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先秦時期，是中國傳統地名學孕育萌芽對期，各種文獻和出土文物當中包含了大量的地名學信息。其特點是：表示自然地理實體的通名多，人文地理實體的通名少，但就在較少的人文地理通名中，誕生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通名——郡和縣；專名由單名向雙名、多名過渡；方位地名發達，然地名淵源解釋零散。

　　【關鍵詞】：先秦；地名學；通名；專名；地名淵源

　　我國傳統地名學源遠流長，主要涉及地名淵源、地名通名、地名命名更名規律、地名定位、地名用字、地名讀音等領域。包含了地名五大要素音、形、義、位、類的全部范圍[1]，其中以地名淵源解釋為主流。我國的地名學發展大致經歷了個體地名研究、群體地名研究和地名整體研究三個階段。先秦時期，地名學尚處于孕育的萌芽狀態。

　　“地名學”一詞雖遲至本世紀20年代才傳人我國，但“地名”一詞先秦時業已誕生。成書于戰國年間的《周禮》卷三十三“夏官司馬第四”載：“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先秦時期雖然沒有專門的地名學著作，專門釋地的典籍《八索》、《九丘》[2]也早已亡佚了，但各種文獻和出土文物當中包含了大量的地名學信息。綜括而言，當時的地名學有以下七個方面的特點：

　　（一）表示自然地理實體的通名多，表示人文地理實體的通名少

　　地名包括通名和專名兩大部分。甲骨文中的地名有近一千處[3]，表示自然地理實體的通名有：

　　1．山，《甲骨文合集》（以下簡稱《合集》）19293：“往三山”，《合集》30173：“拜雨于山”。

　　2．丘，《鄴中片：羽》初集33．9：“王其田戣，至于丘北”。

　　3．麓，見《合集》30268、《殷墟文字甲編》（簡稱《甲》）357、《殷契粹編》（《粹》）664等。

　　4．水，見《合集》33356、《英國所藏甲骨集》（《英藏》）2403。

　　5．川，《卜辭通纂》726：“先侯受由貞川”。

　　6．泉，《合集》10156：“今載泉來水次”。

　　7．岸，《殷契拾掇》385·3（2）：“王其又于滴，在右岸燎，有雨？”

　　8．鹵，《合集》26756：“王迭鹵，雨。”

　　9．土，見《合集》9741、《英藏》1170。

　　表示人文地理實體的通名有：

　　1．邑，見《英藏》1109。

　　2．京，見《合集》8079、《殷契佚存》936。

　　3．郭，《合集》13514：“基方乍郭”。

　　4．單，《粹》73：“岳于南單。”《竹書紀年》：“武王十二年，禽帝受于南單之臺”，“帝受”即殷紂王，南單之臺即鹿臺。

　　5．田，《英藏》2547：“王田梌，往來亡災？”

　　6．方，殷商通稱其鄰國為“方”，比如《合集》20451：“王令御方”，《甲》556：“王出伐方”，等等。

　　我國早期地名“近取諸身，遠取諸物”[4]，甲骨地名通名的來歷與草萊初辟的自然環境有關。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記載了我國早期地名的豐富資料，其自然地理實體通名有：

　　1．原，周人所說的“原”包括黃土塬和河流沖積階地，《大雅·公劉》“于胥斯原”、“復降在原”的“原”即指今陜西旬邑縣一帶的黃土塬，是周的先祖公劉遷都之處。《大雅·綿》：“周原膴膴”，周原是指今陜西岐山縣岐山以南、渭河以北的黃土塬，是古公室父遷都所在。

　　2．山，《小雅·南山有臺》：“南山有臺，北山有萊”；《魯頌·閽宮》：“泰山巖巖，魯邦所瞻。”

　　3．阜，指大的土山。《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小雅·吉日》：“升陂大阜”。

　　4．陵，指大的阜。《小雅·天保》：“如岡如陵”。

　　5．巘，《大雅·公劉》：“陟則在巘”，朱熹注：“巘，山頂也。”

　　6．岡，指小山。《小雅·正月》：“謂山蓋卑，戈同為陵”。

　　7．丘，指隆起的地形。《陳風·宛丘》：“子之湯兮，宛丘之上”；《鄘風·載馳》：“陟彼阿丘，言采其蝱。”

