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趙敏俐

　　對話嘉賓：姜錫東　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主任
　　　　　　　張　濤　北京師范大學易學文化研究院院長
　　　　　　　崔保國　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
　　　　　　　孫勁松　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助理
　　　　　　　周延良　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孫茂松　清華大學計算機系主任
　　　　　　　李偉國　上海人民出版社原總編、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
　　　　　　　姚小鷗　中國傳媒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

　　主持人：今天下午我們主要是以座談的形式來進行探討，并不是什么嚴肅的會議，座談輕松的環境可能更適合一些。我們有一個議題跟上午的成立大會相關。我們首師大成立的研究院名為國學傳播研究院，既然講到傳播兩個字，就要突出我們傳播的特色。那我們怎么樣才能體現這個特色？又該怎樣去傳播？究竟用什么樣的方法才能把這個傳播做好？請各位先生發表自己的高見，國學不僅僅是首都師范大學的事情，而是我們共同的事情。下面就請大家自由發言。

　　姜錫東：首先，我代表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和歷史學院對首都師范大學國學傳播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熱烈的祝賀。另外，我給大家匯報幾點。前幾年，尹小林先生給首都師范大學推出了很多國學方面的成果，我作為受益者，對他表示諸多感謝。可以說那些國學產品，我們都用了，受益匪淺，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方便。前幾年，我跟尹小林先生也有一些合作，開發了一個“宋遼夏金元史的電子館”，但是我們從來不賣，只是拿來送人，尤其是一些專家、韓國的學者比較感興趣。剛才我還跟尹小林先生說我們以后還要繼續合作，這個電子館還會上第二期，只要經費一落實，就馬上抓緊做。所以，國學這一塊，第一，我們是受益者；第二，我們非常愿意跟首都師范大學國學傳播研究院繼續進行合作，而且我們可以合作的東西很多。

　　關于國學傳播這個問題，我在史學界學習工作幾十年，有一個深刻的體會，史學界多數學者還是處于紙質史學研究的階段，對現代科技還是沒有主動采納，往往是被動地去采用。事實上，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是有點落伍了。清華的一位傳播教授曾經跟我說，傳播學跟史學的結合是大有作為的。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早期有動物傳播，人類以后經歷了口語傳播、文字傳播、印刷傳播、電子傳播和信息傳播幾個階段。我認為在國學的電子傳播方面，我們首都師范大學國學傳播中心應該說已經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對學習者也好，對研究者也好，我們都非常感謝。但將來應該怎樣進一步推進？我想除了繼續發揮電子傳播的優勢外，應該可以適當考慮向多媒體發展，例如圖片、聲音、影視等，將大有作為。像歐美發展得就挺多的，美國大概有一百多家做這個課程。當然中國史學也有，像北師大就成立了一個歷史影像實驗室，專門做實驗。

　　國學要大力傳播，國學研究成果要大力傳播，傳播必須要走電子仿真之路。當然，首師大在這個電子之路上已經做得很好了，在國學界可以說是眾人皆知。尹小林先生在內容上不斷地拓展，擴展得很大。除了量的擴展外，我覺得還可以考慮向更深的層次發展，在手段方式方法上，可以做出一些新的嘗試。總而言之，我希望將來我們可以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合作，為國學研究、國學傳播一起做更多的事情。

　　主持人：確實，河北大學多年來與我們國學傳播中心是有合作的。我看大家都搶著要發言，下面我們就接著談，隨便談。

　　張　濤：首先，很高興首都師范大學成立這個國學傳播研究院，這對于從事國學研究、國學教學、國學傳播的人來說，增加了一個很好的平臺。國學研究，這幾年從高校來說，很多都成立了相關的機構，其中首師大的非常有特色。叫國學院，就感覺有教學、有研究，叫國學研究院呢，研究生教學，一部分本科教學，像人民大學的國學院，高考時就可以報名，南昌大學的國學研究院，高考雖然不能報考，但本科三四年級的時候，就可以招收一些其他院系基礎比較好的學生來學習。所以現在的國學院、國學研究院，形式多樣，各有千秋。但是，像首師大的研究院，這么有特色，立足于傳播，是非常好的，也是需要祝賀的。

