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論語》

　　陳寅恪先生是我最景仰的人物之一。先生生前名重當時，然顛沛流離，以孤傲敏感之心，倍嘗社會動亂之苦痛；先生病逝之后，寂寥甚久，成為一個被時代淹沒的人。然在先生辭世數十年之后，國人又象發現新大陸一樣發現了先生的人品和學識，于是競相論述學習，然傅會攀引之風也不絕于途。不知先生倘若地下有知，又該做如何想象。

　　前年去廬山旅游，導游刻意安排了蘆林湖、廬山會議遺址等景觀。昔日秀絕天下，書院禪寺競輝的好地方，如今卻是小攤遍地，喧囂干天，游人如堵，景點濫造，儼然是一個滿是市儈和銅臭氣息的鮑魚之肆。失望之余，一個人脫離團隊隨行隨止，徜徉徘徊于寂清之地。卻在廬山植物園一個幽邃的小徑之處，發現了先生和夫人的合葬之所。地方不大，也沒有什么建筑，單是一個墓碑標明主人，再就是兩塊粗碩的礫石上，龍飛鳳舞地刻著先生的格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先生紛謝塵世擾擾，和夫人攜手于竹林蘭蕙之所，也算得上蒼對先生的一點眷顧之情了。我必恭必敬地向先生和夫人之墓鞠了三躬，然后就退了回來，希望沒有打擾先生的清凈。廬山之游，因幸遇先生歸宿，也算得不虛此行了。

　　熟悉中國歷史的人大都知曉，整個中國古代的歷史，其實也可以說是一部家族史。雖然有國家這個機構在管理著社會，但其基礎卻是家族。家族不但是社會的基本單元，更肩負著歷史榮辱的使命。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和文明，很大程度上就依仗著這些世家大族。國家太平時他們出將入相，執掌國家權樞；社會動亂時他們團結自保，弦歌不輟，為下一個和平年代保存了種子，尤其是一些詩書世家，數輩人的努力和熏陶，不但產生了諸多的一時才俊，更是在很長久的時間內影響著社會的思想。出身于其中的名門才俊，不但自己努力發揚著家族的傳統和風氣，更是極力維護著家族的榮耀和名譽，在非常年代，甚至不惜以死捍衛著家族的尊嚴。而這一點對于今天的很多人，包括歷史上很多平民出身的將相官宦而言，都是難以理喻和同感的。所以在中國古代歷史上，許多出身下層的人飛黃騰達乃至做了皇帝之后，依然不能得到這些社會上的大族的尊崇，反而是一種鄙視的態度。所以劉邦要向儒生的帽子里撒尿，孫權要大力殺掉當時的江東大族以立腳揚威；其中固然有奴隸翻身做主人之后的炫耀之情，更有內心對大族的敬畏和對自身微賤出身的惶恐。

　　陳寅恪先生和劉師培先生就出生于當代最赫赫有名的文化大族之家。揚州的劉師培世家，清史為其一門三代立傳。即使在劉師培因阿附袁世凱而遭國人上下唾棄的時候，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還要“委顧枉屈”，就是要為中國保留一點讀書人的種子；而陳寅恪先生世家，同樣是一門三代四人在《辭源》留名，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祖父陳寶箴為當時的“封疆八大吏”之一，親見圓明園干霄之火，痛哭南歸；治理湖南時力行新法，梁啟超、黃遵憲、江標、徐仁鑄、譚嗣同、唐才常、鄒代鈞、熊希齡、皮錫瑞等變法人士齊集其府，湖南新政走在了全國的最前面；父親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日本軍侵占北平后絕藥而死。出身于這樣的家族之中，我們就不能簡單地將陳寅恪先生等同于一個歷史學家，或是一個大學者，固然陳寅恪先生在這方面的造詣可謂是舉國無雙，但陳寅恪先生在此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價值意義所在。這一點也可以從他的的治學態度略窺一二。先生當年負笈海外，不求學位，單求學問，徘徊數年而不去。及其治學，雖然嚴謹有加，但對文稿卻并不多加關照，致使手稿在動亂中散失甚多。這與當時的大學者錢穆、吳宓等人大相徑庭，故錢穆流傳下來的專著要比先生要多，而先生的許多事跡也是從吳宓日記中才被世人知曉的。先生無意于名氣仕途，然學問恐怕也只是先生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業。或許正如大詞人辛棄疾一樣，歷史的悲劇才使得其成為了一代詞人，而詞人的本意并不在此。

