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寄青霞館續(xù)刻弈選》（含在《中國歷代圍棋棋譜》叢書中），其作者、校者、目錄、版式、風格與《寄青霞館弈選續(xù)編》廣州本幾乎沒有不同，而且頭尾分明，儼然獨立的一部書。然而，它的內容不出后者的范圍，篇幅卻明顯短小，只有廣州本的四分之一。那么，兩卷本《續(xù)刻弈選》，究竟是不是同一作者——王存善，譚其文——的作品？此中實有可疑。

　　在從事《中國圍棋古譜集成》底本的拍攝中，我有幸接觸到一些明清時代流傳到今的原書。有了第一手的一點經驗，回過頭來再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代圍棋棋譜》（這部書中收入了原北京圖書館典藏的幾乎全部圍棋古譜），發(fā)現此前奉為圭臬的這套書，有些版本的選擇不能盡如人意。

　　明清時代距離今天已有相當的時間長度。那時刊行的一些圍棋古譜，由于刻印時間可能不同，保存的情況也有差別，造成輕重不等的漫漶或者污損，導致版本間存在一些細微的差別，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寄青霞館續(xù)刻弈選》這個本子，卻不僅僅是上述問題。

　　從外觀上看，北圖版《續(xù)刻弈選》的目錄、校者、版式、風格與《寄青霞館弈選續(xù)編》廣州本幾乎完全相同，而且頭尾分明，儼然獨立的一部書。那么，篇幅明顯短小的兩卷本《續(xù)刻弈選》，難道也出自同一作者——王存善，譚其文——的手筆？

書名的異同

　　《寄青霞館續(xù)刻弈選》究竟存在哪些問題，且容我細細道來。兩部書的不同，首先是書名有異。北圖版名為《續(xù)刻弈選》，我所接觸的底本是《弈選續(xù)編》，“寄青霞館”是作者王存善的齋名，無變。兩個書名何者為真呢？根據現在掌握的材料，清末藏書家王存善先生編輯過兩部有關圍棋古譜的大部頭，分別名為《寄青霞館弈選》及《寄青霞館弈選續(xù)編》。它們都是王存善根據他龐大的藏書庫，搜羅、編輯的清代棋譜合集。該棋譜集，總括了從明末過百齡、盛大有，康雍乾時代的黃龍士、范西屏、施襄夏三棋圣，到清末國手任渭南等人的對子局，以及清代國手的讓子局，甚至還加入了東來的日本琉球弈譜，如道悅、道策等的對子譜，棋局總數達到了九百多局，采摭譜目共四十五種，編為十六卷刊印，當之無愧地成為清代棋譜集大成者，并成為后世研究清代棋壇的重要依據。在2013年10月間，圍棋規(guī)則專家、文史家陳祖源先生，即據《寄青霞館弈選續(xù)編》這部書，考證出了散佚已久的汪漢年所著的《眉山墅隱》，是被王存善收入到了《弈選續(xù)編》第一卷中，這是圍棋文化界非常可喜的重大研究成果。

　　北圖版《續(xù)刻弈選》書名頁（圖一）為后期電腦制作，這可能是出于叢書統(tǒng)一編排的需要，該頁注明了作者（王存善輯）及刻印時間——清光緒二十一年刻本。而《弈選續(xù)編》書名頁（圖二）為“寄青霞館弈選續(xù)編”八個大字，筆意古拙；其后牌記（圖三）曰“光緒二十三年歲在丁卯刻于廣州”。

圖一

圖二

圖三

　　書名不同，刻印時間不同，根據今天的出版慣例，顯然就不能視為同一部書，但這兩部書的內容，卻又有著千絲萬縷，割不斷、斬還亂的關系。為了形象說明兩者的異同，有必要加入實證的材料——兩部書的目錄全文，來逐一加以比對。

目錄的異同

　　北圖版《續(xù)刻弈選》有卷一和卷二之別，頁面清楚，顯見刻印精良（圖四至圖八）。如果單從目錄中尋根究底，甚至鑒別真?zhèn)危覀儠Ｈ欢鵁o從下手。幸有《弈選續(xù)編》廣州本，兩相比對，真相不難大白。

