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一書之真偽，自漢以下便成了一樁疑案。偽托之說，幾乎已成定論。1984年出版的《辭源》修訂本仍持“文頗奇詭，不類漢以前人所作”之說。《中文大辭典》則強調“鬼谷子事跡不明，此書亦后人偽作。”1979年修訂的《辭海》索性刪去“鬼谷子”條目。數年前出版的《中國歷史辭典·思想史》，也斷定其“系后人偽作”，或較含糊地說：“蘇秦之書”，“東漢人作”還是“魏晉人作”“均無確證”，實際上說的還是偽作，只不過作偽的時間與偽作者不同罷了。其實，這些帶有定論性的意見，大概都是受梁啟超影響的結果。梁氏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專門講清代學者校注、辨偽、輯佚以整理舊學，“其辨偽程序常用客觀的細密撿查。”他指出，清代學者姚際恒著《古今偽書通考》，所列全部偽作者，史部32，子部37，其中之一就有《鬼谷子》；崔東璧《考信錄》也疑《鬼谷子》為全偽。梁氏還說：“四庫提要為官書，間不止敷衍門面……認為真的未必便真，所指為偽的一定是偽，我敢斷言”，并將《鬼谷子》列在“（甲）全部偽絕對決定者”項下。于是乎《鬼谷子》偽書說已成定論。

　　然而，事實上這只是梁氏片面收集材料的一家之言。清代學者讀書好古之風還是大有人在的，乾嘉諸老的考據之學也多有判《鬼谷子》非偽，并予以認真訓釋。諸如梁氏在同-章中提到的“堪比”“正謬”的錢遵王、“最專門名家者”盧抱經，另外還有周廣業、紀昀、秦恩復、阮元、俞樾等。他們大多肯定鬼谷子實有其人，也實有其書。顯而易見，梁啟超的結論未免有些唐突而形成片面的導向。不過，梁氏還認為：“清儒辨偽工作之可貴者，不在其所辨出之成績，而在其能發明辨偽方法而善于運用”，而且，他們對舊學的整理，“惹起許多古書之復活，內中最重容者為秦漢以前子書之研究。此種工作頗間接影響于近年思想之變 化。”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此語足以反映梁氏見識之深闊。實際上也說明，清儒校注、輯佚、辨偽，從而復活子書之功，對以后治斯學者的貢獻，當然也包括對《鬼谷子》的復活。

　　其實，在清以前長達近兩千年的歷史中，《鬼谷子》輾轉于江湖術士之間，以正統自居的知識分子對之是不屑一顧的。這并非因其偽，實在由于它的非傳統性質。其陽予陰取，詭詐好謀之道，在專講仁義道德，無信不立的傳統中，自然不宜做太多的宣揚，因而索性判其為偽書以省去不少口舌。柳宗元謂其“妄言亂世”，“其言益奇而道益狹”，“怪謬異甚，不可考校”，故“難言”。宋濂亦謂之“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僨，天下用之則失天下。”盧文弨說得就更明確，即所謂“小人之書也，只可施之闇君耳”，“千古之奸邪之愚美其主者莫不如是”，“其術遇正人而窮也”。同時他還指出，只是由于“奸邪之情狀畢見于斯”，故被作為反面教材而警戒人主的。直到清末，一些反對設同文館的守舊人物撰“孔門弟子，鬼谷先生”一聯，以譏刺翰林院正途出身者向西方學習之舉。顯而易見，《鬼谷子》在封建社會中，始終是被當作“怪謬”、“奸邪”的代名詞，其不可考校首先是因為它受到正統的鄙棄。不難看出，《鬼谷子》在遞相更迭的封建社會中，長期被誣為偽而淹沒不張，主要還是正統文人的借題發揮。

　　至清代，統治者雖以理學持世，但學術界以經世致用為標幟而形成了務實之風，尤其到清末出現領航的社會變革思潮，終于導致經學一統天下之局的瓦解。《鬼谷子》便隨著子學的復興而在學術界嶄露頭角。 當然，從學術角度來看，《鬼谷子》的真偽還是爭論的焦點。它涉及到鬼谷子其人的虛實，

　　《蘇子》是否即《鬼谷子》，漢魏或六朝人偽托的可能性等問題。清代學者就是圍繞上述問題研究鬼谷子的。他們運用梁啟超稱之為“科學的古典學派”的考據之學，考校該書的措辭、音聲和行文方式，以判其著述之年代。

