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作權法中，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可以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必須滿足獨創性的標準。如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二條規定，著作權法上的作品是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且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智力成果。

　　然而，對獨創性的判斷是著作權法中最難的問題之一，對此認識也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如早期主要采用“額頭出汗原則”，或者叫“辛勤收集原則”，認為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就符合獨創性標準。隨著立法與司法的不斷發展，著作權法早已擺脫了早期的“額頭出汗原則”，更加重視從著作權法的根本目的出發判斷作品獨創性問題，即認為獨創性不是作者勞動付出的回報，而是為了促進科學和文化藝術的進步。對于演繹作品，尤其是文學類的演繹作品，對“創作高度”有著更高的要求，法院認為演繹作品要與原作品之間存在實質性區別，這種區別不應是簡單微量的，而應包含了作者獨特的個性，并且要與“平均水平的創作者”相比較。如在Gracen V.Bbradford Exchange一案中，原告Gracen對米高梅電影中的人物形象進行繪畫。法院認為，對演繹作品的判斷不是美學判斷，而是要確保演繹作品與原作品之間存在充分區別。由于Gracen的畫與電影人物形象不存在實質區別，所以不具有獨創性。Feist出版公司訴Rural電話公司一案中，更是獨創性判斷的經典案例，其確立了判斷獨創性必須要有最小的創新性，而不是額頭出汗原則。Ruarl電話公司是率先對客戶名字、城鎮和電話號碼進行收集的，然而他只是將電話號碼信息依照姓氏字母順序排列，是一種機械的、常規的方式，并不要求任何創造性。因此不能認為作品有獨創性。

　　在中華書局訴國學時代公司一案中，雖然中華書局為此付出了大量的財力和物力，但是不能將其作為具有原創性的標準。與此同時，點校本作為一種演繹作品，必須與古本之間有著實質性的區別，這種實質性的區別應與該領域的“平均水平的創作人判斷”，對點校本如果是“平均水平”點校人都可以作出的，則其不具有實質性區別。另外，我們也必須從著作權法的根本目的出發來考慮該案，對古本進行點校，符合現代人的一般閱讀習慣，也是常規的出版方式。如果認為這種點校具有獨創性，產生的后果則是中華書局的演繹作品將完全覆蓋了古本，使得原本進入公共領域的古本受到版權法保護，并且為中華書局所獨自享有，這難免有違著作權法的保護目的之嫌。

（作者為北京交通大學法律系教師）

原載《檢察日報》2013年5月17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