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在中國文學及中國文學理論研究領域,古代文學的研究,積累最為豐厚。特別是進入新時期以來,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其重要標志是:第一,研究隊伍空前擴大,學術梯隊逐漸形成,既保證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所具有的較高的學術品格,同時也極大地帶動了古典文學的普及工作。在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方面,中國古典文學工作者起到了不可或替的重要作用;第二,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研究方法豐富多彩,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當然,這些年來,充斥于圖書市場的,確有不少平庸之作,但更重要的事實是,冥心獨造、邃密扎實的學術力作也不在少數;第三,全國性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學會和各專業研究會(如建安文學研究會、唐代文學學會、古代韻文學會等)、甚至專書研究會(如《詩經》《文選》《文心雕龍》《水滸》《三國演義》等)及古代作家研究會(如屈原、李白、杜甫、蘇軾、李清照等)相繼成立,加強了學術交流工作;第四,國際間的學術接軌,已成為學術界的一個強烈呼聲。把中國古代文學優秀作品及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成果推向海外,同時,把國外優秀的研究成果吸收進來,已日益得到廣大學者的重視。
一、學術梯隊的建立
新時期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大體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新時期開始到八十年代初期為第一階段;八十年代中后期,以七八、七九級碩士研究生為中堅的中青年學者群體逐漸成為業務骨干;八十年代末葉到九十年代初,以七七、七八級大學本科畢業的青年學人經過近十年的磨練,開始登上學術論壇。
八十年代初期,老一代學者、文革前大學畢業的中年學者是學術界的核心力量。當時的學術界百廢待興,出現嚴重的青黃不接的局面。為了迅速改變這種狀況,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首要的任務是,及時整理出版前十七年、甚至前五十年的研究成果。于是,一大批文學名著和學術著作在很短的時間內得以重新出版,填補了一段研究空白。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游國恩等編寫的四卷本《中國文學史》、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注的《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以及一些學術專著在當時起到了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老一代學者身肩重任。他們一方面要潛心整理過去的研究成果,同時又要研幾抉微,撰寫新著。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學不已齋雜著》、程千帆《古詩考索》《閑堂文藪》、朱季海《楚辭解故》、蔣天樞《楚辭論文集》、姜亮夫《成均樓文集》《楚辭通故》,任半塘《唐聲詩》《唐戲弄》、蕭滌非《杜甫研究》、朱東潤《杜甫敘論》《梅堯臣傳》《陸游傳》《陳子龍及其時代》、唐圭璋《宋詞四考》《詞學論叢》《唐宋詞學論集》《元人小令格律》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唐宋詞論叢》《月輪山詞論集》、繆鉞等《靈蹊詞說》、吳世昌《羅音室學術論著》《紅樓夢探源外編》、譚正璧《古本稀見小說匯考》《彈詞敘錄》《曲海蠡測》《三言二拍資料匯編》、王季思《玉輪軒曲論》、隋樹森《雍熙樂府曲文作者考》、王利器《耐雪堂集》、胡國瑞《魏晉南北朝文學史》、馬茂元《楚辭研究集成》等已經成為相關學科必讀書目。在老一代學者中,這里應當特別提到周振甫先生,他在短短的二十年間,以其深厚的學術功力,撰著了數十種論著,尤其是一些學術普及論著,金針度人,喚起了廣大讀者對于中國古典文學的閱讀興趣,功不可沒。而一代學術巨擘錢鐘書先生《談藝錄》等論著的重版,特別是《管錐編》的問世,則把新時期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這一時期,老一代學者更重要的使命是培養一代學術新人。在恢復高考制度后,他們嘔心瀝血,克盡厥職,將一屆屆研究生引進學術苑地,讓年輕的一代逐漸挑起學術大梁。他們為新時期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事業的繁榮發展,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傾注了畢生的心血,贏得了人們的尊重。
