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9年10月26日，一代史家唐德剛先生走了。

　　對于1920年出生的他來說，無疑是生逢亂世，歷史在他不只是安身立命的職業，而且包含了他的人生經歷和生命體驗，他不僅身歷軍閥爭戰、國民革命、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等一系列大歷史，而且與李宗仁、顧維鈞、張學良、胡適等許多歷史的創造者有近距離的接觸，他筆下的歷史是活的，里面有他自己的生命親證，那些曾與他血肉相關的時間早已沉淀在里面，其中混合著他的呼吸和心跳。也因此，他的筆才會如此縱橫自如，大開大闔，不拘一格。

　　他是歷史的研究者，更是親歷者。雖然他在1948年就離開了生養他的這片大陸，然而在太平洋的另一邊，卻又何曾一刻忘記與他血脈相連的母國，母族的興衰禍福始終縈懷于他的心頭，一生難以放下，因此他才會在1999年寫下這些話：“我們都是這個時代的過來人。……真是感慨萬千，一言難盡。尤其是我們學歷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搶，再眼看他改革開放，起死回生。……”引人深思的“三峽史觀”既是他的讀史的心得，也是他閱世的總結。

　　正是他在遙遠的異鄉，一次次在落日樓頭，斷鴻聲里，將興亡閱盡，把吳鉤看了，欄桿拍遍，才領會到歷史的奧秘。1996年9月，他在臺北《傳記文學》發表的《中國國家轉型論提綱》率先提出兩百年出“三峽”說，中國政治社會制度的第一次大轉型是在兩千多年前，從封建制轉到郡縣制，前后經過了兩三百年才最終完成：

　　“這第二次大轉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極其痛苦的。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筆者試名之曰‘歷史三峽’。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自1840年開始，我們能在2040年通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

　　他自稱這是“積數十年治學與教學所得，對祖國歷史，和對國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淺的認知和‘大膽的假設’”。三年后，他在另一文中進一步發揮這一觀點：

　　“過去五千年的一部中華通史，實是一部‘帝王專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華通史，將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轉變，實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轉者也。這就是吾人所謂的歷史的‘必然’。

　　但是‘帝王專制’，所牽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個政治社會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體運作。也是一部統治機器的有效操縱。‘民主政治’亦然也。它是一種制度；也是杜威、胡適師徒，口口聲聲的所謂‘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也。所以從帝王專制，要轉變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幾。二者要從政治經濟轉型開始，而一轉百轉，要全部轉完，實非數百年不為功也。”

　　“兩百年出三峽說”因為收入《晚清七十年》一書開篇而廣為流布，引起相當的關注。2000年6月，兩位與唐德剛同時代的知識分子，1920年出生的許良英先生與1922年出生的李慎之先生之間對此有過一番討論。李先生認為按照兩百年出“三峽”說，還有四十年，也不算太長。研究自然科學史出身的許先生則有不同看法，認為“歷史的變化，常常是難以逆料的。……促成歷史發展的因素是很復雜的”，他不相信歷史可以預見，而是深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和人心不可悔”。

　　當然，作為史家，唐德剛先生深知歷史不僅有其“必然”，更有不可預測的“偶然”或“變數”。他曾當面對張學良說，西安事變改寫了中國歷史，也改寫了世界歷史。那就是歷史中的“偶然”。歷史就是由“必然”與“偶然”相互激蕩而成的。

　　其實，“三峽史觀”的價值并非時間上的預測，不是到底多少年出“三峽”的問題，而是對一種隱隱約約的歷史脈絡的清晰洞察，更是對本民族命運與前途的深情關切。在漫長的時光中，此生都與母國同憂樂的一代史家，讀史閱世，奉獻出了這一“大膽的假設”，就是要我們去“小心地求證”。我相信，對于“三峽史觀”的討論，并不會隨著他的逝去而終止。但是，他對歷史演變路徑或者說方向的把握則是無須質疑的。

　　唐德剛先生走了，歷史仍在“三峽”中。

二?

　　千千萬萬的中文讀者記住了唐德剛這個名字，大約主要是因為他的《晚清七十年》。其實，作為史家，他真正的功業建立在口述史上，那是他扎硬寨、打死仗的專業，《胡適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都已成為這個領域扛鼎的范式之作，可以藏之名山、傳之不朽。我有時甚至想，《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這些通俗性歷史作品，只不過是他的“業余”之作，屬于無心插柳，而不是他的刻意經營。

　　口述史本來就是記錄歷史的古老形式，司馬遷文采風流的《史記》即采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唐德剛給口述史注入了新的因素，樹立了活的范例，設定了具體的標準，這是他對現代史學的一大貢獻。口述史并不等同于我們平常說的“口述自傳”、“口述回憶”，如果只憑傳主個人并不可靠的記憶，缺少詳實可靠的檔案和其他材料的相互參證和補充，不算真正的口述歷史。唐德剛說，口述歷史絕對不是一個人講、一個人記下來那么簡單，那樣至多是一堆口述史料。他說，在《胡適口述自傳》中，胡適的口述大概占50%，另外的一半是他找材料考證補充上去的。《李宗仁回憶錄》，本人口述只占到可憐的15%，其他的85%是他從報紙、圖書館到處搜求資料補充、考證而成的。以這個標準來衡量，近年出版的《張學良口述自傳》無疑是不及格的，至多算個毛坯，離最后的成品還很遠。