　　很多人都以為先生專心治學，脫身世外，其實大不然。先生出身官宦世家，祖父和父親都曾政績赫然，先生恐怕不會無動于衷。然先生一生竟處身于中國歷史上最變亂的年代，家族也和國家一樣命運多桀。前有戊戌變法，八國入侵，辛亥革命，清帝遜位，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爾后北洋政府，軍閥混戰，五四運動，溥儀出宮，國共合作，北伐戰爭，爾后東北淪陷，全國抗戰，國共內戰，土改肅反，抗美援朝，大躍進，反右傾反蘇修，三年困難，文藝整風，直至文革大劫，先生一生竟要履及如此多的浩劫動蕩。而先生之家，也是伴同國破而家亡。其時個人就如同狂飆中的一片樹葉，誰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也不知道明天是否依然身存。如此的顛沛流離之中，無知者無畏，遭受的更多的是肉體上的痛苦；而先生出身名門，又是滿腹經綸，國破之痛，家園之思，黎民之憂，傳統破損之沉痛，弦歌不繼之慮患，更甚于肉體個人。于是治史就成了先生的寄托所在。先生治史，不同于一般的學者。一般的學者為養家糊口的多，可貴一點的，為了名譽，為了學問，為了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先生卻只是借助治史這個殼體，為的是砥礪氣節，為的是存民族大義，是和蘇武、文天祥等人一樣的行為。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先生最廣為人知的一句話，但它的意義并不僅在于學問上，更是先生一生節操的寫照。先生早年即名重天下，無論國共兩黨，即使是日本、蘇聯、歐美，對其也是欽羨推崇。如果先生稍微點一下頭，立即可以衣食無憂，可以安心做學問，甚至功績，根本不需要遭受傷亂之痛。或者，為愛惜名譽起見，也可以遠赴海外去做自己的事業，也可以象道家一樣，“無道而隱”；而先生毅然擯棄了這些選擇，而是果然選擇同國家一道赴難，甚至不等治好自己的眼疾。先生的凜然大義，誓不同敵寇為伍的嚴厲，同現在所宣傳的英雄形象有什么區別！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是氣所磅礴，凜然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先生一定熟知這首激勵著千百代中國人的《正氣歌》，而先生的確也是這么做的。民族大義，英雄氣概，不一定非得要巍峨高拔，不一定非得要有氣壯山河的口號。先生溫和謙遜的舉止之中，其實蘊涵著最堅決的態度，最硬的骨氣。先生不屈逆日寇，不阿附國民黨，不附和共產黨，自始至終都在特立獨行中肩負著自己的使命，維護著自己的尊嚴，無論遭遇何等沉痛的變故折磨，先生依然滯留在這片他深愛的國土之中，依然砥礪著自己的冰雪情操。而這又需要何等堅強的意志和決心啊！單是先生這種保持氣節的嚴厲、與國共難的勇氣，鐘愛國家的赤誠，就已經足以大書特書的了。

　　對于不合理的社會，一般有三種態度，一是忍耐，一是改良，一是革命，知識分子多傾向與改良，而白手起家的人卻鐘情于革命。革命雖然徹底，但烈火之下，玉石俱焚；先生祖父陳寶箴主政湖南時，就力主以一種較為溫和的方式推行新政。雖然麾下有一大批的變革狂熱分子。隨后的戊戌變法不但將湖南新政毀于一旦，還導致陳氏父子永被革職，陳家由此從大族淪為依靠親朋周濟過日。此后不久，陳寶箴被慈禧太后賜死，家人也多有在變故中病歿。家族慘痛的故事也會導致先生對激進的革命保持一種謹慎的不親近態度，雖然他對時事異常關注。家庭的沉痛和國家的罹難，更使得先生以一種超常的冷靜來看社會，以一種較為隱晦的方式表現自己的觀點。如果連這種方式也不能使用，先生就只有保持沉默了。沉默在很多時候，也是一種堅強的抵抗，就象竹林七賢的故事那樣，而文人更傾向于用沉默來表示自己的態度，如果連沉默也不能的時候，羸弱的書生也會以死抗爭，王國維先生就是怎么做的。

　　相信王國維先生的突然自沉對先生的影響是巨大的。或許先生在此之前還有些許想法，但靜安先生的死卻讓先生安定了下來。先生所撰的《王國維紀念碑碑文》，其實也可以看做是先生自己的明志宣言，也就是不關個人恩怨，不關政黨派別，學說著作或有沉沒，但獨立的精神卻是千古爍光。先生之后不涉及政治派別，不刻意保存自己的文稿，個中原由或許從中可探端倪。

　　先生晚年潛心撰寫《柳如是別傳》大出很多人的意外，關于先生初衷的各種揣測也絡繹不絕。我個人認為，除了有先生截取三百年前社會更迭的一個片段做為載體，以保存民族大義的苦心之外，也有先生借寫柳如是來寫自己的用意所在。這部巨著，做為史學，先生不但開辟了新體，也為后人治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作為傳記，先生也隱約指古說今，包含著個人太多的世事感慨；而另一點，這也可以看做是先生抗爭的一種方式。作為詩書世家的傳人，兼之自幼飽讀各種典籍，先生對自己的才識還是頗為自許的，雖然他外表從未顯示出一絲一毫。先生晚年感慨世事卻無能為力，卻不甘心被人踐踏輕賤，證明自己的最好途徑就是在才識上橫空絕倫。選擇其他大的題材不足以彰顯先生的水平，于是先生就擷取歷史長河中最微不足道的一滴水，綜合個人幾十年的厚積薄發，終成璀璨巨著。自驗所學之深淺，不過是先生憤懣中的一句自謙。曾經有學者就《長恨歌》和《圓圓曲》來評定白居易和吳梅村才識的高低。說白居易單憑一段傳說逸聞就能寫出如此長篇巨作，且不攙雜傅會歷史上其他的事件；而吳梅村選取如此大的背景和故事，卻還要從歷史中拉雜其他的故事來做鋪墊渲染，況無論尺幅語句，都難以同白居易相比，兩人水平的高低就立下可辨了。我想陳寅恪先生如此窮晚年之力來寫《柳如是別傳》，或許也有這一層的原因在內。

　　所以，我個人認為，作為一名世家弟子，作為一名學者，陳寅恪先生或許注定是一個悲劇；但在中國歷史中，作為一種才識，作為一種精神，陳寅恪先生卻享受著其他人難以企及的尊崇，是一個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