　　8．滸或干．指河邊。《王風·葛藟》：“綿綿葛藟，在河之滸”；《大雅·江漢》：“江漢之滸”；《魏風·伐檀》：“坎坎優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朱熹注：“干，厓也。”

　　9．洲．《丙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朱熹注：“河，北方河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

　　10．沼，指小水池。《召南·采蘩》：“于以采蘩，于沼于址。”

　　11．澤．指聚水的洼地。《陳風·澤陂》：“彼澤之陂。”

　　12．澗，指山間溪流。《召南·采藏》：“于以采賴，南澗之濱。”

　　13．汜，指河流的支流。《召南·江有汜》：“江有汜，之子歸。”

　　14．水，《衛風·竹竿》：“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大雅·文王有聲》：“豐水東注，維禹之績。”

　　《詩經》時代，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人們只能靠有限的工具仰仗大自然度日，所以對自然地理實體的認識最為充分，歸納了一系列的山、水地名通名；相形之下，它對于人文地理通名的記述就少之又少了，僅有“京師”（《大雅·公劉》）等少數幾處而已。

　　《禹貢》是《尚書》中的一篇，記載的10個地名通名州、水、山、澤、夷、原、口、海、丘、汭，當中，除州、夷之外的8個通名都是表示自然地理實體的。

　　1986年出土于甘肅天水放馬灘的戰國秦的7幅木板地圖上[5]，共注記地名61處，除去重復，實得50個地名，其中谷名、溪名均為9個，山名、關隘名分別為1個，聚落地名至少2個。僅聚落名楊里、真（貞）里的“里”，才表示人文地理通名，余則均是自然地理通名。?

　　（二）通名可以省略

　　與今天地名一樣，先秦地名通名有時可以省略，只留專名。如，甲骨文中恒有商、亳、宋、洹、河、沁、洛、汝、淮、潢等地名。胡厚宣《甲骨續存》下153有“洹不”之辭，“洹”為單音節專名；而在《甲》903中又有“其燎于洹水泉”的記載，“洹”又被寫作“洹水”。《殷墟文字乙編》（《乙》）700之“唐邑”，在《甲》1132、《乙》570、《續》1．7．6中又被省作“唐”。

　　《詩經》地名通名的省略，如《秦·終南》；“終南何有？有條有梅；”《魯頌·閥宮》：“徂徠之松，新甫之柏。”終南、徂徠均是山名的省略。《谷風》：“涇以渭濁，”《衛風·淇澳》：“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涇、渭、淇則是水名的省略。

　　《禹貢》通名的省略很普遍，梁、岐、岳、岱、蒙、羽、荊、華、岷、終南、三危、積石等34個山名都不帶“山”字，濟、雍、漢、伊、洛等27條河流沒有“水、川、江、河”之類的通名，大陸、雷夏、大野、彭蠡、云夢等則省略了“澤”名。

　　放馬灘地圖上50個地名當中，只有22個注出通名，其余28個地名只有根據圖中內容才能判斷其性質。

　　不少人以為我國早期地名只有專名而無通名，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本文的不完全舉例，即已有三、四十個通名，有的還沿用至今。實際上，秦漢以前的地名，都附有通名，幾乎任何一個單名的地名專名，都對應著一個表示類別的通名用字，只是契刻書寫時通名往往被省略而已。這是上古漢語書面語的特點．而非地名本身的特點。另外，地名合成也易引起誤解。金祖同《殷契遺珠》1182：“甾告曰[邛方]戈剘、夾、方、罘四邑。”這四邑都是專名、通名齊備的地名。作為地名專名的“夾”字又見《合集》6063、24239中，夾邑即今河南郟縣，“夾”、“邑”二字合在一起就成了“郟”字，《左傳》昭公元年（前541年）：“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即此。“郟”字仍是一個完整的地名。也容易讓人誤以為上古地名無通名。

　　（三）劃時代意義的通名——郡、縣

　　如上所述，先秦時表示自然地理實體的通名較多，表示人文地理實體的通名較少，但就在這較少的人文地理通名中，誕生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政區地名通名——郡和縣。

