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說明《劉子》作者劉勰在歷史上“由是而疑、由疑而否”的誤導原因；指出要深刻論證劉勰思想必須將《劉子》納入本傳；介紹《劉勰傳》的內容結構；肯定《劉勰傳》獨抒己見、學風嚴謹、史料豐贍的特點；提出《劉勰傳》的三點啟示。

　　關鍵詞：劉勰；《劉子》；《劉勰傳》；獨抒己見；學風嚴謹；史料豐贍；啟示

　　回顧二十世紀中國學術進程，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取得了巨大進步，其中尤以劉勰及《文心雕龍》的研究最為突出，成就最大。在社會人文領域的任何學科都無法與之頡頏、難與爭鋒。據有關資料的不完全統計，上世紀海內外研究《文心雕龍》的論文三千余篇，專著近三百部。但是，撰寫“劉勰評傳”者則寥若晨星，總共4篇(附于專著者未計)，又均系文章而非專著，其間1927年2篇，1936年1篇，另1篇是在時隔三十多年后的1967年發表的。因為寫人物傳，要“包舉一生而為之傳”（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傳記》），《梁書·劉勰傳》的傳主史料就不多，《南史·劉勰傳》又刪繁就簡，不僅沒有增加新的材料，反而又刪去了一些重要信息，史料匱乏，評傳難寫。加之劉勰的生卒、家世、著述、仕宦等情況無明確的時間記載，研究者都是各自的推測，大都難以成為共識、公見，因此，劉勰評傳就更難寫。

　　今人研究劉勰主要依據《梁書·劉勰傳》。本傳上說劉勰剃度出家后“未期而卒，文集行于世”。可以想見，姚氏父子撰《梁書》時劉勰的文集還流行于世。其“文集”后散佚，已無法窺其原貌，是否包括今人還能見到的《文心雕龍》、《劉子》、《滅惑論》（載梁釋僧祐《弘明集》）、《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銘》（載宋孔延之《會稽綴英總集》卷16），殊難辨其究竟。劉勰之時，書籍皆為手抄本，學人又各取所需地抄錄，獨立成篇地傳播，其中的粗疏錯謬也自然在所難免，終于形成目前的樣子出現在我們面前。佛經在傳譯中也有這種情況。蘇晉仁先生說：“自漢魏迄梁，歷數百年，由于古來譯經非止一地，譯人隨手譯出，致譯籍零散；加以抄寫之時，有的分割大部成為零篇，并且隨意取名，間或益以與之無關的字詞，致一書數名，一名數書，形成混亂。”（《出三藏記集》序言）梁釋僧祐在搜集校勘譯經方面傾注了畢生的精力，他也說：“自漢暨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記，后人追尋，莫測年代。”（《出三藏記集·道安法師傳第二》）這也足以啟發人們對《劉子》傳抄過程的思考，是很好的參證。

　　劉勰研究中始終存在一個缺憾，這就是《劉子》的作者問題。

　　在劉勰著作的流傳中，《劉子》一書南宋以后又經歷了“由是而疑、由疑而否”的誤導過程。從上文所述來看，這也就不難理解。明清存疑者多起來，與明代偽造古書和亂改古書的風氣在士人們心理上造成的影響也不無關系，“假作真時真亦假”，以訛傳訛，遂成定勢。上溯到唐代，那時就有主劉勰或主劉晝二說。到了上世紀似乎獨尊晝說，風氣一邊倒，而主劉勰說的則噤若寒蟬，雖有抗辨者（如林其錟、陳鳳金諸人），也孤掌難鳴。研究劉勰者也由于各種原因大都諱言《劉子》。人們的這種慣性思維就進一步形成了一種潛規則。學人們都在固定模式的資料框架內搞研究。在《文心雕龍》上的創獲，碩果累累；在劉勰思想的探討上就顯得史料功底短少，只囿于儒、道、釋，老調常談、常談老調，雖有小異而大同。“劉勰是什么家”總是難以準確定位。看來《劉子》作者問題是一個坎。要想進一步推動劉勰研究的深入發展，要想充分論證劉勰不僅是偉大的文論家也是偉大的思想家，就必須邁過這個坎。邁過這個坎，劉勰復活，回歸本真；邁不過這個坎，就永遠難以改變承襲、雷同的研究局面。

　　朱文民先生的《劉勰傳》（三秦出版社，2006年）以深厚的史識、精銳的論說、縝密的比較考究和有關史料的獨創性運用，使劉勰研究得到空前提升，進入一個全新境界，而引人注目。