　　鬼谷子其人有無是其書真偽的重要依據。《史記》固然有“東事師于齊，而習之于鬼谷先生”，“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的記載，然無可確考，遂成疑案。不過，司馬遷的記述，應當說是可靠的，蘇秦、張儀以及孫臏、龐涓俱出其門下，也應說不是無稽之談。后人有的基于“正統”的立場，視之為異端邪說，在心理上原本有一種拒斥的傾向，故以鬼谷子其入不可考而作出《鬼谷子》為后世偽托的輕率結論。姚際恒也說：“其人本無考，況其書乎?是六朝所托無疑。”他是以人考書的。然而，人尚且無考，書何遽斷為無？他還指責楊升庵謂《鬼容區》即《鬼谷子》“無考” （姚際恒《古今偽書考·鬼谷子》），其實，姚說“六朝所托”更無證據可言。

　　清代學者雖以“無征不信”為繩墨，只可惜正史中有關鬼谷子的記載除《史記》外，均無直接證據。《隋書》雖有“鬼谷子”三卷，對鬼谷子身世也只有皇市謐不知引自何處的注解，其可信性遠不及《史記》中的有關記述。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鬼谷子〉提要》中除沿襲傳統注說以外，又引《玉海》所載《中興書目》之言：“周時豪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他是信其有而判《鬼谷子》“其文之奇變詭道，要非后世所能為”。這也是以人判書的。但他進一步從內容和行文方式說明該書符合先秦社會風貌，故非后世所偽托。秦恩復則先后在乾隆、嘉慶刊本的序中，據各種傳說作了一個簡單的比較：

　　其一，《道藏目錄》直以鬼谷子“姓王名翊，晉平公時人”；其二，王嘉《拾遺記》以鬼谷子為歸谷，“謂蘇秦假托者”，并指出這是由于《蘇秦傳》有簡練揣摩之語，《鬼谷子》有揣摩二篇，“遂附會其說，實無所據。”其三，周時豪士隱于鬼谷者，顯然出自皇甫謐的注和《中興書目》。他雖然說“鬼谷子不知何人”，但顯然也是信其實有的。其四，新、舊唐書皆以《鬼谷子》為蘇秦所撰，但《漢書》另有《蘇子》32篇，“其文與鬼谷不類”，意指《鬼谷子》實乃先秦之作。他還說：“今觀其書，抉摘幽隱，反復變幻，蘇秦得其緒余……真縱橫家之祖也。”

　　顯然，秦氏不僅認為鬼谷子并非蘇秦假托而且斷定其乃縱橫家之祖，蘇氏也不過承其風流余澤罷了。如此相互印證，雖仍難免有附會之意，但較前此以往的各種傳聞也就充實得多了。這是以書推人的。也就是說，書具先秦之風，戰為先秦之作，作者自然也就屬先秦時人無疑。

　　至清末，俞樾著《諸子評議》，涉及鬼谷的有《鬼谷子先生事略》。其實這是一篇系統考證之文，或者說是鬼谷子研究的集大成者。盡管他也承認，鬼谷事跡“詳無可考”，但他還是引證各種材料予以比較，以確定其歷史價值。

　　首先，他引述了各種有關鬼谷的記載：漢有《史記》，包括集解，索隱等，楊雄之《法言》與王充之《論衡》，“漢人傳說可考者只此而已”。以后有《隋書》皇甫謐注，唐馬總《意林錄·鬼谷子序》和《中興書目》，均言周時人。而宋代之晁公武《讀書志》所記稍詳，曰“戰國時隱居穎川陽城之鬼谷……長于養性治身，蘇秦（？）張儀事之，受縱橫之事。”晁氏還引尹知章敘： “秦、儀復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云云，似為道家語。其它如高似孫《子略》，陳振孫《書錄解題》，錢曾《讀書記》等，俞氏概括地說“稱引略同”。在讀到王嘉《拾遺記》訓鬼谷為歸谷時，他在詳引了其中故事：蘇、張二人一日偶遇自稱“歸谷子”的先生，“教以干世俗之辯┅┅故儀，秦學之以終身”后加按語說：“多附會之詞，不可盡信”，表現丁俞氏對資料揀擇的審慎態度。

　　由上觀之，鬼谷子事跡，正史所記均不出《史記》之外，唯小說野史，愈晚愈詳（明馮夢龍《東周列國志》尤為具體），足見后世多附會之說。同時，俞氏又認為陸龜蒙以鬼谷子名王翊，本不詳所出，“《道藏目錄》直以為姓王名翊，晉平公時人”，尤其是以訛傳訛，“殆附會陸詩而為之詞”。他通過上述引證與比較而總結說：“綜觀歷代傳說，以下判斷。知鬼谷先生故為周世之隱者。楚人，隱居鬼谷。嘗游于齊，蘇秦因以師事焉。其姓字無可考。”

　　這一結論旨在肯定先秦實有其人，而具體說法尚需推敲。比如楚人之說未免證據不足。當然，在群雄逐鹿中原、爭霸天下，縱橫家游說君王的大局下，“嘗游于齊”等意見應當說是接近歷史真實的。