在老一輩學者嚴格而又卓有成效的指導下,中青年學人迅速成長。李少雍《司馬遷傳記文學論稿》、葛曉音《八代詩史》《漢唐文學的嬗變》、王英志《中國古典詩歌藝術新探》、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唐五代志怪小說敘錄》,董乃斌《李商隱的心靈世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劉揚忠《宋詞研究之路》《辛棄疾詞心探微》、施議對《詞與音樂關系研究》、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么書儀《元代文人心態》、王鐘陵《中國中古詩歌史》、陳慶元《中古文學論稿》、楊海明《唐宋詞風格論》《唐宋詞史》等等稱得上是這一代學者的代表作。他們中的許多人不滿足于過去的研究方法,開始探討自己的學術道路。后來的文學史觀和文學史宏觀研究大討論,正是這種時代思潮的必然要求。它反映了學術界的后來者渴望超越自己、超越前代的強烈呼聲。當然,這場持續數年之久的大討論,其利弊得失,還有待于后來實踐的檢驗,現在作出評說也許還為時過早。但是,它在客觀上促使人們對于以往的學術研究觀念、研究課題、研究方法等作進一步的反思,確有其積極的意義。從那以后,學術界基本上擯棄了過去那套庸俗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同時,對于過去似乎已成定論的一些問題,重新作了認真細致的辨析工作。近些年來,對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的重新思考和認識,已經成為學術界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與數年前那場如火如荼的文學史宏觀研究的探討密不可分。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初,恢復高考后前幾批考入大學的青年學子,經過了大約十年的潛心苦讀,逐漸成熟起來,他們大都具有博士學位,在老一代學者的引導下,奮發揚厲,勇于探索,既注意吸收前輩學者的謹嚴博贍的長處,又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年輕優勢,將視野拓寬,努力吸收國內外所有的研究成果,從而將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扎實的基礎之上,在一些專題研究上,取得了新的進展。近年已經出版的博士論文如傅道彬《<詩>外詩論箋》、趙敏俐《兩漢詩歌研究》、蔣述卓《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錢志熙《魏晉詩歌原論》、景蜀慧《魏晉詩人與政治》、盧盛江《魏晉玄學與文學思想》、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閻采平《齊梁文學研究》、曹旭《詩品集注》、劉躍進《永明文學研究》、吳先寧《北朝文學研究》、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張伯偉《鐘嶸詩品研究》、蔣寅《大歷詩風》、王小盾《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尚永亮《元和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莫礪鋒《江西詩派研究》、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張毅《宋代文學思想史》、王兆鵬《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王筱蕓《碧山詞研究》、劉永強《西游記論要》、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黃仕忠《琵琶記研究》、郭英德《明清傳奇研究》等等,已經遠遠不限于一般的評價,或者僅僅是作翻案文章,而是對各個專題作了比較深入的探討。盡管所得結論不一定全對,但是,后來者如果繼續從事這些專題的研究,這些學術成果就繞不過去。這也許就是學術積累的意義所在吧。
在新時期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隊伍中,還有一大批令人欽佩的中堅力量,他們自始至終活躍在研究領域,真正起到了承前啟后的橋梁作用。這就是在前幾年還稱之為中年、而今已經并不年輕的學者群體。他們大都畢業于五、六十年代,經歷了較多的政治磨難,背負著較為沉重的學術重任。新時期伊始,當他們重新踏上學術征途時,正是學術界蹣跚起步之際。他們扮演著多重角色,廢寢攤書,同他們的老師一起,一步步地開創了古典文學研究的新局面。這里不能不提到他們的名字和著作:胡念貽《先秦文學論稿》《中國古代文學論稿》、譚家健《先秦散文藝術新探》《先秦散文史綱要》、金開誠《屈原辭研究》、聶石樵《屈原論稿》,董志安《先秦文學與先秦文獻》、王運熙《樂府詩述論》《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曹道衡《中古文學論文集》《中古文學論文集續編》、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周勛初《九歌新考》《文史論集》、卞孝萱《元稹年譜》《劉禹錫叢考》、劉開揚《唐詩通論》《唐詩論文集》、陳貽欣《唐詩論叢》《杜甫評傳》、廖仲安《反芻集》、吳企明《唐音質疑錄》、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學與文學》、程毅中《宋元話本》《唐代小說史話》、項楚《敦煌文學叢考》《王梵志詩校注》、王水照《唐宋文學論集》、金啟華《杜甫評傳》《杜甫詩論叢》,陳伯海《唐詩學引論》、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陶淵明研究》、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吳熊和《唐宋詞通論》、羅宗強《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孫昌武《柳宗元傳論》《唐代古文運動通論》、章培恒《洪升年譜》、蔣星煜《明刊本西廂記研究》《西廂記考證》,徐朔方《論湯顯祖及其他》《晚明曲家年譜》,陳毓羆、劉世德、鄧紹基《紅樓夢論叢》,蔣和森《紅樓夢論稿》等。這些著作,或開辟了某些研究領域,或創立了某種研究方法,或集前人之大成,或立后世之楷模。可以這樣說,新時期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每一點進展,都凝聚著這一代學人的心血。
