想，自它生發的那一刻起，就不可避免地遭受著現實和個體的雙重改造。我讀高中的時候，教材上仍采用階級決定論、“唯物唯心”二分法來評定先秦諸子，老子被認為是奴隸主貴族階層、落后生產力的代表，故而觀念守舊；墨子則成了農民、手工業者以及整個奴隸階級的全權代表，因而最具抗爭意識。若真奉行這套標準，那主張“名實合一”、“非儒非命”的墨子難不成要被捧到天上，而堅持“天賦性善”的孟子、“心齋坐忘”的莊子豈不成了我們的首要斗爭對象？

　　在我們的青春年代，還有一類讀物，它比教科書還“洗腦”。說穿了，就是連家長和語文老師都無法抗拒的“智慧背囊”與“心靈雞湯”。幸好有動畫片、小說和電影，否則80、90的兩代人將徹底淪為低能的“單細胞動物”，既理解不了復雜的人類感情，更不可能獲得獨立的人格與意志。地攤讀物的害處，不僅在于蒙蔽了我們感受生活的眼睛和內心，也在于損害和誤解了古人的經典。墨子“非攻”，當真是反對戰爭、化敵為友？老子“無為”，當真是毫不作為、消極避世？儒家設了“三綱五常”、孔夫子就成了封建道統的代言人？

　　首先，所謂“非攻”，含義有二：第一，反對一切非正義的戰爭。墨子以“興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為己任，以“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為原則，認為戰爭對人民、對個體而言，有百害而無一利，故堅決非之。第二，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么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攻擊，而不是防御。古人云：“春秋無義戰”，墨子不支持主動發起戰爭，但認同正義立場下的戰略防守。《墨子》一書收錄《備城門》、《號令》、《雜守》等防御術十一篇，就是最好的證據。

　　其次，將“無為”解作“不作為”，絕對堪稱學界的一樁冤案。“無為”是老子思想的主旨，乃本體之“道”在人生問題上的觀照。陳鼓應先生將“無為”解作“不妄為”，最符合老子的本意。《道德經》中有12處提到“無為”。最有爭議的一句，乃第三十七章“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理解這一句的前提是，對老子哲學中“負”的方法要有體悟。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也就是說，把握事物深刻本質的關鍵，不在于無謂的知識與經驗累積與增添，而在于固有知識與經驗的消解與摒棄。任何高深的學問，都要經歷“否定”與“否定之否定”的二、三環節，凡是靠先決經驗就能掌握的，絕不是真理與本質，而是粗淺的表象或知識。在老子看來，作為個體的人，只有超越現實的經驗，才能真正地把握人生“大道”。魏晉玄學談“得意而忘言”，主張淡化語言與符號的表征、認知事物的深刻本質，實際上也遵循了老子哲學“負”的方法。

　　再者，“三綱五常”實出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與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義禮智”并不完全對等。孔子哲學的核心范疇乃“仁”、“禮”二字。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仁”是“禮”的始基和終極目的。反過來，“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習“禮”乃得“仁”的必要條件。在孔子那里，“仁”和“禮”構成了“和合”的兩個部分。“禮”側重外在約束，“仁”則強調人格內化。當然，在孔子看來，“仁”與“禮”也有道義上的交集，譬如“孝悌”。孝道是古代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時至今日，在淳樸的西北農村，著素衣、奏鼓樂、哭墳堆的喪葬之禮，仍頻頻可見。不可否認，作為先秦顯學的儒家，一度承擔起了挽救“禮壞樂崩”之無序時代的重大使命，可縱觀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史，儒家的最大貢獻仍在于樹立了“仁者愛人”的君子人格，以及在“為仁由己”的道德自律之上，闡發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普適價值。

三、中國哲學的兩種固執

　　我所理解的哲學，大致可以看作美學、倫理學、宗教學、邏輯學以及少量物理學、心理學的交集。這樣定義，并不妨礙哲學之純粹，哲學的對象有二：世界和人，然哲學的本質是人。哲學絕非以追求個人價值為終極目標，相反，當個體在與世界周旋的過程中醞釀出強烈的個人意志時，哲學可以充當思維平衡的中介，起到良性的安撫作用。從源頭上講，人和動物沒有什么不同，某種意義上，我們的生理性和原初欲求比動物還要強。因此，我們需要哲學，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傳統的知識和學問。哲學會提供我們一間小屋，一面鏡子，以及紀錄生命活動的紙和筆。很多人喜歡寫日記，如果有人能堅持一生，我們可以認為他是有哲學天賦的，遺憾地是，人們大多被生活的繁務所絆，很少能完成感性到智性的飛躍。我拒絕使用“理性”和“知性”二詞，因為它解釋不了人的生存困惑和心靈問題，也無法準確地捕捉個體的瞬時反應和思維狀態。

　　哲學應該有兩種本能的固執，那就是排斥政治化和程式化。我承認政治哲學存在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但堅決反對政治用強勢的態度侵占個體哲學有限的發展空間。政治強調平等，如同哲學強調智性，藝術強調自由一樣，在方向上可以保持一致，但也要尋求彼此范疇和意義上的獨立，從國家倫理的角度出發，這種共存的方式再妥當不過。此外，也要反對將哲學邏輯化、概念化。西方的哲學和話語進入中國，有兩個重要時期，一是上世紀二十年代，二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無論是早期的康德、黑格爾、叔本華、尼采、弗洛伊德，還是后期的胡塞爾、海德格爾、薩特、福柯、維特根斯坦，都在一段時間內成為了前衛知識分子的學術偶像。正如每個存在個體的成長一樣，后工業時代的哲學也在成長。解讀概念，是德國哲學的專長，他們在理性主義的道路上走得既偏又遠，他們以為可以創設一個嚴密而獨特的邏輯體系，讓世界長久地圍繞自己的那套理論運行。實質上，他們自始至終就沒有成功過，因為傳統不會接受，先賢們首先不答應。人的個性、獨立性以及崇尚美和關注情感的智性一旦喪失，就會走向麻木不仁的極端主義和納粹主義，蘇格拉底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哲學不應該摒棄人本主義，即便它不完美。