　　對于國學傳播，我想現在的任務確實是比較重的。每一個國學院，對于國學教學、國學研究的內涵和外延的把握是不同的。但是我覺得國學傳播這一塊，尤其是在原來國學傳播中心、詩歌研究中心的基礎上，首都師范大學國學傳播研究院的成立確實是開創了高校學科界學術發展的一個新路。說國學熱，并不是說現在熱，其實國學熱了很多年了。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成立就是一個標志。這些年，國學一直很熱。當然，再往前說，還有尹小林先生的國學網、《國學寶典》引起的一個發展。國學熱了這么多年，確實也到了一個重新審視、重新總結、重新啟動一些事情的時候，所以國學傳播這個時候提上日程，我認為得其時，而且得其人。首都師范大學電子文獻這個學科專業，今年也已經招研究生了，這是一個很大的事情。所以說國學的研究手段、傳播手段、推廣手段有了一個很好的基礎。抓住傳播兩個字，國學研究、國學教學也會有一個更深、更廣的發展。

　　另外，說到國學的傳播，我也是深有體會。我們現在和尹小林先生、國學傳播研究院合作《中華易學全書》的項目，在這個項目的過程中，我深感數字化、電子文本的快捷和高效，以及對我們現在研究手段的開創性貢獻。同時我認為國學沒有做成一個一級學科，可能是一個遺憾。如果還是按以前的文史哲來弄，有違初衷。國學是一個整體，但是我們沒辦法、學生也沒辦法，最終還是拿一個文學博士、歷史學博士、哲學博士，作為我們來說，一方面我們的母體是不可能斷裂的，另一方面我們確確實實是一個國學人，是做國學研究的人，我想這也是經驗，是教訓。好多人都說，喲，都這么多年了，還分文史哲，又回到了原來。首先我們要堅定自己是一個國學的人，當然學科體系、教學體系、教學隊伍是一個什么樣子，大家可以討論，并不是簡單的拼對、拼接，包括國學的傳播也是這樣，不單單是文史哲的傳播。要牢牢把握兩個核心，一個是國學本身的宣傳教育工作還是要再往前推進。國學到底是什么？有人說是傳統文化，那究竟是不是呢？要這么回答的話，國學就是傳統文化，可能這個概念就有點簡單了。

　　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到，國學目前來說還是一個民間的概念。像納稅人一樣還是一個行業概念，一個學術概念，而不是一個政治或準政治的概念。國學要再往前推進，我們國學人就要堅定地強調學科的屬性。除了加強國學各個分支、各個相關專業的研究以外，關于國學是什么，還得做一個界定，一個更加明確的界說。否則的話，國學一詞老是不能出現在政府文件里面，這恐怕也是國學再往前發展的一個瓶頸。實際上現在不給國學一級學科的地位，就有一個導向的問題。

　　國學傳播是很重要的。現在有人說不學英語學國學。但是有一個問題，一般來說，研究古代文獻的人的英語相對不是很好，而英語比較好的對這些古代的東西又不是很感興趣。大家常說讓中華文化走出去，國學經典走出去，但走出去你還得回來，外國人接受了回來跟你交流，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覺得國學傳播非常重要，包括海外的傳播，現在說參與世界文明對話，中華文化在對話中要想有更大的發言權，更大的話語權，首先我們自己底子要好。比如說像大學語文課可以改成國學課，除了中文系的學生要學，其他的院系的學生也可以學。