二、學術水準的提高
經過四代學者的努力,新時期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不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有了新的拓展。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傳統的研究課題,隨著新材料的發現,或者新的研究方法的運用,出現了某種復興的態勢。這在傳統的“文選學”研究上表現較為明顯。這是富有戲劇性的研究領域。唐代即有所謂的“文選學”,宋代甚至流傳“《文選》爛,秀才半”的說法。但是到“五四”時卻成了“妖孽”而被打翻在地,幾十年未能翻身。從1949年到1978年,近三十年間,“文選學”方面的研究論文不足十篇,它在祖國大陸的境遇可想而知。1988年在長春召開了首屆《昭明文選》國際學術研討會,1992年、1995年又分別召開了第二、三屆學術討論會。每次參加人數都在七、八十人以上。“文選學”所以能夠在新時期表現出復興的趨勢,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一,海內外不時發現一些新的版本資料,日益引起學術界的重視。比如陳八郎本五臣注、韓國奎章閣本等。其二,《文選》以及諸家舊注是研究中古文學,乃至研究唐宋文學的津梁。以《滄浪詩話》為代表的宋代詩話,凡是論及唐前文學,所列舉的作品,幾乎沒有超出《文選》的范圍。在某種程度上說,《文選》就是先唐文學的代稱。近代著名學者李詳在其《文選學著述五種》中對于杜甫、韓愈等唐代大詩人的作品作了詳盡的考察,結論是唐代詩人幾乎沒有不受《文選》影響的。
唐宋文學歷來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熱點,已逐漸成為國際性的顯學。無論是基礎資料建設,還是理論探討,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唐代文學研究年鑒》是唐代文學研究的窗口,而定期召開的唐代文學學會主辦的各種規模的學術研討會,則廣泛地聯絡了海內外的研究者,頗有影響。宋詞為宋代文學研究的中心,作為詞學研究的重要刊物,《詞學》發表了許多有分量的研究論文,已經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重視。《詞學大辭典》的出版對于有關重要成果已經作了初步的清理。程千帆、吳新雷新著《宋代文學史》則從整體上對宋代文學作了綜合性的研究。
第二,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比較突出的現象是作綜合性的研究。首先是佛教、道教與文學的研究,盡管多數著作還停留在描述性的階段,但是引導風氣之先卻是不容忽視的事實。詹石窗《道教文學史》、王曉平《佛典·志怪·物語》充分吸收了近年海內外研究成果,內容豐富,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新時期的敦煌文學研究創獲較多。1982年在甘肅召開了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這是有關敦煌文學和敦煌學術的第一次研討會。第二年,即1983年成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翌年又在杭州成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隨即展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首先是創辦了《敦煌研究》《敦煌學輯刊》等刊物,此后又出版了多種相關論文集及資料專集,與古典文學研究有關的資料及研究專著一時成為學者關注的焦點,如舒學《敦煌唐人詩集殘卷》,柴劍虹《研究唐代文學的珍貴資料》《敦煌唐人詩文選集殘卷(P.2555)補錄》,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敦煌賦匯》,任半塘《敦煌歌辭總匯》,周紹良、白化文《敦煌變文集補編》,黃徵等主編《敦煌愿文集》,顏廷亮《敦煌文學》《秦婦吟研究匯錄》(與趙以武合編),項楚《王梵志詩校注》《敦煌文學叢考》,蔣禮鴻先生的一代名著《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經過修訂多次再版,為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對北朝文學的系統研究,也是新時期古典文學研究的重要收獲。其中以曹道衡先生的成就最為突出。八十年代,他在《文學遺產》和其他刊物上發表了《試論北朝文學》《十六國文學家考略》《關于北朝樂府民歌》《從<切韻序>推論隋代文人的幾個問題》《讀賈岱宗<大狗賦>兼論偽<古文尚書>流行北朝的時間》等文章以及與沈玉成先生合著的《南北朝文學史》中北朝文學部分,將過去被視為“文學作品幾乎絕跡”的十六國及其以后的北方文學分為不同的發展階段,進行縱橫比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啟發意義的創見,厘定了北朝文學研究的基本格局。這些研究成果,多已收錄在《中古文學史研究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和《中古文學史研究論文集續編》(臺灣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代表著近十年來中古文學研究的最高成就。