　　縣的出現，比郡要早[6]。清趙翼（1727—1814年）說：“置縣本自周始，蓋系王畿千里內之制。”[7]關于周天子王畿內的具體建縣，史料記載很少。公元前635年．因晉文公勤王有功，天子賜與原、溫等縣，于是文公任命趙衰為原大夫、狐漆為溫大夫[8]。

　　不僅周天子在王畿置縣．秦、楚、晉、齊、吳等國也在自己的領地內設縣。

　　諸侯國中最先設縣的是秦國[9]。《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武公十年為公元前688年。秦國不僅在新奪取的土地上設縣，而且還合并原來的鄉聚為縣，商鞅變法時一次性用這種辦法設了三、四十個縣[10]。

　　楚國設縣也比較早[11]。到公元前6世紀初楚莊王當政時，楚縣業已很多。戰國時，楚縣已相當廣泛和密集。

　　晉國設縣較多。如上所述，早在公元前635年，晉從周天子那里就得到了原、溫等縣。《左傳》記載的晉縣，計有先茅之縣、瓜衍之縣、絳縣、州縣、溫縣、原縣等，昭公二十八年（前514年）晉分祁氏之田為7縣、羊舌氏之田為3縣。三家分晉以后，韓、趙、魏續有增置，如魏設鄴縣、趙置上原縣等。

　　當然，設縣最多的要數齊國。齊桓公賜予管仲17個縣，齊靈公一次性賞給叔夷300個縣[12]。一次賞賜這么多縣，縣的規模當然不會很大，因為即使今天山東全省的縣級政區，總共也只有101個。

　　南方的吳國，也有1縣見于記載。《史記·吳太伯世家》：“王余祭三年（前545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為奉邑。”秦改朱方之縣為丹徒，故治在今江蘇鎮江市東。

　　郡的設置，始于春秋后期，最早見于《國語·晉語二》記載：“公子夷吾出見使者日：‘……君實有郡縣。’”此事發生在公子夷吾即位（為晉惠公）的第一年，即公元前650年。晉定公十九年（前493年）．趙簡子（鞅）率師伐鄭．在其誓詞中說：“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說明當時縣的地位比郡高。春秋后期雖有置郡之說，但具體設了什么郡卻不見于史籍，直到戰國時期，郡名才有了明確的記載。

　　戰國時期，除齊國設五都以外，各國都在邊地設郡。但戰國早期郡還很少，中、后期郡的建置顯著增多，尤以秦在統一六國過程中設置的郡最多。秦國一方面承襲了趙國上黨、雁門、云中、代郡4郡，魏國河西（西河）、上郡2郡，燕國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5郡，韓國三川1郡，楚國漢中、黔中2郡；另一方面在新攻取的列國故地又新置了巴、蜀、會稽、瑯琊等23郡，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統一之初。共有36郡。

　　（四）地名淵源解釋零散

　　以上三個方面都是關于地名通名的，下面總結兩點關于專名的特征。

　　大家知道，《漢書·地理志》是我國地名學史上第一部具有地名學研究內容的著作[13]，它對60處地名淵源的解釋成為后世地名學的典范。但是，《漢書·地理志》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早在先秦時期，地名淵源解釋已有之，例如：

　　《公羊傳》桓公九年（前703年）：“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意思是說，被周天子選為都城的地方必須以“眾多”、“弘大”之類的詞語來形容才行，也表示首都規模的恢廓廣大和人口眾多，所以才叫“京師”。這就開了地名淵源解釋的先河。

　　生活時代比屈原稍晚的唐勒，著有《奏土論》一書。該書雖早已佚失，僅存的一條佚文卻是解釋地名淵源的。楚國方城又名萬城，他說：“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14]

　　上蔡縣本系蔡國，周武王克殷，封其弟叔度于蔡。據成書于戰國末年的《世本》載：“上蔡也．九江有下蔡，故稱上。”[15]

　　戰國七雄之一的齊國是怎么得名的？《史記·封禪書》云：“齊所以為齊，以天齊（淵）也，”指出了齊國得名的由來；又據司馬遷記載，趙襄子（前475——前425年）即位之初，派兵擊殺代王并吞其土，又派人迎還其姐代王夫人，代王夫人行至雞鳴山，哭道：“代國已亡，代王已死．我還能到哪兒去啊？”結果，她摩笄（金屬頭飾）于山石而自殺。代人很憐憫她，遂把此山稱作“摩笄之山。”[16]