　　講國學傳播，兩個核心概念，兩個關鍵詞都非常好。我認為國學現在也走到了一個該有新的舉動的時候。國學傳播第一階段沖在最前面的人并不是高校里面的人，國學的傳播、國學的普及，高校老師并沒有走到最前端。國學傳播現在看著很熱，但正宗的國學還是比較少的。民間的有些國學，實際上把國學的內涵，國學的精髓，國學的價值意義，都給弄出問題來了。所以現在關于國學的普及，關于方式方法方向，還是得堅定正確的方向。那我們究竟應該怎么樣宣傳、推廣？首師大可以繼續發揮自己的優勢，像《國學寶典》數據庫的開發。那在人才培養方面，又該怎樣走出一條道路？像電子文獻研究所今年開始招收研究生，就挺好的，這個優勢應該堅持、強化。

　　講到研究院，又要談到培養哪一層次的問題，像程水金老師那里，三四年級招收一些其他院校的學生，我覺得就挺好。不光是培養研究生層次，本科生也得到培養，提前兩年學，就帶動了更多的人學國學。首師大也可以考慮。

　　崔保國：現在講國學的老師可以分為學究派和江湖派，而很多學國學的人，大都是企業管理班的老總，真正學院派的老學者老先生講國學主要是詮釋和考據，傳播效果并不是很好，別人一聽大師的名字都無比尊敬，但聽一天下來后面就有點蔫了。現在講國學很火的一些大師好多都是江湖派的，并不是做研究的，但是傳播效果倒還不錯。真正搞學術做研究的人，可能沒找到很好的傳播方式，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這就像科學一樣，有做科學研究的雜志也有做科普的雜志。

　　那么我們國學傳播的定位究竟在哪兒呢？對于現在整個大眾文化或者國民文化來講，我們既需要科學，就是國學的真正研究；又需要科普，就是你得把這個東西走進民間，走進當代。像星云法師搞人間佛教，把佛教深奧的教義與比較通俗的生活話題相結合就取得了很大成功。我認為我們現在的國學要想很好地傳播，需要進行一次重構。按照傳統國學的研究學習方法，只有專業人士能夠弄懂國學，而且是窮盡畢生精力，等到你學完了，基本上青春也就過去了，說難聽點，學完了就廢了，干不了事情了。而當代人呢，你是很難讓他花這么大的精力學習國學。實際上我們的國學可以用西方學問的方式把它系統化、精粹化，然后變成能夠進行大規模傳播的文化。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們這個專業搞國學傳播研究機構的一個重要課題。

　　那究竟怎么樣讓傳播專業化呢？不能把國學給歪曲了，傳播必須得正。這可能還是需要有一些組織傳播建構、考察監督的手段，才能保障讓國學比較正確正統地傳播下去。然后如果想讓國學走出國門，還得有一套和西方文化對接的現代話語空間，就是這個傳播真能夠做到跨文化傳播，比如說國學怎翻譯，是“國家學”還是“中國學”？比如日本，他們把日本語專業叫國語專業，日本學也叫國學。他們的國學指的是日本語與日本學。我們的國學，講的是研究中國文化的總體學問。所以，在國學傳播方面，怎么和西方文化對接，和西方話語空間對接，和西方思維方式對接，從而使國學能夠跨文化傳播出去。我覺得可以設這么一個課題來研究探討。

　　張　濤：謝謝崔先生的指正。總而言之，我感覺現在國學熱了這么多年，有些事情還真是得好好思考，像方向上是不是出了什么問題？還有崔老師剛才提到的這個重構的問題。現在國學研究沒有一級學科，目前來說是一個短板，一個瓶頸。但或許也是一個好事，要是有了一級學科，全國齊上，怕又要亂上一回，以至忽略了自己有無這個學科的研究基礎、教學基礎。

　　這些年來，國學確確實實存在過度市場化、商業化和娛樂化的問題。作為高校來說，還存在邊緣化的問題，雖然大家都覺得熱熱鬧鬧，但要說很重視，也談不上，有些并沒有做實事求是的深度的研究。我希望首都師范大學國學傳播研究院的成立可以慢慢解決這些問題，我在這里再次表示祝賀，搞國學的人又多了一個家園，一個平臺。我們現在合作的《中華易學全書》的項目，明年就會推出新書，我想這也是我們完美合作的一個見證。同時這本書的推出也歡迎在座的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各位！