遼金文學研究歷來是較薄弱的領域,張晶《遼金詩史》、顧易生等《遼金元文學批評史》等填補了這段空白。
清代文學研究也取得了重要進展。以蘇州大學錢仲聯先生為核心的一大批學者,首先從清理資料入手。錢先生自己除編撰了二十二冊《清詩紀事》之外,還撰著了多部學術專著,如《夢苕庵詩話》《夢苕庵專著二種》《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夢苕庵文學論集》等,此外朱則杰《清詩史》,嚴迪昌《清詞史》《陽羨詞派研究》也推為拓荒之作。至于清代小說戲曲研究更是異常活躍,其中以《紅樓夢》研究為翹楚。吳恩裕先生的《曹雪芹佚著淺探》《曹雪芹叢考》,周汝昌先生的《曹雪芹小傳》《獻芹集》《石頭記鑒真》,吳世昌先生《紅樓夢探源外編》,王朝聞先生《論鳳姐》,馮其庸先生《論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張畢來《漫說紅樓》,《紅樓佛影》等被推為紅學名著,影響頗為深遠。
在古代小說史研究方面,已故胡念貽先生《<逸周書>中的三篇小說》(《文學遺產》1981年2期)、曹道衡先生《<風俗通義>與魏晉六朝小說》(《文學遺產》1988年3 期)等文,不僅對于古小說作了鉤沉索隱的工作,還對于兩漢子部在小說研究方面的價值作了充分的論證。《金瓶梅》研究一時成為顯學,有關作者、語言、結構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等問題都曾展開過深入持久的討論。對于《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的研究已經不僅僅限于古典文學研究界,而是成為了廣大讀者的閱讀熱點。劉世德、石昌渝、陳慶浩先生主編《古本小說叢刊》出版了200冊,在海內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第三,利用出土文獻資料研究《楚辭》,取得重要的進展。湯炳正先生學術專著《屈賦新探》《楚辭類稿》特別注意吸收新近發掘的出土文獻,因而他的楚辭學研究具有較高的學術品位。他近期的論文《從包山楚簡看<離騷>的藝術構思與意象表現》(《文學遺產》1994年2期)根據1987年出土的大量楚簡對于楚國每事比卜的風尚以及卜筮的程序、用具及方法作了詳盡的考察,不僅訂正了歷代《楚辭》研究在卜筮方面存在的問題,還以嚴密的論證,對于學術界有人斷言屈原為“巫官”的說法作了辨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充分體現了老一代學者嚴謹求實的學風。此外,劉信芳《包山楚簡神名與<九歌>神祗》(《文學遺產》1993年5 期)也在利用出土文獻方面對《楚辭》研究作了較為成功的嘗試。閱讀這些文章,耳邊總是響起六十多年前陳寅恪先生說過的話:“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乃是古史研究的重要途徑。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史專業分得越來越細,將活生生的歷史強制性地劃分成條條塊塊。條塊分割的結果,隔行如隔山。文學研究界對于考古學界的成果,相對來講,就顯得比較隔膜,人為地限制了自己的學術視野。新時期以來,隨著綜合研究日益得到重視,這種狀況開始得到初步的改變。
三、多元格局的形成
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八十年代初期,古代文學研究剛剛擺脫機械論、教條化的束縛,但是如何發展還一時處在探索之中。記得那時有位海外華裔學者到中國大陸講學,細膩的藝術分析和借鑒國外的文藝理論分析中國古典文學,猶如一股清泉注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從而輕易地征服了正在探索出路的廣大青年學子。但是這種狀況并沒有持續多久,我們的學術界就大踏步地前進了。比如,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詩人叢考》的出版,使許多青年人為之震撼,由此看到真正學問的魅力所在。如前所述,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宏觀文學史的討論方興未艾;九十年代的學者又各自走上專題研究或者跨學科研究之路。學術界的迅速進步,有兩個重要因素,其一是文學觀念的變化,學術界已經拋棄了機械僵化的庸俗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不斷的探索和吸收新的思想。其二,基礎資料工作有了長足的發展。以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為龍頭,大型的文學總集、工具書及資料匯編得到系統整理出版。