　　晉、秦以大河（黃河）為界，蒲是兩國來往的重要渡口，故地在今山西永濟縣蒲州鎮。晉文公時，為了報答秦的恩德，把蒲地送給了秦國；到了戰國。晉早已分成韓、趙、魏三國，秦國將蒲還給了魏，魏國的人很高興，爭相告曰：“蒲反矣，”（古“反”、“返”同）此地遂名“蒲反”。后來，秦置為蒲反縣，屬河東郡[17]。

　　這些地名淵源解釋，既有說明字義的，也有解釋對稱的，還有詮釋因歷史事件命名的。不過，盡管這些解釋有的已相當透徹，但數量畢竟很少，而且零星散見各書，一部書中最多也只有兩處，象《禹貢》這樣的重要地理著作竟連一處地名淵源解釋也沒有。先秦的地名淵源解釋大多是自發的，也是很不成系統的，表明當時的地名學尚處于個體地名研究的起步階段。

　　（五）專名由單名向雙名、多名過渡

　　甲骨文地名，單名占絕對優勢，如靳山（《續》3．46．6）、北麓（《合集》29409）、洹水（《合集》10158）、亳土（《戰后京津新獲甲骨集》3950）、西鄙（《合集》6059）、甘屯（《合集》36821）、三戶（《合集》32833）、唐邑（《乙》700）、企京（《粹》415）、東單（《合集》28115）、西單（《殷墟書契前編》7．26．3）等，象卜辭“王狩膏魚禽”（《合集》10918）中之“膏魚”這樣的雙名，是很少的例外（膏魚故地在今山東鄆城縣西北）。

　　《詩經》中的地名，仍以單名為主，如周原（《大雅·綿》）、泰山（《魯頌·悶宮》）、宛丘（《陳風·宛丘》）、豐水（《大雅·文王有聲》）、泮水（《魯頌·泮水》）、淇水（《衛風·竹竿》）、涇、渭（俱見《谷風》）等，但已出現一些雙名和多名，如終南（《秦風·葵南》）、徂徠（《魯頌·闥宮》）、南山之陽（《召南·殷其鼢》、東門之墠（《鄭風·東門之墠》）等。

　　《禹貢》中的地名，單名與雙名、多名平分秋色。單名固然木少，如梁、岐、岳、岱、蒙、羽、嶧、荊、岷、嶓、蔡、恒山、衡山13個山名，恒、衛、河、濟、雍、沮、漯、濰、甾、汶、淮、沂、泗、江、漢、沱、灊、南河、伊、洛、瀍、澗、黑水、沔、渭、西河、弱水、涇、漆、沮、灃水、降水、漾、醴、中江、沇水、泲37個水名均是單名；但雙名、多名已顯著增多，如碣石、太華、西傾、終南、惇物、鳥鼠同穴、三危、積石、雷首、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朱圉、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嶓冢、內方、大別、合藜、大伾23個山名，衡章、九河、三江、九江、龍門西河、滄浪之水、三澨7個水名，泛指地名東原、流沙、衡陽、泗濱、敷淺原、崤山之陽等也均是雙名或多名。著名的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全是單名，但在“十藪”中，只有滎、菏二澤是單名，其余大陸、雷夏、大野、彭蠡、云夢、盟豬、豬野等澤全是雙名。

　　放馬灘地圖上，單名已退居其次，僅有21個：井（丹）溪、攀（郁）溪、侖溪、虎溪、苦谷、輿（興）溪、韭圓（園）、西盧、東盧、盂溪、略、北谷、虎谷、楊谷、柏（相）谷等；而雙名和多名卻增加到29個：上臨、下臨、九員（咼）、上楊、下楊、下辟磨、下辟磨、上獲（赫）思、下獲（蓊）思、苦史（夫）、夾比、夾比鋪溪、大祭相鋪溪、中秋、小秋、大祭樅、廣堂、廣堂史（突）、南田、中田、鄄丘、山格、光（永）成、故東谷、故西山、楊史閉、燔史谷、上楊谷、下楊谷。