　　孫勁松：我簡單地說一下我知道的情況。關于國學這一概念高層領導其實也講過。2010年10月，人民大學國學院舉辦五周年院慶，習近平同志在致馮其庸先生的信中指出，馮老“以八十八歲高齡，仍帶領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為國學新時期的發展、為促進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發揮重要作用。”2011年5月，習近平同志在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考察時指出：“我們的一切學習都是為了學以致用，中華民族連綿不斷的五千年文化，是我們的自豪所在，一定要發揚光大，使之成為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巨大動力。

　　學習國學的目的，不是為了把它當古董擺設，也不是食古不化、作繭自縛，而是要變成內心的源泉動力，做到格物窮理、知行合一、經世致用。”這是見諸媒體的習總書記兩次明確談論“國學”，結合這兩段文字，我們可以看出，習近平同志對國學新時期的發展有著明確的期待，新時期國學的首要任務是要成為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動力；其次，學國學要格物窮理、知行合一，有助于學習者品德、能力與智慧的提升；再次，學習國學要學以致用，要吸取其經世致用的精華運用到齊家治國的社會實踐之中。 李總理也提過“國學”，1997年5月17日，《安徽日報》發表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李克強撰寫的《追憶李誠先生》一文，指出李誠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學者，一位通曉國故的專家……李先生于國學的知識是淵博的。”從國家機構來說的話，在國務院參事室下面成立了“中國國學中心”好幾年了，屬于參事室下屬的事業單位，將在鳥巢附近建設中國國學館。所以，從國家政治層面來說，國學一詞有在用，國家領導人也還是比較關心的。

　　另一個問題就是國學學科建設的必要性問題，現在很多學者認為國學這個概念被社會人士濫用，用“中國古典學（國學）”這個名字開展學科建設更為合適。在前段時間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按照目前文、史、哲分科的人才培養模式，是培養不出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人才的。隨便舉一個例子，詩、書、禮、易、春秋五經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最基本經典，但是文學院的學生讀一點詩經，歷史學的學生讀一點春秋、尚書等，哲學的學生讀一點周易、禮記，把五經這個整體給打破了。目前，我國高校除了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沒有哪一家能把四書五經給開全了，更別說老、莊、列、韓諸子學說了，即便是我們研究儒學的教授們，也往往偏于一經，沒幾個系統研讀過四書五經的。如果不辦“中國古典學（國學）”專業，怎么能培養出全面了解中華文化基本經典的人？沒有人才，怎么能完成習總所說的“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一任務？僅此一點，教育主管部門就應該積極支持設立“中國古典學（國學）”一級學科。

　　張　濤：誠如您所說，關于國學，現在的領導人在個別的地方確實有用，但真正的在正式的文件上，比較大的報告上，還是沒有。特別是如果能在教育部門的工作會議文件中提到，那就更好了。當然了，國學現在的情況是越來越好了，前景更遠大，空間更廣闊。

　　周延良：聽了各位的發言，我很受啟發。尹小林先生從開發《國學寶典》數據庫、創辦國學網及國學時代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到國學傳播研究院，已經走過了十幾年，確實對文史哲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可以說，現在研究國學的，不用《國學寶典》這個數據庫的人很少。首都師范大學成立的這個機構叫國學傳播研究院，很有意義，傳播就是核心。剛才張先生和崔先生都談到傳播的問題，那國學究竟應該怎樣傳播？我們大家可以繼續探討。

　　“國學”作為一個概念，應該是從章太炎先生開始提出來的，章太炎有一本講稿，是他的學生曹聚仁整理的，叫《國學概論》。章太炎先生當年在上海開了一個講習班，剛開始有很多人去聽，到后面聽的人就很少了，原因是聽不懂。章太炎先生曾說一國之學皆為“國學”，那少數民族的學問算不算國學呢？我認為國學是一個很難界定的概念。

