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鍾業(yè)教授的論文《宋子道學思想之研究》是一篇很有價值的學術論文。

　　論文首先對宋子（時烈）的家教、師承背景作了簡明的介紹，這對把握宋子“道學”思想的淵源和特點是十分有益的。所以，當論文第五部分論及宋子論道學以朱子為中國道學之集大成者，以栗谷為朝鮮道學之集大成者，讀者毫無突兀之感。

　　論文引述宋子之言后指出，宋子論道學強調不離德業(yè)、節(jié)義，這是宋子道學思想的重要特點之一。宋子是以此原則來衡量朝鮮歷代理學家的，他以鄭圃隱為東國理學之祖，以栗谷為東國理學之集大成者，正是此道學不離德業(yè)、節(jié)義原則的具體體現(xiàn)。所以，我一直認為，朝鮮理學道統(tǒng)的確立，與宋子的道學思想有著密切的關系。

　　論文用“道學之語義”與“前賢之諸說”兩節(jié)，重點探討了“道學”一詞的起源及其內涵。文中，趙教授提出了許多深刻的見解。如，指出“所謂道也者，上自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這是非常準確的。據(jù)此，趙教授對于當前一般辭書中對“道學”一詞的解釋有不夠周全之處，因而未必與“道學”之本義相符的批評是很有道理的。

　　“道學”一詞出現(xiàn)甚早，如王充《論衡·量知》篇說：“或曰：文吏筆扎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煩事，雖無道學，筋力材能盡于朝廷，此亦報上之效驗也。”這里“道學”與“筆扎之能”相對而論，據(jù)后文王充的解釋是指“儒生之業(yè)”，亦即指一般的儒家學問。而宋儒所謂之道學，則誠如趙教授所指出的自有其特定之涵義。其中，首要的就是最早由韓愈揭橥出來的儒家圣圣相承之道，也就是以“道統(tǒng)”為標志的道學。其次，則是關于圣圣相承之道學的具體內容，宋儒也有其特定所指。前一點趙教授論文中已談得很多，這里只想再提供幾條材料以為參考，而后一點論文則談得不多，想補充一點意見。

　　論文說，“道學之說，起自宋代”，這是很對的。然論文又說，“但宋儒雖有倡道學，而言及于道學者甚稀”，這卻值得商榷。“道學”實乃二程自許之辭：如程頤說：“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河南程氏文集》卷六“上太皇太后書”）又說：“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同上卷十一“祭李端伯文”）所以，后來朱熹才說：“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于孔孟既沒千載之后，可謂盛矣。”（《程氏遺書目錄跋》）

　　又，論文謂宋儒對“道學”之為何物，沒有作詳細的解說，原因是：“蓋當時道學之名，雖是新出之名，然其意義則人皆知之，故不必說明者”。如謂宋儒并未為道學下一定義式的說明，趙教授的說法是很對的。但從另一角度看，宋儒對道學的內涵是作了很詳細的說明的。論文引朱熹《中庸章句序》曰：“《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用以說明朱熹之言“道學”。其實，緊接著這句話，朱熹就點明了堯舜相傳之心法，其后又有一大段敘述自堯舜以至孔孟“圣圣相承”之“道統(tǒng)”，以及程夫子兄弟出，“以續(xù)夫千載不傳之緒”等等，這正是對“道學”為儒家圣圣相承之道之學的最詳細的說明。

　　道學的具體內容究何所指？此當追溯于韓愈、李翱。韓愈在《原道》篇中揭示的與老、佛不同的道的具體內容是：仁義道德，即所謂“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韓愈之論道顯然還比較側重于用的一面。李翱則強調探求儒學的“性命之道”，側重于體的一面。如他在《復性書》中說：“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宋儒融合韓李之說而發(fā)展之，既探天理性命之源，又推仁義道德之行。

　　伊川序《易》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這里伊川所述《易》書所示之道，其實也就是程氏兄弟所倡明的道學的具體內容。既要“順性命之理”，又要“盡事物之情”；既要“通幽明之故”，又要“開物成務”。這也就是所謂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所以，朱熹曰：“道者，兼體用、該隱費而言也。”（《語類》卷六）

　　因其體用兼?zhèn)洹⒗硎虏⑴e，故程朱屢稱其道學為與釋氏“虛學”相對立之“實學”。如，朱熹引伊川述《中庸》書曰：“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趙教授論文中引宋子評論朱子之語曰：“朱子一生，慨然于斯（指分道學與政事為二，而以道學為無用之物），論學不遺乎物，論治必本于學。不遺乎物，故學為有用；必本于學，故治得其道。”實在是深得程朱道學之要指的。

問題請教：

　　論文引宋子撰《圃隱鄭先生神道碑銘》中語曰：“自朱子以后，中朝之道學分裂歧貳，……獨我東土，擇之也精，守之也專，訖無支分派別之惑。”

　　請問：宋子說的東土“訖無支分派別”的說法，是否符合當時朝鮮理學的實際情況？應當如何看待當時的西（畿湖）、南（嶺南）兩學派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