　　戰國時期的郡名，與放馬灘地圖一樣代表秦統一前夕的地名狀況。戰國各國45個郡名，只有代、上、宛、巫、陶、南、東、碭、陳、薛、齊、巴、蜀13郡是單名，僅占總數的28．9％，其余32郡郡名均是雙名，其中“右北平郡”還是三名（多名）。秦統一六國之初，宛、巫、陶三郡已廢，單名郡在天下36郡中僅占27．8％，其余26郡全是雙名、多名，占天下36郡的72．2％，表明雙名、多名占居優勢已成定局。

　　我們從這里可以看出地名由單名向雙名、多名過渡的大致經過：雙名、多名地名在殷商甲骨文中十分稀見，在春秋時期《詩經》中已出現了不少，到戰國時期《禹貢》里能與單名地名平分秋色，在放馬灘地圖地名和戰國郡名中則已占據優勢。因而我們可以說，從殷商、西周到春秋、戰國，我國地名完成了從單名向雙名、多名的過渡。當然，這種過渡是一種漸變，雙名、多名的大量出現并不意味著單名的完全消失，時至今日，仍有通縣（北京）、吳縣（江蘇）、成縣（甘肅）、嶧縣（浙江）等157個單名地名的存在[18]。

　　（六）方位地名發達

　　在甲骨文中，方位地名有東單（《合集》28115）、東洹（《粹》1061）、南洮（《續》1．53．3）、南門（《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5）、西鄙（《合集》6059）、西單（《前》7．26．3）、北麓（《合集》29409）、北洮（《續》3．30．5）、鹿東北（《乙》3212）、河南（《鐵云藏龜》14．1）、丘北（《鄴中片羽》初集33．9）等。

　　《詩經》記述的方位地名非常豐富和完整。國風的篇名有周南、召南。《鄭風·東門之墠》：“東門之墠，茹藘在阪；”《齊風。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邶風·簡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邶·北門》：“出自北門，憂心殷殷；”《都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秦風·采苓》：“采苓采苓，首陽之巔，”朱熹注：“巔，山頂也；”《小雅·吉日》：“瞻彼中原，其祁孔有；”《陳·宛丘》：“宛丘之上”、“宛丘之下；”《大雅·綿》：“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詩中東、南、西、北、上、中、下等方位詞，一應俱全，這是先秦其它文獻所不能企及的。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帶“陽”字的方位地名很多，如．《召南·殷其靁》：“殷其靁，在南山之陽；”《秦風·渭陽》：“我送舅氏，曰至渭陽；”《小雅·六月》：“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等等。但沒有發現帶“陰”字者。這說明先民擇居時多選擇在陽光充足的向陽之地，故西漢初年總結方位地名命名原則時，只說：“山南為陽、水北為陽。”[19]。

　　《禹貢》中的方位地名，有岳陽、嶧陽、衡陽、華陽、華陰、崏山之陽，其中華陽、華陰均以其處于華山的南、北而得名，則知當時以山為參照物的陰、陽位置概念業已完全形成，故繼西漢“山南為陽、水北為陽”之后，東漢人又有了“水南為陰”的說法[20]。

　　在放馬灘地圖上，不僅注記了18個方位地名，而且形成了對應，如上臨、下臨，東盧、西盧，上楊谷、下楊谷，上辟磨、下辟磨、上獲（葫）思、下獲（莉）思、故東谷、故西山。

　　《山海經》記述的方位地名也很齊備，但該書中地名學方面的內容并不能代表先秦時期的狀況，有些內容系后代竄入，故不具論。

　　（七）地名倒裝

　　我們現在的地名，一般是專名在前、通名在后，如“北京市”，“北京”是專名，“市”為通名。但在先秦地名中，專名和通名有時卻是倒置的，如甲骨地名有丘商（《合集》9774）、丘雷（明義士《殷墟卜辭（續編）》395）、田戣（《合集》27905）、田梌（《英藏》2549）、田盂（《合集》37573）等倒裝地名，丘、田在甲骨地名中均系通名，已見上述。

　　“丘”指隆起的地形，作為通名的“丘”字在《詩經》里既可放在修飾詞前，亦可置于修飾詞后，如《小雅·綿蠻》：“止于丘阿，”《陳風·宛丘》：“子之湯兮，宛丘之上。”