　　年輕的唐德剛因緣際會，踏進口述史的領域，按他自己的說法，一是錄音機的發明，二是1949年中國政局的劇變，大批民國史上的重要人物移居美國，李宗仁、胡適、陳立夫、孔祥熙、顧維鈞……這些顯赫的名字吸引了哥倫比亞大學，而他恰好被選中來執行這個計劃，民國口述史的這一扇神秘之門就這樣被他輕輕推開。

　　顧維鈞是一位閱歷極為豐富的外交家，一個人就是一部中國近現代的外交史，加上顧氏本人保存了大量的檔案材料，《顧維鈞回憶錄》的價值、可讀性無疑都是值得期待的。唐德剛最初曾參與這一口述史搶救計劃，并且是顧氏外交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當他離開當時哥大的口述歷史室之后，錄音稿最后由一位缺乏文學天賦的美國小姐整理，將他“從前寫得很生動、很精彩的一些情節刪掉了不少”，加上部頭太大，我們現在讀到的《顧維鈞回憶錄》中文版就沒有《李宗仁回憶錄》那樣可讀了。其實，即便最后整理的那個美國小姐文筆一流，也不可能達到唐德剛那樣的境界，因為她缺乏的是對歷史情境本身的體驗和感悟。唐德剛親身經歷了民國以來的動蕩亂世，自青年時代起滯留海外，有深刻的去國懷鄉之感，歷史是他鄉愁的沖動，語言也是他鄉愁的沖動，即使他用英語來記錄歷史，他也能體會到祖國的興亡、歷史人物的悲歡與榮辱，體會到母語的獨一無二，他在不經意之間將自己的人生體驗、生命感喟、故鄉情結化入其中。正是這些特殊的人生際遇和個人天賦，使他的口述史不同于常人，有著獨特的魅力和不可替代的史學價值。

　　唐德剛先生是史學中人，也是文學中人，他有深湛的古典文學功底，能詩善文，年輕時曾辦過文學期刊，出版過雜文集，對《紅樓夢》有深入的研究，還寫過一部60萬字的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他明確指出，這部小說“也是口述歷史”，虛構的只是人名、地名罷了，他要用這部小說為同時代那些歷盡苦難的小人物們的噩夢留下一點見證。他一直在尋找小說和歷史之間的界限，他用英文寫過一部長達上千頁的《民國史》，之所以迄今沒有付印，是因為他覺得筆下都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將”，而千千萬萬浴血苦戰、輾轉呻吟的士兵小卒則只字未提，這是我們所謂的“歷史”的黑洞，這個黑洞只有靠“小說”去填補。他如此區分小說與歷史——“大事件、大人物就應該用‘歷史’來寫；小人物、小事件，甚或大人物、小事件，就應該用‘小說筆調’來寫。”在他看來，小說寫的是“真實的社會、虛構的人物”，歷史寫的是“真實的社會、真實的人物”，兩者不過是“一個銅元的兩面”。他的口述史和其他歷史作品，之所以都有很強的可讀性，就是他以“小說筆調”來記錄“真實的社會、真實的人物”，使人讀起來一點也不枯燥。

　　當然，還有一點不能忽略，他的文字本身有著不可替代的獨特個性，亦莊亦諧，亦雅亦俗，在文言與白話之間出入自如，他可以將許多流行的名句、俗語伸手拈來，活學活用。他的歷史作品因此沒有教科書式的正經和刻板，更不同于時下盛行的學院派文字，常常板著一副學術八股的面孔，道貌岸然，言之無味。而且他打通了歷史與現實，時不時從歷史中探出頭來，插科打諢，淡笑戲謔，這是中國傳統說書風格的現代版本，讓人讀來常常開懷、捧腹，大大拉近了歷史和蕓蕓眾生的距離。

　　唐德剛先生走了，歷史仍在“三峽”中。從這一刻起，他的生命也要歸入歷史。

三

　　多年前，唐德剛曾用“以一人敵一國”來評價臺灣《傳記文學》的創始人劉紹唐。以長遠的時間尺度來衡量，幾乎每一個真正出色的史家，都擁有“以一人敵一國”的力量，中國的司馬遷、陳壽、司馬光這些人，希臘、羅馬的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吉朋這些人，乃至英國的湯因比，德國的斯賓格勒，以及寫下《第三帝國的興亡》的威廉·夏洛伊，……他們憑借自己的傳世之作，無不做到了這一點，他們的名字和他們的著作都活在時光之流中，不可磨滅。生于20世紀、歿于21世紀的唐德剛，因著他在口述史方面的卓越建樹，因著他膾炙人口的歷史作品，更因著融匯了他生命情懷的“三峽史觀”，注定也要進入這個“以一人敵一國”的精神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