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說國學(其二)
王國維:天才·大師
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中唯有王國維,并非師從名門,卻是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者、新學術開創者,得到了“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的贊譽。
王國維的研究范圍橫跨文、史、哲,涉及哲學、歷史、考古、文學、戲曲、古文字等學科;貫通古今,著述達62種,批校古籍逾200種。
近代中國最早運用西方哲學、美學、文學觀點和方法剖析評論中國古典文學;
首次中國史學史上將歷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并確立了較系統的近代標準和方法;
這位留著小辮子的國學大師是不世出的學術天才,更是一位勤奮的筆耕者。他生逢亂世,潛心學術,持續精耕細作,才獲得如此眾多的學術成果。
文學:西學中用,另辟蹊徑
在文學方面,王國最突出的成就莫過于開啟了借用西方哲學、美學的觀點,借鑒科學的研究方法,分析、研究和評論中國的古典文學的先河。《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和《宋元戲曲史》是王國維在文學領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紅樓夢評論》:王國維早期研究代表作,運用叔本華的悲觀哲學對《紅樓夢》進行分析,是一部系統全面研究《紅樓夢》的重要理論著作。
《人間詞話》:1906年出任清政府學部總務司行走的王國維,撰寫出《人間詞話》。王國維運用西方哲學和美學的方式評析中國舊詞,創造性地以“境界”為中心建立一個嶄新的文藝理論體系,極大地推動中國詞論在近代完成轉型這一過程。《人間詞話》被譽為中國古典詩學理論的經典著作,中國古代意境理論的集大成之作。以斷章取義的方式擷取詞作,引申出著名的人生三大境界之說,即出自這部《人間詞話》。
人生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宋元戲曲史》:中國古代戲曲史研究的開山之作,被視為是中國古代戲曲史的研究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標志。王國維采用西方學術研究的科學方法,對中國古代戲曲從萌芽到成熟的發展過程進行了認真的考證,并評價了其認識和藝術價值。
用甲骨重塑上古史
王國維與甲骨文的第一次親密接觸是在日本。1911年,為避“辛亥革命之禍”,王國維跟隨羅振玉攜全家避居日本。羅振玉將自己收藏的甲骨、青銅器、字畫、古籍等交給王國維,讓他幫忙整理。第二年,王國維將自己的經歷轉向文字學、器物考釋研究,專攻經史小學。
在整理甲骨、彝器和拓本的過程中,王國維將甲骨文和簡牘文字與傳統經史小學相結合,用以考證歷史,深感“頗有創獲”,同時意識到這些新出土的文字將成為學術史上的“不朽之盛業”。
在協助羅振玉研究殷墟書契的過程中,王國維用甲骨卜辭中的內容補正了文獻記載的錯誤,并著《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重新考訂了對殷商王朝的世系。由此,他的研究由古文字學延伸至歷史文化制度的研究,開啟了甲骨文科學考證上古歷史的進程。
獨特的治學方法:二重證據法
民國初年由于新史料的發現和中西學術交融的推進,出現了史學近代化的新局面,王國維即為這一學術演進大潮中最出色的代表人物指一。
隨著在甲骨文和簡牘文字整理、考釋和印證古史研究的深入,王國維對運用考古出土實物考證歷史問題方面有了更多的實踐和探索。1917年王國維提出了“二重證據法”。
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順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唯在今日始得為之。
簡而言之,就是將考古得到的地下實物與古書材料相結合,將古文字研究與古史材料相結合。它要求“既不唯古書是從,亦不懷疑一切史書”,是一種科學的比較研究方法。它將考古學方法引入了史學研究領域,擴大了史學研究范圍,也加速了史學研究的科學化進程。可以說,提出“二重證據法”的王國維是具有世界學術眼光的。
令人惋惜的是,這樣一位博學之士只在清華園中停留了兩年。那“個子不高,面孔瘦而微須,常穿藏青長袍外罩黑緞馬褂,瓜皮帽下的一根發辮”的身影永遠留在了昆明湖底,國學天才終成絕唱。
陳寅恪先生為清華大學撰寫的紀念王國維的紀念碑銘文,或許是王國維學術生涯最好的總結: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所 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于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