　　俞氏并不以此為滿足，他還依據《史記》考察了蘇秦、張儀均生在戰國中期，因而推定鬼谷子“為戰國初期時人無疑”，且大約在墨子、楊朱之后，略早于申不害、商鞅、惠施諸子，或與之同時。此考證雖欠周密，但在同類工作中已領先一步了。鬼谷子其人的存在雖然有助于說明《鬼谷子》一書存在的真實性，但并不等于完全解決了該書的真偽問題。所以，考證其作者及成書時間仍然是清儒的一項重要任務。

　　《鬼谷子》，因其不見于《漢書·藝文志》，始見于《隋書》，而新、舊《唐書》徑以蘇秦所撰，因而引起揣測和爭議。其說不外有自撰及蘇秦、漢人、魏晉或六朝人偽托。清儒沿襲前代偽說者，主要依據是《史記》索引“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以及《漢書·藝文志》有《蘇子》32篇，并將《蘇秦傳》中”期年，以出揣摩“句與《鬼谷子》揣摩篇牽合，因而認為《鬼谷子》是蘇秦的偽托。近人黃云眉《古今偽書參補證》提出了許多疑問，其中“此書乃由蘇秦用苦功讀太公《陰符》而來，非習之于鬼谷“之說，不僅持偽托說，而且顯然受《索隱》的影響。至于如姚際恒等，認為是六朝人偽托，則不知所出。錢穆先生《鬼谷子辨》云：”后人策士上飾蘇秦以為揣摩之祖，而又神之以鬼谷“，“《鬼谷子》則猶為東漢晚出偽書，不得謂今《鬼谷子》即出《漢志·蘇子》三十一篇。“他否認《鬼谷子》同《蘇子》的關系，卻認為前者是東漢人的假名之作。然而，更多的清代學者考證的結論與此相反。俞樾皆一一引述：

　　紀昀指出：胡應麟說東漢人本蘇秦三十一篇，張儀七篇之言，”薈萃為此，而托于鬼谷“， “其言頗為近理，然亦終無確證。“劉向《說苑》引《鬼谷子》”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一段話，今本不載，“或在佚篇之內“。（他指明今本已佚”轉丸“與“胠篋“兩篇）。由此說明，早在東漢以前，劉向已掌握《鬼谷子》的原本了，西漢以下人偽托之說便失去了立論的依據。他還強調：”其文之奇變詭道，要非后世所能為也。“（ 紀昀《四庫全書總目·〈鬼谷子〉提要》）

　　秦恩復在嘉慶刊《鬼谷子》的序中辯曰：蘇子三十二篇“其文與鬼谷不類。使蘇秦托名鬼谷，班固何以略而不注？”這-疑問實際上否定了蘇秦托名鬼谷之說，應當說是一個較為有力的反證。

　　著名考據家阮元，尤以乾嘉學派的家法，從音韻學方面說明《鬼谷子》乃先秦時的著述。他說：“元讀《鬼谷子》中多韻語，又其《抵巇》篇曰；巇者罅也。讀巇如呼，合古聲訓字之義，非后人所能依托。”所以他的結論是：“是編為縱橫家獨存之書。” （阮元《鬼谷子·跋》）也就是說，《鬼谷子》是先秦諸子百家中之一家的獨存之書。

　　番禺凌楊藻《蠡勺編》有《鬼谷子》一節。其言“直以蘇秦撰，不可考也”。他說明： 《丹鉛總錄》有言：“漢藝文志有《鬼容區》三篇，注云即’臾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冕俟問鬼臾區”，注云即“鬼容區”。據此他指出，容、臾聲相近，鬼谷即鬼容，因容與谷字相似而誤也。由此他判定“鬼容區即其名氏，而不得謂《漢志》為無有矣。”也就是說，他認為《漢書·藝文志》中的《鬼容區》即《鬼谷子》，這就推翻了偽托說懷疑《鬼谷子》漢以前存在的依據–《漢志》中無《鬼谷子》的判斷。

　　俞樾不僅詳考了鬼谷其人，并引證了諸家考述，而且他自己還撰寫了《<鬼谷子>真偽考》，對《鬼谷子》一書予以精考和詳注。他針對新，舊《唐書》樂壹注及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以《鬼谷子》的作者為蘇秦之說，旁征博引，考定該書“為蘇秦述其師學之作。”?

