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時常會在學術史的敘述中論定某位學者、某部著作、某種思潮是“但開風氣不為師”的。當我讀罷由錢理群、袁本良兩位先生編撰的《二十世紀詩詞注評》（以下簡稱《注評》）時，由衷地感到，其實“但開風氣即足矣”。

　　建構新的學科，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往往是由自發到自覺的生成過程。在此過程中，“師”的刺激，固然能夠起到某種程度的催化作用（譬如，王國維之于中國新史學，趙元任之于中國現代語言學，等等），但終究無法取代學科或者研究領域自身的演進與成熟（譬如，在學科建構的進程中熔鑄學風的培養、學術本位的確立和學術梯隊的布局，在研究領域開拓的進程中孕育學術意識的鍛煉、學術視野的獨辟蹊徑或者獨上高樓和學術方法的推陳出新或者辭舊迎新，等等）。學術史已經為我們的觀點提供了有力的佐證。（當然，這里的“學術史”是“注重進程，消解大家”的“學術史”，而不是“文苑傳”、“詩文評”或者“學案”，等等。）

　　無論是否“為師”，“開風氣”的學術舉動都是應當受到我們的歡迎、得到我們的喝彩和贏得我們的期待。在當前的學術生態中，“但開風氣即足矣”本身就是一種務實的風氣。“務實”不是“爬行現實主義”。在《注評》中，我們透過字里行間可以讀到一具“務實”的靈魂，這既是文學史家的靈魂，也是知識分子的靈魂。

　　我們無意高估《注評》在20世紀中國文學學科史中的地位，僅就其在“文學現代性”中所發揮的作用進行評價。錢、袁兩位先生除了將這部輯錄了二十世紀舊體詩詞精華的著作作為他們的“友誼的紀念”，更旨在以此對“舊詩詞創作與文學史敘述的關系”這一問題的討論和研究提供可資借鑒的參考。

二

　　在《注評》的首尾，錢理群先生的序《一個有待開拓的研究領域》和袁本良先生的跋《老樹春深更著花》以一貫之，揭示了“二十世紀舊體詩詞”在他們的思考中所占據的位置。簡而言之，這兩篇文章的標題形象地展現出了他們“合作的結晶”中那道最深邃，同時也是最耀眼的光澤。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這部著作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待開拓的‘老樹春深更著花’的研究領域”，也記錄了新時期以來文學史研究工作中對“文學現代性”進行梳理的大膽嘗試和勇敢推進，這是《注評》最具“開風氣”意義之所在。

　　顯然，“二十世紀舊體詩詞”應當隸屬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范疇。1985年起，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三位先生合作陸續推出了《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正式提出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作為這一文化事件的親歷者，錢理群先生無疑是認同他們所歸納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四大特征的，即“走向‘世界文學’的中國文學”、“以‘改造民族的靈魂’為總主題的文學”、“以‘悲涼’為基本核心的現代美感特征”、“有文學語言結構表現出來的藝術思維的現代化進程”。細考四大特征，“二十世紀舊體詩詞”并沒有獲得相應的生存空間，更不用說客觀的文學史坐標了。

　　“舊體詩詞”不入“新文學史”不但是建國以來文學史家在研究工作中約定俗成的“潛規則”（譬如王瑤先生的《論現代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的關系》），而且是部分文學史家竭力維護的“清規戒律”（譬如唐弢先生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上世紀80年代，啟蒙者們在世界文學的影響下對建國以來被政治認定扭曲了的現代化進程做著正本清源的工作，尋找著屬于東方的“文學現代性”。當“旁采泰西”的渴望超越“上法三代”的追求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外延局限性也便在情理之中了。將中國文學現代性的進程定位于“亞洲的覺醒”的格局之中，這種國際視野值得推崇，但對傳統中國以及現代中國的理解與尊重無疑應當與之并重。承認“二十世紀舊體詩詞”的創作是一種具有獨立價值的文學實踐，并將其納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大家庭中，這是建立在“現在文學”這一概念與生俱來的排斥性之外的、沖破了現代/傳統、新/舊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開拓。《注評》所呈現給我們的正是這樣一種“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自身的涅磐。伴隨新世紀的曙光，錢、袁兩位先生的工作已從別有幽懷升華為別有用心，他們正在著力為“重建現代文學”的補天工程煉石。