　　當然，必須承認的是，所謂的超人哲學，其實是一把真正雙刃劍。過分地強調自我和生命自由，也會造成心智的恐懼和不安、弱化人的智性和道德判斷。對于個體而言，人生的苦痛無需回避，事實上也回避不了，一味地推崇快樂主義，只會造成文化上的泛娛樂化；當然，也不要用邏輯分析的方式限制個體的自在而為，藝術審美和數理邏輯如同人的左右手，若有妨礙，那也是心智的問題，而非其他。所以，除了個人本位的道德哲學之外，我們還需要宗教信仰和“軸心時代”的學問。對于西方而言，可能是基督教和古希臘；國人而言，自然是儒釋道三教和先秦諸子。

四、從大陸新儒學和“新康有為主義”說起

　　近五十年來，學者們對于港臺新儒家的學術創新狂熱追捧。因為他們起步早、受到的傷害少，所做的學問也就比較純粹。然而這幾年，學界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聲音。一些學者以“春秋公羊學”以及所謂“新康有為主義”為幌子，非要造出個“大陸新儒家”來，與港臺那一派分庭抗禮。

　　港臺新儒家沿著宋明理學的路子往下走，本就沒什么錯。如果錢穆先生還活著，也一定會對蔣慶、陳明這些人的“政治儒家”表示反對。要知道，在宋明理學之前，沒有哪一子能做到道統、政統與學統的“合一”，董仲舒、揚雄的貢獻也僅僅在于開啟了漢學的解經傳統。儒家首先是學術流派，而非政治社團，先“內圣”而后“外王”作為其永恒不變的價值準則，這點毫無爭議。而今，看看往日里視學術研究為第二生命的智者們，一個個被批評與質疑聲弄得臉紅脖子粗、上氣不接下氣，試問：被擱置了幾十年的諸子學怎么辦，我們還能否對純正的德性之學充滿期待？

　　我們一直在談“重歸經典”，可歸于何處、歸到誰哪里？重歸的目的和意義又是什么？該命題本身就有極大的局限性，推行不易，奉行更難。行古禮、著漢服、拜孔子首先是成年人的事，然后是個人的事。妄圖從乳臭未干的小孩子那里傳承孔孟之道，完全是癡人說夢。如果時光倒回到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我等恐怕只有兩種出路：一是走上戰場充當“武士”，二是以書養身甘為“學人”。足見，如果做不好引導的工夫，所謂的“重歸運動”，只會淪為形式主義的口號。

　　儒家的思想博大精深，孔孟的倫理德性之學到北宋五子那里，達到了理氣心性之辨的哲學高度，但從根源上講，第一，儒家并沒有在先秦諸子百家的時代于學術上獲得一家獨大的絕對權威，第二，儒家后來之所以成為傳統社會的思想正統，并不是普遍大眾和知識分子群體的選擇，而是作為官方意識形態主導的封建君主的選擇。這也就意味著，在“重回經典”的話題定位上，已然釀成了巨大的錯誤。倘若信賴大陸新儒家，于“政治儒學”的路上邁出危險的一步，不用懷疑，我們這一代必將淪為文化史上的笑柄和罪人。

　　所謂的“讀經”運動，基本上是在為儒學的普及做貢獻。而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孔孟之學過分闡發、變相解讀直至內部浮夸、外部腫脹，而諸子之學遭受非議、日漸冷清，到最后香消玉殞、無人問津。我想，我們的知識分子應該醒醒了！新儒家從漢學和宋學那里繼承過來的理論，很可能會把我們的學術和文化建設帶入死胡同。要知道，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絕不是在哪一種慣性之思維的引導下強大起來的。我們曾創造過一個專屬于自己的文化軸心時代，那里有稷下學、諸子百家，形形色色的學問和博大精深的思想。而今，既然我們如此迫切地需要，故何不磊落大方地請出？

　　我曾聞聽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小孩想在大海退潮以前，把被海水沖到沙灘的小魚都送回海里。很多大人看到這一幕，不可思議地問：“沙灘上的小魚成千上萬，怎么可能全部送回去？”小孩沉默不語，轉過身將又一條魚送回海里。我想，小孩的答案應該是：對于被送回海里的每一條小魚而言，每一次都意味著全部。過去的一百年里，我們的文化幾經貶損，又幾度復興。先秦諸子的學問也曾被當作破銅爛鐵，丟棄在歷史的垃圾堆里，所幸，這樣的擱置并不算久，足夠我們完成一次誠摯的修繕。

　　當下的所謂全球化，僅僅是經濟的全球化和生態的全球化而已，政治全球化無從談起，文化全球化也不可能。沒有哪一種哲學能夠引領整個人類世界超越現實，也沒有哪一個哲學家能許諾美好的未來。生命的過程是充滿變化的，唯一嚴肅的只有結果。如若像實用主義哲學家那樣誘導生活，我們很可能已經成為第二個美國，貧富差距依舊，但陡增了種族歧視和犯罪頻發的麻煩。我們需要諸子學問和人文傳統，這不光是哲學的責任，還是歷史、文學以及藝術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