　　總而言之，不論是國學研究，還是國學傳播，我們都要踏踏實實地做好。古籍整理是傳播的前提，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經、史、子、集的分類還是比較科學的，是“國學”的集成。我們看到，當下的古籍整理就存在著可以思考的問題，有權而無學的人介入古籍整理，會影響“國學”研究的（例證從略）。尹小林先生一直致力于傳播，像《四庫全書》的數字化以及點校出版，我是非常支持的，這個工作也是功德無量的，難度也是非常大的。

　　首都師大文學院有一批很具智慧的學者，諸如吳相洲、趙敏俐等教授，不僅有學問，還具備開創學問的智慧。

　　祝賀“國學傳播研究院”的成立，它的產生，必將對國學研究起到推動作用！

　　主持人：孫茂松先生是清華大學計算機方面的專家，我們前段時間還在《光明日報》國學版梁樞先生“國學大數據時代來了”的座談會上一起探討過。

　　孫茂松：我是搞計算機的，是個外行，但是我對國學很感興趣。我想首師大研究院最大的好處就是把古籍數字化，目標非常明確，需求也是很大的。對全世界范圍內研究國學的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基礎，但這個工作也確實不容易。所以，我對首都師范大學國學傳播研究院的成立表示衷心地祝賀。我今天來的目的就是想向各位學習，了解一些信息，我一直想用計算機為國學做點事情，但是我對目前的情況還不大了解，比如說全國到底哪些數據庫是可靠的。

　　這幾年，我教了一門課，叫計算機語言學，就是用計算機處理語言的一些問題。我給學生留的大的作業，前兩年是做對聯，給一個上聯，然后用計算機把下聯給做出來。今年是自動集句，集句詩、集句聯都可以。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就有一個問題。比如說我們對數字化了的公認的較好版本的《全唐詩》的庫進行加工，加工完了以后，很多東西通過計算機就可以算出來。像《全唐詩》里面，青山除了對綠水還可以對別的什么比較少見的詞；一個詞在唐朝是怎么講的，在宋朝又是怎么講的；有哪些詞唐朝人說，宋朝人又不說等等。但處理這個事情的前提就是我們需要一個很好的數據庫，這樣才能算得準。

　　再比如說，像古文獻現在沒有分詞，都是基于字的，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做一個相當于檢索句子的系統來用，打幾個字進去，然后把包含這些字的數據給拿出來。但是還不能在詞的這一級，把詞和詞的關聯、人物和人物的關聯、人物和時間的關聯、事件和事件的關聯給全方位的關聯起來。全方位關聯以后，不敢說一定會產生新的東西，但是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東西。專家在研究某一個問題的時候，是不是把這個問題上的所有東西都搜集全了。雖然不一定研究全了，才有說服力，其它的東西也不敢說對你的研究成果會有影響，但更深一層次的挖掘總是好的，可能你的視角會變得不一樣。

　　數字國學，乃生新境。計算國學，更上層樓。還是需要搞國學的人和搞計算機的人通力合作，我衷心地希望能為國學做點事情。

　　李偉國：您剛才提的這個問題非常好，我也一直在思考，也做了一些數字化的文獻。您提到的好的數據庫是一個非常非常基本和重要的問題。我是從事出版的，也出了很多書，目前的電子本、數字化的東西，準確性確實是有差異的。當然，有些紙質的東西也有很多錯誤，但是數字化的東西，人們一般來講對它還是比較寬容一些。相對來說，電子的整個的準確性是不如比較好的紙質本的。這里涉及很多問題，一方面是編輯校對的問題，如果花力氣還是可以解決的，問題就是成本，成本很大，很多機構都承受不了。另一方面是紙質的東西數字化了以后需要處理的問題很多，可能很多字詞就變了，比如說《全唐詩》，很多古文獻在處理過程中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再比如《四庫全書》，當時香港有位先生在搞數字化的過程中，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可能連使用者都不知道的，當時主要是在北京聘請了許多位專家，來把《四庫全書》這部中國抄寫成的大書中的同樣的字用一個通行的東西統一起來，這件工作是非常非常大的。比如說道德的“德”。《四庫全書》中那些抄寫的先生們大多數是沒有中間一橫的，但是這個字是不規范的，數字化了以后，凡是有“德”字的地方，用常規輸入法輸入進去的話，就查不到了，所以這個問題是必須解決的。再像這個《全唐詩》，要是前面的數字化處理者整理得很好了，在文字的處理上也處理得當了，比如說有的兩個字可以共存，而有些則并不需要共存，像我先前講的道德的“德”就是這樣，但有些異體字本身有一定的價值在，那你必須要在你的計算機的庫里面解決這個問題，你查這個字，那個字也會出來。

