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第六、七、八輯上刊出《吳虞日記選刊》以后，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一直期待著《吳虞日記》全文的早日整理出版。日前，終于見到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吳虞日記》（上冊），十分高興。書前有榮孟源同志序言一篇，指出“吳虞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反孔健將，”他對封建舊道德所進行的激烈批判，是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研究課題。同時，他又指出，“吳虞不是積極的革命派，不曾參加過任何一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終身教書，只圖明哲保身。他稱贊孟德斯鳩等人的民主思想，更稱贊老莊的無為和佛教的出世。……二十年代后又著重于佛經，思想錯綜復雜，……他反對封建的節孝，卻又以封建節孝來要求他人，思想自相矛盾”。“吳虞是二十世紀前幾十年間，我國一種類型的知識分子代表，他的思想變化，很值得研究。”榮孟源同志的分析是全面的、實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這也可說是我迫切想看到《日記》全文的原因吧！

　　因為，過去一般只看到《吳虞文錄》等公開出版的著作，如《文錄》那是吳虞發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的匯集，人們只能了解他是一位“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這一面。然而通過《日記》我們卻可以看到吳虞思想中的另一面。即以他的反對封建節孝來說，他不僅撰寫了許多文章予以激烈抨擊，在實際行動方面，對其父親的專制淫威也是堅決反抗的，甚至公開咒罵其父為“老魔”。但是，反過來，他對自己的女兒們的行為，卻又以封建節孝來要求之。當其女兒們的行為，稍有不合其意者，他即呵之以“不知大家風范”，斥之為“是無父無母之人矣”。如此等等，只有通過《日記》，我們才能對吳虞的一生思想行為有一個較為全面的了解。因此，《吳虞日記》的整理出版，是為學術界提供了一份極有價值的歷史資料，應當感謝整理者和出版者的辛勤勞績。

　　但是，細讀之后，又不得不對整理者的整理原則和態度提出疑問和批評。整理者在“說明”第一條中說：“整理出版，系根據手稿照錄。但對其中與研究近代史或吳虞評價無關者，如生活瑣事的記述，日常讀書前后各日大致相同者，酌予刪節。”對這一條整理原則，我認為值得商榷。從原則上講，對于歷史上重要人物的各種手稿，凡能找到的，并準備整理出版的，應當盡量全部照錄。即如這部《吳虞日記》手稿而言，珍藏于中國革命博物館中，不要說一般人不可能看到全文，即使是專家學者想查閱一下全文，也絕非易事。現在既然整理出版，嘉惠學林，為什么不全部照錄，而要“酌予刪節”呢？對于研究者來講，由于研究的問題不同，往往從所謂“生活瑣事的記述”中，正好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材料，從他“日常讀書前后各日大致相同者”的記述中，發現其思想變化的契機。很明顯，如果把他在幾日，甚至幾個月內連續讀某書或某類書的記述，刪節成只留下一日記載著讀某書或某類書，那末在對他的思想傾向、變化作定量、定性分析時，一定會得出很不一樣的結論的。整理者在《日記》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初一條下出了一條注：“《高僧傳二集》和《首楞嚴經》二書，吳虞在幾個月幾乎每日必讀，以下皆刪去”。（見228頁）這一交代，尚不失向讀者負責的態度，然而遺憾的是，全書關于刪節的交代，僅此一條，此外再有那些刪節，讀者就不得而知了。

　　以《中國哲學》上發表的《日記選刊》與之比較一番之后，原來所謂“酌予刪節”云云，竟不妨說大砍大刪呢！《日記》上冊錄吳虞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一年日記，現整理本字數約四十五萬字，《中國哲學》第六、七兩輯刊登的同一時期的《日記選刊》約為六萬字。可是就在這六萬字的選刊中，被整理者刪去者即達六千多字。由于沒有看過原手稿，究竟被刪去多少無法知道，但就上述刪節比例來看，已相當可觀。尤其是被刪去的內容，已遠超出整理者在《說明》所列舉的范圍。如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條中有這樣一段話：“晨送楷兒至華西女校，念父女之情慨然久之。”整理本將“念父女之情慨然久之”一句刪掉，也許這在整理者看來是“生活瑣事”，沒有意義，但在我看來，這正是吳虞某種思想感情的真實流露，很有意義。十分明顯，刪去了表達感情的話，單留下了記事的一句話，這倒真使人看了索然無味。又如，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選刊》中摘錄了吳虞記述由于女仆梅喜臥病，致使家中諸事荒廢一事，并且萬分感慨地發表議論道：“大抵女（指他的女兒們）之優于婢者，享用服食不同而已，至于經理諸事有實益，則吳楷等固遠遜梅喜。人豈可但以貴賤親疏計，而不問其實在之損益哉！”這件事和這段議論在整理本中全部被刪去。就事情來說，確可歸之于“生活瑣事”，但由此而引出的這番議論難道也是“生活瑣事”嗎？沒有這樣的“生活瑣事”又怎能引來吳虞這一番感慨和議論呢？象這樣的文字當刪節不當刪節？以此請教于整理者和各位讀者！