三

　　被錢理群先生稱為“研究新詩人與舊體詩詞關系的最好的文章”的劉吶的《舊形式的誘惑》可謂促成《注評》的重要起因。此文在序中被再三征引，錢先生發凡劉氏的觀點，提出了“新詩與舊詩是只能互補，而不能相互替代的”。在新文學史上，魯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老舍、郁達夫、田漢、朱自清、王統照、聶紺弩等人皈依舊體詩詞的“忤逆”之舉說明了“舊詩在表達現代人（現代文人）的思維、情感……方面，并非無能為力，甚至在某些方面，還占有一定的優勢，這就決定了舊詩詞在現代社會不會消亡，仍然保有相當的發展天地”；在二十世紀舊體詩詞的發展史上，辛亥革命前后、40年代抗戰時期和接近世紀末的“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后的消化時期成為并峙的三個創作高峰，啟示了我們：“特定歷史情境下對傳統文化的認同，與舊詩詞形式的采用之間所存在的內在聯系，應該是我們考察、研究傳統詩詞的現代命運的一個較好的視角。”肯定舊體詩詞作為一種文學形態的“優勢”并考察、研究其“現代命運”，這是《注評》點燃的一把星星之火。

　　在史料中求史識，是《注評》作為一部文選與一部行走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邊緣上的文本的內在張力。第一，錢理群先生在序中說“通過對現代舊詩詞的寫作實踐（作品）的具體分析，找出‘現代社會的特定情境’、‘作為現代人的詩（詞）人的特定情感、思維’與‘舊詩詞的特定形式’這三者之間的具體關系，并在大量的細讀分析的基礎上，對舊體詩詞在現代社會發展的余地（意義、價值）、限度、困惑與前景作出科學的總結。”建立在《注評》基礎上的“科學的總結”顯示了錢、袁兩位先生的學術雄心，但從中不難讀出更多的是他們“有待于少年之努力也”，對后學在此領域深入研究的諄諄教誨與殷殷期待。他們不僅“俯首甘為孺子牛”，為來者編撰了這部工具書式的大觀；而且“示來者以軌跡”，將研究的肯綮無償地捐獻給了有志青年。“開風氣”得益于看得遠，看得遠來源于站得高，站得高是惟有學術責任心和使命感的學者才能做到的。第二，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譜系中觀察“二十世紀舊體詩詞”，在“二十世紀舊體詩詞”的蘊藉中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兩者相得益彰。如果說上世紀70年代末以降是一個將中國文學這個棄兒送回世界文學的襁褓中去（繼續五四未完成的“現代”）的時代，那么80年代末以來便是一段健兒憑借自己的雙手，揮灑自己的汗水，“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歲月。兩者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學現代化的起步階段，孕育著中國文學的健康發展。在文學創作中，先鋒派開啟了新的篇章；在文學研究中，“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的成長，即在世界文學的語境中擺脫獨語、告別失語、走向對話便是最有力的證明。《注評》正是這方面的“預流”之作。第三，《注評》的切入點——“二十世紀舊體詩詞”——恰是中國文學現代化的“阿喀琉斯之踵”，這也決定了此書的“權力”。新詩因其先鋒性而成為中國文學現代化的尖兵，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與政治認定把持的主流閱讀全緊緊地幫定在了一起。建國以后，統治者對舊詩“束縛思想，又不易學”的判詞與舉國唱誦毛主席詩詞的壯舉既捆住了舊詩的手腳，又留下了讓其呼吸的空隙。憋悶但不至于窒息、生存但不能夠自由的舊詩在新時期“眾聲喧嘩”，達到了二十世紀舊詩史上的最高峰，這一“怪現狀”的確值得我們深思。《注評》的意義在于為深思得我們提供了一條清澈的小溪，“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直達至境。這條小溪流淌的泉水便是回歸讀者的主流閱讀權，便是在一定程度上的非政治認定的歷史化與經典化的進程。上述三點凝結在一起，錢、袁兩位先生那力透紙背的苦心與藍圖便躍然眼前了。

　　《注評》選得精當，注得準確，評得貼切，不失為一部以史家眼光搜集、整理和勘別史料的典范。盡管較之此前劉吶、汪暉、吳曉東、王富仁等人在“舊體詩創作與文學史敘述的關系”這一研究領域的成果并無重要理論創獲，但其系統化的建樹還是告訴我們：但開風氣即足矣！如果說此前的著作是鼓風氣之作的話，那么繼這部開風氣的《注評》而來的，就應當是我們的得風氣之作了！

　　（《二十世紀詩詞注評》，錢理群、袁本良編撰，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2006級三班）