　　這部《劉勰傳》總體上由正文和附錄兩大部分組成。既傳記人物的生平踐履，又傳釋人物的思想風貌，二者又構成網絡，相互參照，彼此印證，便于并比研究。不僅附錄中的文章集中了考辨的內容，而且在正文部分的10章中竟有8章來論述劉勰的思想結構。所以本書是一部嚴肅的學術專著。

　　朱氏《劉勰傳》較之同類著作有如下主要特點：

　　一、將《劉子》納入本傳。

　　作者不限于《梁書》和《南史》的《劉勰傳》中的簡單記述，也不囿于對《文心雕龍》和《滅惑論》的理解，而是聯系南北朝時代特征、學術思潮，從劉勰家世、到其家世的信仰，都在考證有據的基礎上給予了記述。對《劉子》一書，朱氏長期地通過大量謹密的閱讀和思考，從宏觀考察到微觀分析，在客觀公正地詳細論證作者為劉勰的基礎上納入本傳中，極大地豐富了劉勰多維度的思想。《劉子》作者問題早已是暗潮涌動，現在的研究已由青澀而漸入成熟。

　　二、深思精辨，獨抒己見。

　　1、劉勰的卒年，以往學人多為推測之辭，并以范文瀾的劉勰卒于公元520年為主流。朱氏以《出三藏記集》卷七《道行經后記》和慧震還鄉國的時間為證，說明梁普通年間（520-526）劉勰仍活在世上。

　　2、對于《文心雕龍》的思想傾向問題，以往學者多認為以儒家思想為主，朱氏在考證劉勰家世信仰道教的基礎上，認為《文心雕龍》儒、道同尊，并把劉勰及其著作放到南北朝大時代背景下考察，判斷劉勰是一位雜家。

　　3、世人多知《文心雕龍》是“言為文之用心”，是講文法，而朱氏則認為《文心雕龍》中，處處可見劉勰以兵家戰法闡述“為文之道”，即以“武法”論“文法”。以往人們多認為劉勰是一個文人，作者認為劉勰是個兵法大家。

　　4、世人多認為劉勰是從骨子里就信仰佛教，朱氏以梁武帝“于天監三年四月八日舍道事佛，同年十一月又敕：‘公卿百僚，侯王宗族，并棄道教，舍邪歸正’，要求皇室和政府官員信佛。到十六年十月，又敕：‘天下道士、道觀皆還俗’，直接取締了道教，佛教成了國教”，作為新的論據，認為“劉勰信佛是政治潮流所裹挾，而非出于本意。”作者說“在這種大背景下，像道教領袖陶弘景也舍道事佛，道教家庭出身的沈約也舍道事佛了，劉勰作為一位政府官員不信行嗎？”《文心雕龍》是他出仕前的著作，就沒有佛味，而后來的著作佛味頗濃，這也是證據。（詳見《后記》）

　　5、以往學人多把劉勰在南齊未能弱冠出仕，作為劉勰出身庶族的證據。朱氏認為，南齊是一個短命王朝，中后期開始政治不穩定，在士族是否弱冠而仕的問題上朝廷一直爭論未定，后來蕭衍上書皇帝，要求士族三十歲之前不得出仕，被皇帝采納，始成定制，通梁一代未變。入梁出仕，從年齡上正合梁王朝的人才政策。

　　6、以往學人多認為劉勰是從政治上和思想上征圣宗經，而朱氏認為劉勰是從文章寫作方法上和文章風格上“宗經”。“征圣”是為“文有師”，即“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文能宗經，則體有六義”。（詳213—214頁）就《文心》而論，只有《史傳》篇是既從思想上也從文法上“依經附圣”。

　　7、對于劉勰《文心》中的“道”，朱氏認為雖然劉勰在具體運用上有些微差別，但主要是道家的道，所謂《原道》，就是從哲學的源頭上，由“道法自然”引出“文法自然”來。以往學人多把“道”、“太極”、“神理”互訓，認為劉勰的文學起源論是唯心主義的，創作論是唯物主義的，這種矛盾的結論是曲解了劉勰本意所致。作者認為劉勰把儒家的“典雅”、“真實”觀與道家的“自然觀”相結合，（損益道家的純任自然）創立了自己的“文道自然論”。（詳第三章第三節、第五節，第七章第一節）