　　倒裝地名以“城”字為最多。《春秋》莊公二十七年（前667年）：“公會齊侯于城濮。”同書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楚城濮之戰是春秋時期的一次著名戰役，故地在今山東鄄城縣西南臨濮鄉。作為城市的“城”本是地名通名，卻被置于專名“濮”字之前。

　　《左傳》襄公五年（前568年）：“冬，諸侯戍陳，子襄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杜預注：“城棣，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可見，“城棣”即“棣城”。

　　《左傳》昭公九年（前533年）：“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然丹遷城父人于陳。”杜預注：“城父，城父縣，屬譙郡。”城父故地在今安徽亳州市東南城父寨，西漢于此置父城縣。清人江永（1681—1762年）《春秋地理考實》解釋說：“《春秋》城父，俱當作父城，即漢《地理志》潁川郡之父城縣也。”江永不知“城父”為倒裝，故有此臆斷，不過他判斷城父、父城為一地卻是正確的。

　　《左傳》昭公二十年（前522年）：“故太子建居于城父。”這與上述“城父”同名異地，故地在今河南寶豐縣東。

　　《戰國策·楚策四》：“襄王流掩于城陽。”城陽故地在今河南信陽縣北。

　　先秦時期，象這樣帶“城”字的倒裝地名還有城鉏（春秋衛地）、城潁（春秋鄭地）．，城郜（春秋宋地），等等。上古“城”與“成”通用，故有人認為成周（東周首都）、成都（今屬四川）也是倒裝的地名[21]，可備一說。

　　綜而言之，先秦時期地名學的這一系列特點．確立了日后我國地名學發展的基本方向。當時的自然地名通名，如山、丘、麓、水、川、泉．。土、京、原（兩原）、岡、洲、澗、口、海等一直沿用至今，有的還被后人賦予了新的含義，如黃±高原．．拉丁美洲等；通名的省略在古今日常生活中也習以為常；作為政區地名通名“郡”自春秋時起沿用了一千多年，到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被最后廢棄了，但作為最基層一級的政區地名通名“縣”，則一直沿用至今。地名淵源解釋，自東漢以后成為地志文獻必備的內容而蔚為大宗，成為地名學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先秦時期我國地名從以單名為主過渡到以雙名、多名為主，也是地名學上的一件大事，從此以后雙名、多名地名占據了絕對優勢，直到今天。倒裝地名在現代漢語里已經消失了，但古代百越民族遺留在南方大陸的倒裝地名仍然俯拾皆是，如羅浮山（廣東）、那坡縣（廣西）、那大鎮（海南島）、城步縣（湖南）、都勻市（貴州）等。

　　先秦地名學對后世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作為儒家經典之一，被尊奉為“萬世不易之書”[22]的《禹貢》，對后世地名學的影響至為深遠，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作為政區地名通名“州”的概念的創立

　　《禹貢》中的九州，是依自然疆界劃分的地理區劃，并非政區；但漢武帝創設十三刺史部（監察區）時，有冀、豫、徐、兗、青、荊、揚7個州取自《禹貢》，班固說：“漢興，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簡易，以撫海內；至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陸，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日涼，改梁日益，凡十三部，置刺史。”[23]王莽復古時，曾將涼州改回了原名雍州。東漢末，改刺史為州牧，“州”成為正式的一級政區。后代的州越分越多，地域也越分越細，州由最高一級政區降為統縣政區，最后降到與縣平級。歷史上，《禹貢》九州均有設置，其中兗、青、徐、揚四州至今仍是山東、江蘇二省的市名，冀州已被改為冀縣（河北），其余荊、豫、梁、雍四州退出了歷史舞臺。今河南省簡稱豫、河北省簡稱冀，也淵源于《禹貢》。至今我國地名仍有大量的“州”字地名存在，僅省會城市便有鄭州（河南）、蘭州（甘肅）、杭州（浙江）、福州（福建）、廣州（廣東），一般城市更多。目前。州級政區還被用作少數民族自治州的名稱。