　　首先，他根據劉向《說苑》、劉安《淮南子》、《史記·太史公自序》、楊雄《法言》與《漢書·杜業傳贊》所引《鬼谷子》語，或與之熔會之處，五證《鬼谷子》流布于西漢之前。

　　其一曰：劉向“固曾親讀《鬼谷》全書，其著錄已在《漢書·藝文志》之前”；

　　二曰：《淮南子》忤合之言凡四五見，“反忤求合，故縱橫家之心傳……其時必曾見《鬼谷》書無疑。”作者被誅于漢武元狩元年，故是書具傳于漢武之前；

　　三曰：《太史公自序》有“故曰：圣人不朽，時變之守”句，出自《鬼谷子》，亦可為是書存于西漢前之一證；

　　四曰：“雄固熟誦《鬼谷子·抵巇》篇”，揚雄與劉歆同時，可證是書具在劉歆之前，

　　五曰：《漢書》“用《鬼谷》書語，而謂其時可無其書，毋乃不合論理。”

　　上述考證，雖已證明《鬼谷子》非東漢以后之作，但俞氏仍嫌不足，又舉晉郭璞《登樓賦》有鬼谷之詞；齊馬均《物理論·口銘》，因《鬼谷子》之言，熔制成銘；梁劉勰《文心雕龍》有《轉丸》、《飛鉗》之說，以及與周廣業關于陶注的不同看法，進一步說明“《鬼谷子》一書不特傳于漢世，亦具存于晉齊梁之世”，“此書歷代流傳，未嘗中絕，不得謂晚出，亦不得謂為偽托。”誠然，所有這些考證只能說明《鬼谷子》一書存于漢、晉、齊、粱而未嘗中斷，并不能排除蘇秦偽托的可能。但他又進一步指出，“此書組織條理系統，原理方法，皆秩然有序，先秦諸子罕有其比。其詞義古茂，韻依古聲，斷非后世所能依托者。”他又舉汪中《經義新知錄》以及阮元的訓詁，結合他自己的校注訓釋，說明《鬼谷子》既非后世偽作，也非鬼谷子原作，乃蘇秦述其師學之作。立論雖異眾說，實際上還是卞定八入其書非虛非偽。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俞氏對《漢志》不載《鬼谷子》的原因作了推測，認為該書未經劉向奏錄，且其子歆“于古書多篡改，務合己意……已非復乃父為學之忠實。《鬼谷子》書不見錄，或在其時已誤指為蘇氏之作，刪并于蘇子書。否則為歆所斥為異端而排抑之。”其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鬼谷子》被視為異端而遭排抑的揣測應當說是合乎情理的，未經奏錄也不是不可能的。 總之，俞氏詳考精析，雖不能斷定為鬼谷子原作，但可以肯定是先秦時的作品。他說： “據吾考定為蘇秦述其師學之作，其中有為鬼谷傳涌于弟子之言，書中凡古韻之文均是。有為蘇秦自撰之篇，如《揣摩》及《陰符》、《說解》是也。有為蘇子纂集呂尚《周書》之言，如《符言》之錄自齊太公《陰符》是也。”盡管他把《鬼谷子》的著作權判歸三家，但主要部分還是鬼谷子先生傳誦于弟子之言。據此而論，實際作者說是鬼谷也無不可。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

　　第一，《鬼谷子》自問世以來，長期淹沒不聞，實非因其是后世之偽作，而是由于它與所謂的“正統”相悖離。自唐至清，多有人斥其謬、妄，為奸邪、小人之書。所以，清儒對《鬼谷子》考證的意義，首先不在真偽之確定，而在藉對舊學的整理，促使諸多子書（包括《鬼谷子》本身）之復活。

　　第二，綜清代學者所有研究資料，均承認鬼谷子“詳無可考”。正史所記，皆不出《史記》之外，而小說野史，愈晚愈詳，既無出處可查，純系小說家杜撰之言。至今看來，唯《史記》所載，是唯一靠得住的資料。據此可以說，先秦實有鬼谷其人，是縱橫家蘇秦，張儀之師。記述雖簡，言之鑿鑿。

　　第三，斷言為偽書者，多是以人考書的。“人無可考， 書則必偽”是他們的思維方式。其實，人尚且無考，書何遽斷為無？此說未免唐突了乾嘉派“無征不信”的學風。更何況鬼谷子實有其人。

　　第四，清末俞樾為《鬼谷子》研究的集大成者。肯定該書為先秦縱橫家所存之書，既集正史、傳說以考其變遷，又兼取真偽說以資比較，其考證之詳，遠邁前古。

　　第五，鬼谷子既有其人，《鬼谷子》既為先秦縱橫家獨存之書，該書的歷史價值也就不言自明。李學勤先生最近曾就《符言》篇的行文方式等，進一步證實《鬼谷子》為先秦之作，應當說是繼清儒之后的又一重要貢獻。就其思想而言，它主張用縱橫捭合的交際手段，以解決各種矛盾與沖突，與歐美新興的交際學在理論和實際應用方面，均多相吻合。對于研究先秦文化、學術，尤其是語言和謀略等，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原載《文獻》1996年第3期157-1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