　　當然就《全唐詩》來講沒有很多問題，雖然有些詩可能不同，但是是古代流傳版本的問題，那么這種情況在我們數字化的時候也應該要考慮進來。還有就是說，像《全唐書》這樣的書本身就有錯誤，比如說，把宋朝的詩、唐以后的詩夾雜進去了，也有一些人寫過一些相關的論文指出了這些問題；還有就是同樣一首詩，在幾個地方反復出現，現在也有人下這個功夫了；還有同樣是一句詩，但是在好幾首詩里面出現，究竟是什么樣一個情況，這些問題都要搞清楚。最后通過計算語言反映到你的數據庫里面去，到達像孫先生所說的可以全部提出來。

　　還有分詞的問題，我們也可以一起研究，一起探討。像唐詩，五言的、七言的或者其他的形式，一般的讀法是什么，究竟應該怎么樣去分，這就需要專家來做了，可能會花很多時間、很多精力。但如果成功了，是很有價值的，對以后的工作也是很有幫助的。到了孫先生的計算就有基礎了。像這樣的創意，首先要提出來。孫先生說得非常好，一個文本先要做準確了，才能在這個基礎上達到全能檢索。通過每一個字、每一個詞都給它一個定位，一個索引，索引出來以后，速度就會大大加快，像《四庫全書》，實際上對每一個字、每一個詞都是做了索引的，所以它的檢索速度非常快。雖然這樣做，容量要擴大，成本也會上升，但我認為是必須的，現在有些數據庫檢索比較慢，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您剛才提到的全方位的關聯，其實也是需要做很多人工干預的。像詩里面對人物的稱謂，并不是用姓名標準的這樣一個稱呼方式，而是用很多其他的一個稱呼方式。古籍整理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像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很多古籍，都是要加專名線的，這其實是很好的一個工作，就像一個簡單的注釋，告訴你這是一個專有名詞。但是對于文學作品來說，雖然專名線密度不太高，但是非常難，因為可能某句話里面包含的某個人的名字，是一個字，但你不知道，就沒有標，用編輯專業術語來說，就是失標。但有時候專業人士就會指出來，這個地方錯了，是個地名或者人名。我在前段時間，做了一個全宋文的數據庫，但是做的也不是特別好，我就提出了一個想法，我收集了大量的宋朝人的不同稱謂，然后我把它做了一個搜索引擎，本來這件事情挺好的，對于你想要挖掘的全宋文里面的資料就大大擴大了，比如說你在電腦上敲擊“蘇軾”二字，當然蘇軾很重要，對于他的生平你可能不需要在全宋文里面考察就能知道，但是你如果需要更多的資料的時候，包括他的字、號、習慣的稱謂等等都要做進去，這樣搜索的時候出來的東西就會大大擴大，尤其是對于某些不是特別重要的人來說，這樣的工作就顯得特別有用。像王安石，他給別人寫的信，可能信中不會出現收信人的名字，你就搜索不到，但這封信對于這個人的研究又比較重要。

