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經(jīng)進入無“正裝”時代。

　　這不是危言聳聽。相信很多人都有過相同的經(jīng)歷和感受，那就是每參加一些正式公共活動時，都會接到主辦方的通知曰“請著正裝”。但什么是正裝？在當下的中國，似乎不言而喻是指“西裝”。你若跟對方較真為什么“西裝”是“正裝”，則顯得你不識時務(wù)且大大落伍了。“西裝”怎么會在素有“禮儀之邦”、“衣冠上國”的中國躋身為“正裝”，實在令人不解，也難以接受。

　　衣冠具有最鮮明的文化象征意義，無論古今，不管中西，概莫能外。在中國春秋時代，上衣多為交領(lǐng)斜襟，華夏族上衣襟右掩，稱為右衽，北方胡族衣襟左掩，是為左衽，所以才有孔子贊管仲之語：“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孔子贊管仲并堅持不左衽，正是明確意識到衣冠所具有的民族文化身份識別功能，由此而將其上升至政治象征和文化認同的高度，所以唐代孔穎達有“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的說法。也正因為如此，正式場合如何著裝，在古代中國都有明確規(guī)定，根本不是問題。

　　但自近代以來，尤其是西方文化伴隨堅船利炮入侵中國以來，服裝，因其特有的象征意義，不可避免地成為革命與反革命、進步與落后、改革與保守的標識。由于革命領(lǐng)袖的提倡，中山裝隨著辛亥革命的勝利開始成為正式“國服”，并根據(jù)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精神和禮儀賦于其新的含義——前上身四個口袋表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前上身口袋袋蓋形狀為倒筆架寓意為以文治國，門襟五粒紐扣代表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jiān)察五權(quán)分立，袖口三粒紐扣表示民族、民權(quán)、民生三民主義，后背不破縫表示國家和平統(tǒng)一之大義，衣領(lǐng)定為翻領(lǐng)封閉式顯示嚴謹治國的理念。后來，毛澤東等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人穿中山裝出席開國大典，國外有人便將這一款式的中山裝稱作“毛式中山裝”。自此以后，中山裝作為男人的主裝，成為中國最莊重也最為普通的服裝，蘇式列寧裝便成為女干部中最流行的服裝。可惜，因為特殊的歷史時代所致，其他服裝，如著西裝和旗袍等則被非此即彼地看作資產(chǎn)階級情調(diào)的體現(xiàn)，中國由此進入到有“正裝”無“便裝”的時代。這種全民單調(diào)統(tǒng)一的著裝，實在是呆板乏味，讓人無法忍受。

　　這種情況，隨著改革開放時代的到來開始轉(zhuǎn)變。穿著西裝，又變成了開放思想、改革精神的象征，因為政治領(lǐng)導(dǎo)人的倡導(dǎo)，不知不覺中日益升格為公務(wù)常禮服即“正裝”，并且愈演愈烈，成為不容置疑的慣例。如果真有較真如我輩者追問以“西裝”為“正裝”，所依何法？所據(jù)何理？相信很多人只能以慣例云云而搪塞之。所謂慣例，實際上也是歐美慣例。就此而論，中國當下實乃無“正裝”的時代！君不見阿拉伯人有長衫、印度有紗麗、日本有和服、越南有奧黛，以及非洲各國所具有的民族服飾，可謂絢爛多姿。反觀中國，卻是因襲他人單調(diào)枯燥——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近年來大陸民間開始興起“唐裝”、“漢服”熱了。

　　筆者很贊同國學(xué)家張立文先生在《國服與民族人文精神》一文中的看法，我們并不是反對服飾的多樣化，也不拒斥不同民族服飾的交流，而是因為服飾的民族文化表征性，中國應(yīng)該有自己的“國服”。“國服”是民族人文精神的體現(xiàn)，給人們以國家、民族、文化以及宗教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是文化的親和力、國家的凝聚力、民族的生命力的源泉。假如我們認同“西裝”為“正裝”，即為中華民族正統(tǒng)的服裝，那么，我們就會在不知不覺、潛移默化中認同西方的服飾文化，慢慢地就會對西方文化產(chǎn)生一種親切感，而對中華民族自已的文化（包括服飾文化）產(chǎn)生一種疏離感。長此以往，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民族的氣質(zhì)、品格、神韻就會被消解，中華民族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個性光彩、特殊魅力就會淡出淡化。

　　衣冠服飾，茲事體大，中國是該有自己的“正裝”了。竊以為，從歷史傳承和現(xiàn)實方便兩個角度考慮，中山裝乃為男士正裝的最佳選擇，女士正裝可在此基礎(chǔ)上有所變化，凸顯女性特色，或者擇以旗袍。實際上，在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典禮上，最高領(lǐng)導(dǎo)人即身著中山裝出席，謹嚴素雅，剛健挺拔，迎來一片好評聲，說明中山裝在當前各種服裝中是“最大公約數(shù)”，理應(yīng)扶正。

原載于《博覽群書》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