　　兩者最大的異同，是北圖版《續(xù)刻弈選》僅有兩卷，而《弈選續(xù)編》廣州本卻有八卷之多。足本與否，從這里已可做出基本判斷。

圖四

圖五

圖六

圖七

圖八

內容的異同

　　北圖版《續(xù)刻弈選》卷一目錄（圖四）中，前六條是周西侯對徐星友一局、蔣再賓對趙兩峰一局、吳來儀對婁子恒五局、崔修士對冒香珠一局、婁子恒對姚文侯一局、梁書堂對任炳一局。而《弈選續(xù)編》卷一目錄（圖九）中，前六條是汪漢年對周東侯十局、汪漢年對盛大有十局、汪漢年對程仲容十局、盛大有對周東侯十局、程仲容對周東侯十局、程仲容對盛大有十局。

　　這六個十局，排列有序，清晰流暢，顯然是汪漢年、周東侯、盛大有、程仲容之間循環(huán)對抗的十番棋，為一時一地的雅集之作。陳祖源先生據此考證，此即為《眉山墅隱》的全部內容，只是此本未刊，是以世無傳本。而北圖版《續(xù)刻弈選》前數條，周西侯是周東侯的兄弟行，活躍時間大致為清初，還勉強說得過去，蔣再賓、趙兩峰已是乾隆間名棋手，趙氏與棋圣施襄夏有過交手記錄，吳來儀也是清中期名手，與徐星友、程蘭如對壘不居下風。至于崔修士、冒象珠二位，在清代棋史中已經屬于籍籍無名者，梁書堂和任炳更不足論。短短數條，已顯得甚不“專業(yè)”，棋手活躍年代的跨度之大、跳躍之遠，也不能不令人心生疑竇。北圖版《續(xù)刻弈選》卷一含對子五十一局（圖五），至陳子仙對僧秋航而止。此中疑云重重。清乾隆間，施范并立，留下千古名譜《當湖十局》，范施梁程四大家之間亦互有對局，這些重量級的對局，書中竟一概不收，不知該作何解釋。更況陳子仙之后，尚有晚清十八國手，作者豈能如此疏漏，通通視如不見？

　　北圖版《續(xù)刻弈選》卷二目錄（圖六至圖八）中，顯示本卷全是國手授二子、三子以及四子局，止于程蘭如授程樂田四子局，合計六十九局。而據《弈選續(xù)編》廣州本，第一、二、三卷為國手對子譜，第四、五、六卷為國手授二子、三子、四子譜，止于范西屏授倪克讓四子局，總數決不止區(qū)區(qū)六七十局（圖九至圖十五）。

圖九

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

圖十三

圖十四

圖十五

　　細觀兩本目錄后數條，《弈選續(xù)編》廣州本在程蘭如對程樂田與范西屏授倪克讓之間，尚有施襄夏授張振西一局，以及晚香亭譜十五局，這也是顯而易見之別。我們回想北圖版《續(xù)刻弈選》二卷，除了它的對子部分草草之外，國手授子譜也遭到了池魚之殃，從中，正可見其一脈相承。

　　綜上，北圖版《續(xù)刻弈選》與《弈選續(xù)編》廣州本兩個版本所收棋局差別巨大，局數也無法相提并論，孰真孰假，至此可一目了然矣。

成因探秘

　　甄別了兩個版本的真?zhèn)危乱徊剑匀灰紤]兩本間為何會有如此差異。

　　從書的內容上來推斷，不難看出，應當是《弈選續(xù)編》廣州本刻印在前，北圖版《續(xù)刻弈選》刷印在后，因為后者所收的棋局，沒有跳出前者的范疇，倒像是撿取前者的斷章殘篇，拼湊而成的一部書。

　　那么，北圖版《續(xù)刻弈選》到底是不是拼接而成，是書商有意為之、混人耳目的偽書呢？

　　古人要刻書印行，宣揚已說，不像現代，把書稿交給出版社就萬事大吉，而是要耗費相當大的財力、物力，此中繁復與難度，遠非現代人所能想象。像王存善先生刻書，他首先要有一個處所，用來安置招募來的刻印工匠，鋪開場面，然后是精雕細琢地刻板，這項工作要花費很多時間，待板全部雕出，才能用薄薄的紙張，用墨在板上刷印，等到最后裝訂成書時，往往已經積年累月。不是富貴人家，斷難以負擔刻書這一系列工序的時間、費用。