　　根據《說明》所說刪節原則和上引那條注，我原以為只刪掉一些重復出現的書目名單而已。誰知一比較才知是連同讀書摘錄的內容也一起刪掉的。例如，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后，吳虞幾乎每日讀《李莼客（慈銘）日記》（此書在近代學術界中，影響頗大），整理者在這里，不僅把有些日記中“讀《李莼客日記》”等字樣刪去，而且把吳虞大段摘錄李慈銘日記中論學的文字，幾乎全部砍掉。僅粗粗地與《選刊》所摘錄者相對校，即刪去這類文字有四千字之多。竊思之，整理者也許以為這都是抄別人的文字，對研究吳虞沒有用處，殊不知，正是從這些讀書摘錄中，才可看出吳虞學術上的好惡取舍等傾向。就拿我們今天自己做讀書摘要來說，摘抄什么，不摘抄什么，不也都是有好惡取舍和某種目的的嗎？當日在《中國哲學》上刊登《選刊》時，是著眼于“與學術思想有關的內容”，顯然這些材料是與學術思想有關的。

　　此外，還有一些刪節是令人莫名其妙的。如，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條下記有：“作詩三首，與董蜀蘭”，《選刊》上錄有三首詩全文，可以看到吳虞的某些思想，然而整理本全部刪除。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條下有：“看《高僧傳二集》，以所集聯語送山腴書之：輕賤世俗，高立獨步（仲長統《昌言》）；愛好名言，清凈自居（《首楞嚴經》）。”這副聯語十分明白地表露出吳虞的心情、崇尚、品格。可是也被整理本刪除，并且連該日的日期都沒有出現。又，同年二月二十日條下有：“余近效廖季平丈，和光同塵，不顯分清濁，庶少結怨于社會也。”也是一條多么重要的內心思想的表白材料，可是也不知根據什么原則連同日期一起被刪節掉了。如果沒有《選刊》可以對比，還以為吳虞這幾天沒有寫日記呢！（象這樣連日期一并刪去的，僅以《選刊》所選部分校之，就有六條之多。除上述兩條外，其余為：一九一六年七月七日，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三日，二月十七日，和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三日。）再如，一九一六年五月六日條下，記載有吳虞接到桂伯華之妹為他開列的初學佛學書目，也是研究近代佛學及吳虞好尚的重要資料，而整理本也將書目全部刪掉。

　　以上只是就《中國哲學》上《選刊》的，約原手稿十分之一的部分，與整理本進行比較，就發現如此多的問題。（以上所舉也只是校比中發現的一部分條目，尚有許多不可能一一列舉。）由于本人無緣得睹原手稿，究竟刪節掉多少，也就不敢妄加推測了。然據整理者介紹，吳虞日記手稿，共六十冊，約一百多萬字，準備分上下兩冊出版。而從現在出版的上冊看，約四十五萬字，下冊還沒見到，估計字數當與上冊不會差得太多，那末，兩冊總字數不會超過一百萬字。這也就是說，整理本至少刪去了幾萬字，甚或幾十萬字。我想，既然一百萬字都印了，還在乎這幾萬字，抑或幾十萬字，而非得刪去？對此，百思不得其解。

　　日前，象整理出版《吳虞日記》這樣珍貴的材料，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正因為如此，整理者更應當從長遠需要著眼，以高水平、質量要求。況且只要求全文照錄，不加刪節，也不是過分的要求，不是做不到的。我想，讀者應當尊重和感謝整理者、出版者的辛勞，整理者、出版者也應當對讀者希望得到一個完備、權威版本的心情有所理解。近年來，近代人物的日記出版了不少，如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郭嵩燾日記》、《達化齋日記》（楊昌濟著）、《宋教仁日記》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忘山廬日記》（孫寶瑄著）等，他們均遵循了對原稿不作增刪的正確原則。寫到這里，我不禁要問：何日也能見到無刪節的吳虞日記呢？但愿是不久的將來。

　　最后，附帶對出版日記之類的書，提一個技術性的意見，供出版社考慮。每讀日記類書時，最感頭痛的是，看到某日條下記有一有用材料，而要搞清它是那年那月的某日，則往往需要來回翻上好多頁才能查清。因此，建議出版日記類書，最好在每頁的天頭上都印上某年某月字樣（有的日記日前有月份的，則只需印上某年即可），這將給讀者帶來極大的方便。

一九八五年三月

原載于《讀書》198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