　　數據的多少是一步步做的，要怎么樣開掘、怎么樣梳理、怎么樣產生新的東西，也是要一步一步做下去的。我們既然叫國學傳播研究院，從研究者的角度來講，你的基本的研究的庫必須要扎實，而且是越來越大，才能在我們國家古籍諸多的庫里面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我們要在原來很好的一個庫的基礎上做得更大、更扎實、更深。像我們現在用到的很多的成語、俗語是來自二十四史當中的故事，但在當時是沒有這個成語或俗語的說法，那我們怎樣才能在庫里面把這個成語、俗語與二十四史的故事連接起來呢？類似于這些想法的，都可以考慮。做出來了以后，還可以申請專利。

　　孫茂松：上次我看報紙，上面說宋朝的皇帝基本不太正常，懷疑他們家族有精神病史，我覺得明朝的皇帝其實也不大正常，但是如果你去文獻當中查證，把他們的名字輸入進去，出來的資料還是比較片面的。實際上我希望能夠把有記載的與這些皇帝有關的所有的材料都找出來，但做這個檢索比較復雜。假設做出來了，找出來幾十條他們家族性格暴躁和他們做過的荒唐事，充分的證據證明宋朝的皇帝極有可能確實有精神病，但這件事我們現在可能做不到，只有建立了這個關聯以后才能查詢到這些復雜的工作，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比如說中國古代的大旱，可能相關記載里面很多的描述，詞都不大一樣，如果把這些時間、空間聯系起來，可能對學者的研究會很有幫助。

　　可能咱們這領域的許多先生做了很多工作，但我不知道，其實這些工作對我們搞計算機的應該都很有幫助。像許嘉璐先生之前組織了一批先生做了一個工作，把二十四史翻譯了過來。每句話古文、譯文對應起來了，如果我有電子版的話，可以用統計機器翻譯，比如說一邊是中文，一邊是英文或者少數民族文字，我們不知道的，但如果語料足夠大的話，就可以對齊。通過建立句與句之間、短語與短語之間、詞與詞之間的關系，就能自動把它給對上，雖然不敢說百分之百正確，八成正確還是可以做到的。現代漢語切詞基本上有軟件可以切，通過現代漢語的切詞我就可以把二十四史給切了，但這個“切”是算出來的。

　　李偉國：是的，對做計算機數據庫的人來說，基礎是非常重要的。

　　孫茂松：基礎數據對我們來說就是生命線。可能從事國學研究的人不會算，但我們能算，我們的算法水平跟國際上基本沒有什么區別，外國人能怎么算，我們也能怎么算。可能在座的各位先生有很多好的數據，我不知道，我參加這次研討會，也是希望看看能不能拿到一些數據，我們再去進行計算加工。另外我認為國學，本身是件特陽春白雪的事情，剛才有先生說有些江湖上的國學比高校的國學還弄得火熱，其實也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情。

　　章太炎先生開講習班，不是第二天也有人不來聽了嗎？但經過這些年的沉淀，大家記住的還是章太炎先生，所以不用太糾結于這些事情。現在有些人喜歡國學，是把說幾句國學作為自己有文化的標準，并沒有把國學作為自己的信念和世界觀，作為自己的科學體系和思想體系。我們國家確實需要一大批熱愛傳統文化的人去做一些非常扎實的功夫，把這個文化給傳承下去、發揚出去。

　　姚小鷗：我覺得孫先生和李先生說的確實有點意思，我很受啟發。首先，我對首都師范大學國學傳播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賀，這是好事情。首師大國學院確實是貨真價實的，規模也比較大，前程也遠大。前段時間，我整理了一篇文章，我們中國文化里傳統的主流是什么？我們常說儒釋道三家，我看主流還是儒學，像唐朝的文獻中還是儒家的文獻多。經學又是儒學的核心。上午小林兄念的劉夢溪先生的賀詞，我認為說得挺對，六經是很重要的，六經里面《詩》和《書》又是主要的。為什么呢？在春秋的時候它們就是經典了。做學問，要拿出過硬的東西，別人自然信服你。真正要對國學進行研究，這是第一層次。第二層次就是把研究的成果融到古籍整理的工作中去。第三個層次是在古籍整理的基礎之上去做數字化的工作。從而使國學的傳播工作更上一層樓。就像剛才李先生所說的，數據庫不僅要做大，關鍵是要做得精。