　　8、劉勰《文心》有“體性”、“定勢”，朱氏則把“體”和“勢”合在一起論述，這是以往所不曾有的。（詳234-242頁）而對“風骨”的解釋也有自己的見地。作者認為“風是作者寓于作品中的情”；“骨是結言端直的文辭”。“風”“骨”合一，“是比喻作品的教化力量”（231-234頁）。

　　9、劉勰的家世、士庶等問題，向有爭議。朱氏在正文詳細論說之后，于書后又附錄了劉勰堂叔《劉岱墓志銘》。這個資料雖然出土多年，然而文心學界大多數學者不易看到，收入書中“附錄”，人們可以從中一目了然地看到莒縣劉家的籍貫、婚、宦的情況，根據南北朝士庶婚制，爭論已久的劉勰身世士庶問題也可以得到冰釋。

　　10、以往學人多稱劉勰為文學理論家或文學批評家，偶爾有定為文學思想家的。本書第十章中，朱氏在“兼采眾長，淹貫各家”、“獨立思考，小心求證”的基礎上，真正地突破了“文劉”的視野，而給予了“哲劉”的定位。

　　三、學風嚴謹，恪守學術規范。

　　朱氏凡引資料和自己觀點的形成，均有注釋和說明。如書中附錄的《劉勰年譜考略》有一條梁普通四、五年間劉勰仍健在的史料，作者注明：“此條史料系安徽師大祖保泉教授2003年冬寄予，今補入之。”不掠人之美，不空泛表達對幫助者的尊重和感激之情。在談到劉勰家世屬道教世家時，作者在注釋中較詳細地論述了自己的認識過程，也足見其治學態度的誠實和謙虛。“文如其人”，在書中也得到體現，殊為可貴。

　　這部《劉勰傳》顯示了作者的史學功力和文學修養。作者的史料是從平時讀書積學而得，此傳成書前，朱氏撰寫和發表過劉勰年譜及有關文章10余萬字，都屬于此傳的重要的奠基工作。作者視野宏闊，史料豐贍，行文左右逢源，看不出強證成說的跡象。本傳第一、二章，文筆伸展自如，游刃有余，絕無迫促、拘謹之感，能扣動讀者的心弦，跟著作者的筆觸游弋。既有思想的冷峻，也不乏文學的激情；史論結合，文史相融。如前所述，這是一部學術著作，就記述傳主身世行年的文字里也都有著精密的考辨，或者說是這種考辨的具象化。這部傳是作者特立獨行的學術判斷，它的意義和影響怎么估計都不為過。可以想到，這部傳記的框架結構要得到普遍的認可則尚需時日，因為一種思想觀念的轉變是要有個過程的，特別是《劉子》劉勰作“由是而疑，由疑而否”的盲從和偏見。值得欣慰的是作者終究以其嘔血之作奉獻于學界，邁過了《劉子》作者問題的這個坎，將劉勰“哲人”的形象塑造得何等豐滿、多么厚重。當然，這里是一個學術平臺，歡迎爭鳴，而且應該爭鳴。因為，爭鳴、探索未知，這是學術研究的核心價值。在這部傳記面前如果只是閉起眼睛說：“濫施朱黃”，那是無濟于事的，這既難以服眾，也無助于學術的發展。學術爭鳴，都是為了追求真理，還原事實真相。爭論激烈，但不極端，這是必要的。如果“徒銳偏解，莫詣正理”，連全面、正確的道理都不能理解和接受，更遑論對真理的追求了。學術爭鳴，無所謂成敗，主要在于過程的體驗，一種觀點被肯定或被否定，被補充或被修正，都能使人從中受到啟發，都是令人高興的事。學術爭鳴，也是對爭鳴者的心態、品性和綜合素質的拷問。

　　這部《劉勰傳》的面世給了我們諸多啟示：

　　其一，信息時代的學術研究勢必要進入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劉勰研究也概莫能外。學術研究只有具有開放性才具有生命力和發展潛能；只有開闊視野、拓展思路、發展史料，劉勰研究才有新的重大突破的希望，才能達到擴展和深化的目的。季羨林先生說：“人類思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真正的內行視而不見的東西，一個外行反而一眼就能看出。”（《禪和文化與文學》第40頁）學術研究需要專精人才，也需要善于融合之才。這就需要我們熟悉中國古代的歷史和文化，吸納中國古代哲學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尊重個人創造潛能的多樣化。過去文心學的研究也涉及到了這些方面，而且有了不少可喜的收獲，但在認識上的自覺性和迫切性還很不夠。在科學領域，許多卓有成就的人物，都具有多學科的知識背景，這種事例，古今中外不勝枚舉。具有寬博的知識面，可以使研究者具有更廣闊的視野，更容易產生創造性的思想，而狹窄的知識面與專業領域勢必會影響到創造能力的發展。更何況，飛速發展的時代使每門專業的內在結構和外部界限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沒有足夠的整體視野，連自己熟悉的專業都難學好，信息滯后，知識落伍，強項優勢也會變成弱項劣勢。所以，我們要有時刻感到“知識恐慌”的憂患意識。