譬如《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全唐詩》《全唐文》《全宋詩》《全宋文》《全唐五代詞》《全宋詞》《全金元詞》《全清詞》《全元散曲》《全明詩》《全明散曲》及《文選》《文苑英華》《俄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西域文獻》《英藏敦煌文獻》等大型研究資料匯集已經出版或正在陸續出版,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提供了豐富全面的資料,極大地推動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在此基礎上,系統地整理古代文學典籍,業已成為新時期古典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譬如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中國佛教典籍選刊”“道教典籍選刊”“古小說叢刊”“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十三經清人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山川風物叢書”“四庫類書叢刊”“四庫文學總集選刊”“四庫筆記小說叢書”“四庫別集選刊”“清人別集叢刊”“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新注古代文學名家集”“中國小說史料叢書”。浙江古籍出版社“兩浙作家文叢”。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州名家集”等,有些雖然不能說全是文學古籍,但是與中國古典文學密切相關。與此同時,工具書的編撰工作也得到了廣大古典文學研究者的重視。中華書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已經出版了近十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楚辭書目五種》《楚辭書目五種續編》受到學者的歡迎。其實有些工具書是非常有價值的研究專著,比如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萬曼《唐集敘錄》,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筆記條辨》、袁行云《清代詩集敘錄》等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這已為學術界所公認。這些著作的出版,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水準提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上面極為簡略的介紹中不難看出,近二十年的古典文學研究正從單一的社會學研究走向多元化。近十年來,在弘揚傳統優秀文化的主旋律中,學術著作在逐步升溫。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資助的“中國傳統文化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中華學術叢書”,遠東出版社“學術集林叢書”,江蘇古籍出版社“中國古文獻研究叢書”等偏重于傳統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文學。而“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學者文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博士文庫”,“北京大學青年學者文庫”,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當代中國學者文庫”,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思想家評傳”“當代國學叢刊”,三聯書店“三聯—哈佛學術叢書”,東方出版社“中華文庫”“東方學術叢書”,江西人民出版社“東方文化叢書”,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國文化史叢書”,吉林教育出版社“中國詩歌史論叢書”,臺灣文津出版社“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百種則是兼收并蓄。從事理論研究的和從事具體材料考證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從過去相互不理解逐步變成并行不悖,甚至相互取長補短,這是一個多么大的變化!這標志著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正逐步走上成熟。
學術界在關注古典文學研究整體提高的同時,也沒有忘記自己肩負的普及的任務。新時期古典文學的普及也是空前的繁榮。最主要的表現是:第一,對于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鑒賞一度成為讀書界的熱點。繼上海辭書出版社《唐詩鑒賞辭典》《唐宋詞鑒賞辭典》之后,各家出版社竟相效仿,鑒賞書籍鋪天蓋地而來。有的還形成了系列的叢書,如巴蜀書社的“中國古典文學賞析叢書”就已經出版了近二十種。盡管這些賞析之作良莠不一,不時受到學術界的嚴厲批評,但是不可否認,它們在客觀上促進了古典文學的普及,確是一個基本事實。第二,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白話翻譯,最初由高校古委會與巴蜀書社合作譯注五十種,由此而掀起高潮。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國古代名著今譯叢書”,貴州人民出版社“中國歷代名著全譯”是其中較有影響的代表作。第三,普及讀物仍然具有市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數十種,巴蜀書社“中華文化要籍導讀叢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整理注釋這些古典文學典籍工作中,廣大的古典文學工作者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他們的工作理應得到全社會的尊敬。