　　耗資巨大的板，在刷印若干部書之后，往往封存起來，等待再印。然而，這些板畢竟是木制的，受溫度、濕度等影響較大，再加上刷印時的自然磨損、墨水浸染，保存時的自然陳舊、朽敗，若干年之后，當它們再次派上用場時，往往已有若干變形，效果大不如從前，刷印的清晰度、著上的墨色等等，會在一定程度上遜于初印版。以上種種，還沒有算上人事變遷、水火無情造成的板的流散或毀損。一旦散佚，則再次組織刷印時，主事者或書商必定要大費周折。

　　北圖版《續(xù)刻弈選》，內容殘闕，棋局斷續(xù)，顯然是刻印者或者書商，通過某種渠道，得到了初刻時的一部分殘板。這些殘板雖然已經失去了原板的整體性，但還不乏利用的價值。于是，精明的書商就仿照《弈選續(xù)編》原本，把殘板盡量拼拼湊湊，根據拼接出來的內容，重新刻制了目錄，再剜去原板中的書眉和頁碼，重新雕刻、補足，并別出心裁給它起了一個容易使人混淆的名字，然后拿出來面世，欺騙未見過原本的讀者。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北圖版《續(xù)刻弈選》在當時就是一部偽書。

　　偽書，是北圖版《續(xù)刻弈選》存世的可能性之一。或還有一種善意的可能性，即得到殘片的人，為了保住作者的一點心血，把棋譜傳承下來，就盡可能地重新編排、補足，使之重新面世，聊備一格。因此，我們還不能全盤否定北圖版《續(xù)刻弈選》的文本價值。

　　但無論如何，北圖版《續(xù)刻弈選》是由《弈選續(xù)編》廣州本的殘片拼湊而成，此事殆無可疑。

“寄青霞館”余音

　　關于《寄青霞館弈選續(xù)編》的作者王存善，據李玉安、陳傳藝《中國藏書家辭典》“王存善”詞條，王氏生于1849年，卒于1916年。字子展。仁和（今杭州）人。早年隨父至廣東，光緒中署知南海，官虎門同治，并管理廣州稅局。1900年遷居上海。因善于理財得盛宣懷賞識，主持招商局并擔任漢冶公司董事，擢保道員。其家世有藏書，1911年編有《知悔齋存書總目》。辛亥革命后，又出巨資購得流散的圖書，殿本、明本、抄校本數百種。1914年又編《知悔齋檢書續(xù)目》，藏書共達二十余萬卷。古本精槧亦多，如宋刻明印本《圣宋文集》、錢泰吉校本《蘇子美集》，均為鎮(zhèn)庫書。子王克敏于1917年繼承藏書，并購新書益多。惜王克敏無心經營，投靠汪精衛(wèi)，任偽要職。

　　據陳祖源《眉山墅隱》考證——兼說清代杭州圍棋》一文，“知悔齋藏書1927年歸浙江圖書館收藏，計432箱50615冊（浙江圖書館館刊第二卷第四期238頁，1933年8月）。我曾去浙江圖書館查找，很遺憾王存善《寄青霞館弈選》所列45種棋譜一本沒有。《寄青霞館弈選續(xù)編》編印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王存善去世于1916年，同年其子王克敏封存杭州知悔齋去北京，1927年北伐軍收繳知悔齋藏書撥給浙江圖書館，1930年轉西湖博覽館，1933年收回藏孤山館，1937年抗戰(zhàn)轉移至青田，勝利后回杭州。前后時間不長，中間過程清楚，失散可能性很小，但棋譜一本沒有，甚至連其自編的《寄青霞館弈選》也沒有，實在令人疑惑。”

　　時局動蕩，知悔齋藏書也飽受其殃，輾轉零落，其命運令人慨嘆。

刊于《國學周刊》第46期第B8-9版（2014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