　　我發現現在有一個問題，很多人都不認識繁體字，包括很多研究生也不認識，繁體字和簡體字還是有意義上的區別的。研究古文獻，繁體字還是必不可少的。讀圣賢書，所學何事？國學傳播要真正的和中華民族的文化建設結合起來。我上課的時候，就跟我的學生們強調，立意要高，入門要正，基礎要好，目光要遠大。

　　主持人：最后，我總結一下。今天下午，雖然發言的人不是很多，但還是非常精彩。對首師大國學傳播研究院的成立，大家都寄予了厚望，而且都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議。雖然全國有了這么多的國學院，但是我個人感覺在我們國家整體文化發展的大的格局當中，國學其實還很難說是三分天下已經占有了一分，因為從我們國家整體的文化思潮方面來說，現在并行著三個傳統，馬克思主義百年的傳統、西方的文化傳統和我們中國的傳統。其實到現在為止，應該說交鋒比較激烈的還是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和西方的文化傳統。大家為什么關心國學，我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其實不管是草根的國學、江湖的國學還是學者的國學，在當下社會有這么多人提出弘揚國學，并不是上層有意號召的結果，實際上是下層、是學者自己對這個社會的認識和判斷，認識到復興國學的重要性，因此我們不約而同地走到了一起。雖然大家可能走的路不大一樣，但總而言之當下國學復興的整個的過程是自下而上的，其力量還是比較弱的。在這個社會上，國學的發展實際上還是需要更多的各個階層的以及政府的支持。我們做數字傳播，尹小林先生做《國學寶典》，并不是很簡單的一項工作，其實是要有強大的經濟支持的。沒有強大的經濟支持，是很難把這個事情做好的。我一直認為國學古籍的數字化這個事情很重要。實際上我們中華民族的古籍雖然很多，但還是有限的，把這些古籍數字化，讓它為全民服務，應該屬于國家事業，屬于公益事業。要把每一本書、每一句話、每一個字校對正確的話，是要花費很大的人力和物力的。而這些古籍校對好了之后，是全民都受益的。我們一直都希望能夠得到政府的支持，作為一個公益事業，這是一個造福我們中華民族的事情。

　　再者是大家對國學這個概念的討論：什么是國學？有寬泛的國學的概念，也有相對比較狹窄的國學的概念。除此之外，還有很大一部分人對國學持有強烈的反對意見，有些人的觀點甚至是很尖銳的。所以，在國學概念的界定方面，在國學學科的建設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剛才姚小鷗老師有一句話，非常觸動我，就是我們國學傳播研究院成立以后，立意一定要高。我們應該有作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這應該是我們國學傳播研究院立腳的根基。我今年虛歲六十了，我們現在做這個國學的事情的確是發自內心。我們除了有對中國傳統文化、對國學的一種愛，還有一種社會責任感。所以國學傳播研究院的成立，不僅僅是我們首師大的事情。我們是弘揚國學和復興國學整個大的過程當中的一份子，我們加入到這個過程當中來，盡我們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們要把國學的事情做好。剛才幾位先生從不同的角度給我們提出了建議，從我們工作如何開展，到對我們寄托的期望，再到在學科發展上對我們提出的規劃，我認為都是很好的意見。下一步，就是盡我們的所能把這個事情做好。這十幾年，我們雖然做出了一點成績，但同時也感受到它的艱難。現在很多的事情，我們想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學校的支持，當然學校也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可是在現有的體制下，我們有很多的想法學校也不能全部滿足我們。所以我們想充分利用學校的資源、社會的資源，把體制外的事情和體制內的事情結合起來，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總而言之，今天各位先生放下自己手邊的工作，抽空前來參加我們的成立大會，我是非常感動的。我謹代表我們國學院的全體成員，向各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謝謝各位。

（張欣怡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