新時期古典文學研究在注重普及提高的同時,還把視野投向海外,時刻注意介紹海外研究信息及有關資料。《文學遺產》在這方面作了較多的工作。《自成一片風華景象》(1992年2期) 實事求是地評介了臺灣三部漢賦研究著作,而《臺灣近四十年<詩經>研究概況》(1994年4期)一文對于海峽彼岸的《詩經》研究情況介紹得尤為詳盡,讀后使人深深地領略到了同族同根的親切感。此外,《<世說新語>在日本的流傳與研究》(1994年4期)、《鐘嶸<詩品>在域外的影響及研究》(1993年4 期)、《韓國研究六朝文論的歷史與現狀》(1993年4 期)等文都為學術界提供了較為豐富的資料線索。在此基礎上,有意識地組織一批海外學者的論文,譬如清水凱夫先生《<詩品>是以滋味說為中心嗎?》(1993年4期)、竹田晃先生《以中國小說史的眼光讀漢賦》(1995年4期)等,前者對中國大陸學術界普遍存在的問題提出尖銳的批評;后者變換研究視角,從虛構文學的角度評價漢賦的歷史作用。與此同時,該刊還發表了一些搜集利用海外各種文獻資料而撰寫的論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歸去來兮詞>與<歸去來>佛曲》(1993年5期)根據日本八世紀文獻《圣武天皇宸翰雜集》所收中國劉宋釋僧亮的佛曲《歸去來》,推斷這篇佛曲與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有相通之處,對于陶淵明創作所體現的“玄佛合流”時代精神作了具體而微的論證。近年該刊又開辟“海外學者訪談”專欄,對術有專攻的海外學者進行專訪,主要目的還不僅僅是為了介紹某一學者的成就,更重要的是通過專訪,介紹海外最新的研究信息及趨勢,比如1997年刊發的對于美國梅祖麟的專訪,就很好地起到了這樣的作用。而在出版界,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為代表,出版了“海外漢學叢書”,倪豪士編《美國學者論唐代文學》,小尾郊一《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自然觀》,高友工、梅祖麟《唐詩的魅力》、斯蒂芬·歐文《追憶》、田仲一成《中國宗教與戲劇》、李福清《中國歷史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關系》等,都在中國學術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四、不容忽視的問題
中國古典文學有著悠久而又輝煌的歷史,歷代的研究者為此也傾注了無數的心血。縱觀中國學術發展史,凡是作出重要成就的學者,無不具有一種通識,一種深厚的學養。他們既不拘泥成說,固步自封,又不孤立地偏信某些材料而漠視對文學史實的全面考察;既不忽略對具體作品的細致辨析,又不脫離對某一時期文化背景的深刻認識。應當承認,他們所走過的學術道路,至今仍然有著不可或替的啟迪意義。歸結到一點,就是如何繼承前人的優秀成果,而又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給予不斷的發展和創新。
在這些問題上,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界往往容易出現偏差。
問題比較集中地表現在兩個極端的傾向上:一是忽視學術積累的意義,憑空高論,在膨脹的架構下,空空如也。在方法論盛行的八十年代,這類文章充斥于我們的大大小小的刊物。當時有許多文章,懂行的不看,不懂行的看不懂。時過境遷,幾乎沒有留下多少有價值的論著。現在,時髦的話題是儒、釋、道與中國傳統文化。或通論儒家的文學思想,或縱論道家美學思想與中國文化,論題如此之大,篇幅又如此之小,解決這個矛盾的唯一辦法,就是天馬行空,俯瞰寰宇。這樣,所得結論往往適用于任何一代的文學現象,究其實際,又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另一個極端傾向是鉆牛角尖,得出的結論往往偏頗。有很多文章,糾纏于一些很難說得清的問題,爭來論去,就象從圓心射向兩個不同方向的直線,分歧只能越來越大。僅就某一點而言,似乎有一得之見,但是,倘若通盤考察,就滿不是那么回事了。僅僅根據一二條孤證來推論字義,這在訓詁學上叫望文生義,不足信據。同樣,在文學史研究上,這種望文生義的現象還比較嚴重。這些問題,反映了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界依然存在著的比較嚴重的浮躁情緒。急功近利,不利于古典文學研究的健康發展。
新時期古典文學研究已經走過了二十年艱辛而輝煌的歷程,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站在世紀之交的關口,展望未來,我們應當有理由充滿信心。學術的繁榮與發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七十多年前,王國維曾說:“大抵學問常不懸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創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是一個相對寂寞的領域,沒有別的捷徑可走,只有慢慢努力,不尚空談,也許才是唯一的出路。經過近二十年辛勤的耕耘,我們的學術界已經打下了較好的基礎,培養了一代代新人。盡管現在還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困難,但是對于未來,我們應當抱有樂觀的態度,畢竟,前程還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