　　其二，劉勰思想經緯萬端，根須盤絡，需要將《文心雕龍》、《滅惑論》、《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銘》和《劉子》結合起來研究。從其哲學思想、經濟思想、政治思想、兵學思想、文學思想、史學思想異同的分析中，探索其發展變化的軌跡。文民先生的《劉勰傳》將《劉子》納入本傳，深化了研究思路，開拓了研究格局，細心地清理劉勰思想的方方面面，描述出劉勰復雜而完整的人生與人格。從研究中可以看出，劉勰不僅儒道同尊，而且儒道釋同尊。他的《滅惑論》反對的是道教的一些邪而非正的形式，而不是否定先秦道家之道。他說：“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固無二。”這就不僅肯定了佛道和儒道是一致的，而且說明道家之道與佛家之道也是相通的。劉勰之時，各家思想兼容并蓄，交互為用，這是時代特征。佛家是偏重于出家的，但佛家的大乘道也主張入世，普救眾生；道家的老莊之學，可以入世，亦可出世，或出或入，都任其所欲。劉勰思想也不例外。所以朱氏將劉勰定為“雜家”是有根據的、確切的。

　　其三，在劉勰著作的研究上，我們要求實證研究和理論研究相統一，在劉勰思想研究上，我們也應該將劉勰的社會生存理論和他的社會生存實踐相結合。社會生存理論是劉勰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既來自劉勰豐富的社會生活經驗，又指導著劉勰的社會生存實踐，這對全面深入研究劉勰思想，尤其是他的哲學思想、文學思想和政治思想是大有助益的。過去這方面的研究幾乎是空白，雖有論文涉及，但零星而不系統。文民先生的《劉勰傳》開墾了這塊處女地，奪得首功。劉勰有強烈的經國濟世的思想，但他也深知宦海風波，世事艱難，所以早就有兩種思想準備：“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他以在佛門的修養和文學的業績進入仕途，而“出為太末令”，則“政有清績”。但他受制于梁武帝，兩次奉勅入寺修經，最后是落發為僧的無奈，于是有《劉子》之作，彰顯其治國修身的諸種人生經驗。《文心·才略》云：“楨干之實才，非群華之韡萼”，實為劉勰自況。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和文民先生曾先后在同一所中學里執教，當時未曾謀面。八九十年代，我在臨沂師院主持學報工作，最初從來稿中認識了文民先生。后來在幾次學術會上見面，得以晤談。他給我最突出的印象是求真務實，不尚空談，表述觀點時既有思辨，也有考據，不主觀臆斷。在學術爭鳴上，對方任何一點長處，他也勇于稱道，是其是，非其非，實事求是，尊重科學，服膺真理。這是以研究為志業者的可貴品質。文民先生是研治歷史的，主要從事莒國史和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研讀史料，幾乎無所不窺。這是他的強項和優勢。近年來又博涉佛教典籍，青燈披覽，盡心鉆研，并深入對禪宗的研索。他不知則學，不明則問，凡學有疑難，他都能敬修書信請益，或躬往咨問，面質其事。一般人是揚長避短，而他是揚長補短。因此，在劉勰及其著作的研究上就多有精深獨到的見解。他完全可以依循舊例走老路，輕松地撰寫出一部《劉勰傳》，但他還是舍易就難、舍熱就冷，選擇了一條崎嶇山路攀登。在文心學界，這無疑是寒盡新雷第一聲。以上這些話，說我謬托知己唱為同調則可，但決不是阿私之言，因為，這部《劉勰傳》就是明證。

　　伏案擱筆之時，窗外街燈闌珊，夜已深沉，月亦西沉。我希望文民先生對劉勰及其著作的研究上，要繼續沉下去，沉到讀書和思考中去，要繼續堅守“板凳甘坐十年冷”的鉆研精神和學術支撐。

2007年1月7日 于臨沂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