　　2．江源問題

　　《禹貢》“岷山導江”四個字，左右了兩千年的江源觀念．岷江一直被當作“大江”，直到《大清一統志》還是如此。由于《禹貢》是圣人之典．所以盡管《漢書·地理志》、《水經注》記載著比岷江更長的繩水（今金沙江），卻不敢突破儒家經典的框框，仍以岷江為江源。明末地理學家徐霞客克服艱難險阻，在對云南山川進行實地考察的基礎上，撰成《江源考》一文，明確提出“推江源者，必當以金沙江為首”的著名論斷[24]。然而，“岷山導江”的觀念仍然束縛著人們的頭腦，涉及江源的幾乎全部著述都不敢違背經書之言，羅洪先《廣輿圖》、黃宗羲《今水經》、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全祖望《江源辨》等不僅認為岷山是大江之源，而且說金沙江、大渡河都是匯人大江（岷江）的支流。更有甚者，徐霞客的真知灼見還受到無理的抨擊，清初顧祖禹將徐霞客的觀點斥為“好事者之附會”[25]，胡渭也主張：“順經立義于前，而重伸其論于后”，“岷山導江，經（指《禹貢》）有明文，其（指徐霞客）以麗水（即金沙江）為正源乎？霞客不足道。”[26]但是，真理愈辨愈明，“霞客以真理駁圣經，敢言前人所不敢言，”[27]自清朝中晚期以后，金沙江為長江正源的觀念終于逐步確立、普及開來，今天再也沒人主張長江的正源是岷江了。

　　3．地名命名的依據

　　由于《禹貢》是一部有系統的地理文獻，后人非常重視，所以有時也徑以《禹貢》文字用作地名的。例如西漢泰山郡蒙陰縣，《漢書·地理志》云：“《禹貢》蒙山在西南。”豫章郡彭澤縣，《漢書·地理志》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又如，《禹貢》冀州篇有“既修太原”一句，“太原”本義為高而平的黃土塬，后世置郡即取以為名，發展成為今山西省會太原市；荊州篇有“九江孔殷”一句，后世遂置有九江郡、九江府，至今江西北部的沿江城市仍叫“九江”。至于取《禹貢》文意所置地名而今已消失者，為數更多，如揚州篇有“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一句，清雍正二年（1724年）據此在江蘇南部析置了一個震澤縣；又如雍州篇有“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一句，后人遂將戎州改置為敘州，明洪武時又為敘州府[28]。震澤縣已于1912年并入吳江縣，而敘州府也于1913年撤銷。

注釋：

[1]關于地名要素的說法有多種．今從《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第90頁“地名的要素”條，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版．

[2]《左傳》引．說見[清]汪之昌《宮撰輿志書原始》．載《青學齋集》卷28。

[3]胡厚宣《卜辭地名與古人居丘說》，收入《甲骨文商史論叢》初集第四冊·1944年版。

[4]《周易·系辭》。

[5]以下關于沙馬灘地圖上的地名，均據《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中彩色影印件著錄。遇有異說者，括注不同文字．

[6][清]姚鼐：《惜抱軒文集》卷二《郡縣考》。

[7][9][清]趙翼；‘陔余叢考》卷十六《郡縣》。

[8]《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元和郡縣志》卷五。

[10]《史記·商君列傳》作“三十一縣”．《史記·秦本記》則作“四十一縣”。《元和郡縣志》卷二：“孝公作四十一縣。”

[11]對楚設縣的時間歷來有爭議，今從陳偉說，詳見《楚東國地理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12]《晏子春秋》卷七“重而異者”篇。

[13]陳橋驛：《論地名學及其發展》，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一輯。

[14]《水經·汝水注》“又東南過郾縣”句注引述。

[15]《水經·汝水注》“又東南過汝南上蔡西”旬注引述。

[16]《史記·趙世家》。

[17]《漢書·地理志》河東郡蒲反縣下孟康注。

[18]參閱拙作《簡論我國的單名縣》，載《中國地名》，1994年第2期。

[19]《谷梁傳》僖公二十八年。

[20]《水經·洧水注》引服虔語。

[21][民國]徐松石著：《粵江流域人民史》．中華書局，1939年版，第187頁。

[22][南宋]鄭樵；《通志》卷四十。

[23]《漢書·地理志》總序。

[24]《徐霞客游記》卷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9頁。

[25]《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二十四。

[26]《禹貢錐指·附論江源》，四庫全書本。

[27]譚其驤：《長水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頁。

[28][明]郭子章：《郡縣釋名·四川下》．萬歷四十二年刊本，北京圖書館藏。

原載《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